碑铭文的写作传统

近代古代文学研究对碑铭文体的关注一直很缺乏,所以此文将对历代有关碑铭文体的论说进行梳理,以界定“碑铭”文体的范畴,进而为“碑铭”文体正名;回顾了碑铭文历代的实际创作情况,借用明代文体学家徐师曾将碑铭的实际创作分为正体、变体、变而不失其正体以及别体的理论,解说碑铭文创作的演变轨迹。     

《艺文类聚》选录的文体名称和数量辨正

在《艺文类聚》许多子目"文"的部分,分别标注了选录的各类文体,在子目中也有以文体作为标题的,其标注的文体有70种。但是,其中有编者生造的文体;有同一种文体分作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分别收在不同部类的;有将文题误作文体的。经考辨,《艺文类聚》实际选录的文体数量为52种。     

押座文文体特征及意义

论文将押座文界定为运用于讲经文、变文、缘起等敦煌文体之前用以静摄听众的剧场性文体。从朗读、行文等角度考察其流畅性、通俗性、概括性三大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押座文并非专业化文体创作;通过考察押座文的源流阐述其所开创的说唱艺术押座传统,以及唐代敦煌变文等佛教文体的世俗化发展趋势。     

刘勰《文心雕龙》不论“小说”辨

先秦两汉以"小道"为核心标准的"小说"观念,学术性指向远大于文学性,"小说"表现形态驳杂,并不具备稳定的文体。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文论,在理论层面继承了汉人"小说"观念,将"小说"视为一种学术体式而非文学体式,因此在20篇文体论中,没有将"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正面论述,仅仅是在探讨各种文学创作技巧时偶合了当时"小说"创作的一些特点,这符合"小说"创作的实际发展情况与"小说"观念的认知。     

论记体文文体观念的演进

从六朝、唐代、宋明3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概况探讨记体文文体观念的演进,表明不同的社会阶段,文人对记体文的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别:六朝时期,虽有记体文作品存世,却没有创作的自觉;唐代出现了记体文创作的自觉,但尚未建立相应的文体理论;有宋以降,人们在继续写作记体文的同时,还表现出理论认识的自觉。     

论汉代颂体文学观念

颂为汉代重要文体类别,上承先秦告神、颂美宗庙祭歌,下启魏晋后世颂美之文,无论形式、内容,押或文学观念都处于转换变更期.汉人颂体文类辨体意识显得相当模糊.出现将颂与诗、赋、碑、赞等文体称名相混情形.此中情形,既有前代颂体文学创作与观念影响因素.也与汉人颂体创作复杂生态有关.汉代颂体文类意识的模糊与创作的多元化.反映出文学自觉时代到来之前某些特性,即文体现念的含混性与文体创作的自觉意识.     

未完成的突围:形式论视野中的晚清“三界革命”

晚清"三界革命"对散文、诗歌、小说三种文学体裁的文学形式(语言和文体)进行革新,以期突破传统的形式规范,形成崭新的语言和文体。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既未实现语言形式的"言文合一",也未完成文体形式的变革,从而未能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转型。     

东汉颂文的文化特征

东汉颂文从一开始就与国家的礼乐建设结合在一起，受到朝廷的提倡，其功用在于纪功与颂德。在发展过程中，颂文受到经学的影响，不仅在形式上取则经典，而且表现了东汉经学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颂文与东汉史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突出表现在颂文叙事和征实的特征以及前序后颂、其序似传的写法。东汉颂文的这些特征使它和辞赋有明显的区别而与碑铭等文体极为相似。     

论周作人序跋文的文体创造——以《苦雨斋序跋文》为例

序跋文是周作人散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散文文体的一个分支,从侧面丰富、深化了对周氏散文文体创造力与风格特征的认知,是解读周作人的一个重要向度。表述方式、文体风格、文学语言三位一体,相生相成,共同呈现了周作人序跋文体独特的审美创造,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亚类型体式,具备鲜明的文体特征和审美价值。     

两汉移文行文关系、内容与文体特征探微

在继承先秦移文的基础上，两汉移文出现了一定的发展和变化。首先，上行移文出现，且创作主体多为朝廷反叛之人，下行文的创作数量明显增多，平行文创作急剧减少。其次，内容与功能逐渐丰赡，增加了勉励嘉奖类移文。最后，文章体式日趋成熟且结构较为完整，个别篇体或某类篇体出现了较为固定的写作程式，以“移”为题的移文创作数量逐渐增加。这些变化与政治社会变革下迫切的社会需要、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时人文体创作意识及文化水平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