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1903年间梁启超对康有为之离异与回归

1902年2月22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2期上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从而开始一度公开脱离康有为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的轨道,企图独立地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治观、文化观和伦理道德观。但是,1903年2月20日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赴美,至10月31日迫回东京后,又一改初衷,绝口不言革命,从而完成了对其师康有为思想由离异到回归的一个循环。     

浅谈康有为对日外交思想

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康有为,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认识到来自日本的威胁,主张拒和与进攻。同时,他能够突破传统封建思维,接受外来先进事物,主张借鉴日本、实行立宪制。但在抵抗与学习中,因阶级属性所限,康有为又明显存在依赖日本保皇救国的局限的一面。总之,其对日外交思想是个人阶级性和时代性的产物。     

一篇执着的爱国主义宣言书——评康有为《公车上书》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康有为曾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维新以救中国。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将他草拟好的《上今皇帝书》公布于众。在京会试的各省举人约1300余人签名表示支持。故称《公车上书》。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改革社会的政治主张,从思想上对已经存在2000多年的腐朽的封建主义进行猛烈地抨击和挑战。     

略谈中国基督教的爱国运动

中国基督教是从外国传入的。在19世纪,尤其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便越来越同大多数中国人的关系呈现紧张,并被称为“洋教”。根本原因在于,近世以来的西方传教事业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了,成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之一。但基督教并不都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绝大多数为爱国志士。有民族意识的中国基督教徒主张中国教会自立并由此开始了长达近百年的爱国主义运动。     

康有为的用人观

今年是戊戌维新一百周年，一提戊戌变法，我们就自然地想到这一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康有为。康有为不仅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主要领袖，而且也是近代积极主张改革封建用人制度的代表人物。本文拟就康有为的人才观作些探索。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早年受业于著名学者来次琦门下，精通经史，接受了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二十岁，游香港，开始接触资本主义文明。二十五岁，“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酉人治术之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学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Ill。中法战争后，目睹清廷的腐败，康有为…     

略谈中国基督教的爱国运动

中国基督教是从外国传入的。在19世纪，尤其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便越来越同大多数中国人的关系呈现紧张，并被称为“洋教”。根本原因在于，近世以来的西方传教事业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了，成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之一。但基督教并不都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绝大多数为爱国志士。有民族意识的中国基督教徒主张中国教会自立并由此开始了长迭近百年的爱国主义运动。     

从《大同书》看康有为的社会下层情结

康有为大同思想缘起于对社会下层民众的同情，他对未来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预设含有为社会下层民众主张政治权力，帮助他们脱贫解困过上幸福生活的善良愿望。大同社会完美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现的是维护社会底层民众生存、发展权利的意愿。康有为阐发大同理想始终伴随着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同情，其大同理想饱含着为社会下层民众解除困苦的愿望。     

论康有为的求真艺术精神

康有为作为近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点出了当时中国绘画的衰败迹象,主张学习魏晋六朝时期绘画,反对文人画的柔软风格以及避世思想,虽然有些观点过于偏颇,但却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他对于中国绘画的变法论更是影响了一批近代画家。     

甲午战争对科举制度的撞击

甲午战争表明,科举制度不能御敌保国,已失去其育才造士、任官御悔的作用.康有为严厉批判科举制度,提出改革主张.时代前进的潮流终将淘汰腐朽的科举制度,进而创建新的育人选官机制.     

1900年以前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股特殊势力,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可否认,近代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具有很大的侵略性和隐蔽性,给近代的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但是在另一方面,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一面,本文主要介绍的是1900年以前基督教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和政治方面的影响。     

温庭筠“旅游淮上”受辱事件考辨

由于对启文文意的解读分歧,对温庭筠《上裴相公启》中的＂旅游淮上＂受辱事件,学界颇有争议。澄清研究者对＂旅游淮上＂受辱事件的某些误解,考订温庭筠＂旅游淮上＂受辱的时间,有助于进一步廓清温庭筠的生平行迹。温庭筠＂旅游淮上＂应为两次,《上裴相公启》中的＂旅游淮上＂受辱事件当指其年少时为亲表姚勖笞逐之事,时间应在开成元年（836）年初。     

胡适留学美国期间对基督教的态度以及变化原因

青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表示要成为基督教徒，但很快改变自己的想法，不仅坚定少年时代形成的无神论观点，而且对有神论作了系统批判。不过，他始终对基督教保持一种研究的态度，一直欣赏基督教经典启发性的知识，胡适能够接纳基督教的思想，与他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子的宽容思想影响有关，而他改变对基督教的看法，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实用主义的引导，归结为两点：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论和树立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来华耶稣会士龙华民事迹

龙华民系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1597年始在韶州传教达十余年之久。利玛窦死后担任天主教在华负责人,曾持与利氏不同的传教方针,不过后来在遭遇挫折后有所改变,后来又到山东传教。他著有《圣撒若法行实》、《地震解》等多部中文著作,又参与了《崇祯历书》的编纂、校订工作,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死后葬于北京。     

论《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悲剧人物——阿历克与苔丝

《德伯家的苔丝》是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品。苔丝是这部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她是一个美丽单纯的乡村姑娘,由于遭到纨绔子弟阿历克的引诱和玷污而改变了一生。所有的读者在阅读过这个故事之后无不慨叹苔丝是个悲剧人物。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了阿历克的人物形象,也突破以往阿历克与苔丝之间的害人者与被害者的关系,就“恋爱”——人类这一话题来发掘出阿历克身上的闪光点。纵观阿历克对苔丝的追求．特别是从他悔悟之后,对苔丝的感情可以说是异乎强烈而真诚的。他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出发,不失时机地用金钱收服苔丝,他自认为待苔丝很不错,也许苔丝早晚有一天会对他心生情意的。但他忽略了苔丝的人生和情感,他不明白强迫苔丝做的一切都是她最痛恨的,早晚有一天会导致精神危机的爆发。阿历克无法理解苔丝,更无法理解自己的死。这个结局,不论是对阿历克来说,还是对苔丝来说都是一场悲剧。     

唐一庵心学引论

唐一庵心学以融气人心的理本论为基础,接洽阳明心学,发展出以心学方法把握客观之理的新型理学形态。“讨真心”则是实现其理学的工夫论,是实现其成圣的功夫手段,其学术立场是传统程朱理学而非阳明心学的。唐一庵针对阳明后学曲解“致良知”引发的不研实在之理,提出以“讨真心”为研究实用之理的不二法门。这有助于良知学在新的环境下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良知学的实用主义色彩。     

论黄远生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意义

作为民国初年著名的新闻记者，黄远生提出的一些文化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不仅首倡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启蒙和影响了陈独秀、胡适、周恩来等一批五四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其对于灵魂深处的忏悔精神和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也进一步完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构建。其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应该得到肯定。     

商鞅韩非子法治思想探析

商鞅与韩非子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商鞅是法家学派早期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思想开创了法家学派重法的传统，《商君书》是其法治思想的精华。韩非子是法家后期的思想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商鞅法治思想的特点是重“法”，相对忽视了“术”与“势”在国家治理当中的作用。韩非在商鞅重“法”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了法治中“术”和“势”的巨大作用，并最终形成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在君臣关系问题上，商鞅强调“君臣共操”，即共同治理国家，使君臣关系和谐；韩非子则提倡以“术”御臣，容易造成君臣关系紧张。从法治思想的具体运用来看，商鞅相对重视“农战”，主张农业和战争相结合，其目的是富国强兵；韩非重君权，其法治思想以君主专制为出发点和归宿。     

神话学视域下《活着》中福贵的原型解构

美国著名的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地区的神话故事,总结出了不同民族神话英雄成长的一个通用模式,即:分离——历练——蜕变。《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最负盛名的一部作品,它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老人福贵六十余年的风雨人生,诠释了热爱生命的"活着"哲学。小说中的主人公福贵同样经历了从地位丧失到死亡考验最后到超然直面人生的蜕变过程,他的一生符合坎贝尔的神话英雄进化模式,因此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神话英雄。     

马戴湖湘贬谪诗略论

唐大中初期,马戴贬谪到朗州龙阳之后,他游历过湖湘不少地区,对湖湘山水及贬谪生活有一定的切身感受,创作了不少与湖湘有关的诗歌。他的这些湖湘贬谪诗,善于捕捉、选择和组合一些清幽、冷寂而又富有神韵的自然意象来表达自己的羁旅之思,失意之感,使其诗歌显露出明显的“清峭雅奇”的艺术风格,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     

匿名基督徒--论徐志摩诗歌的基督情结

在徐志摩的诗中，常会有《圣经》中的语汇出现，诸如：上帝，耶稣，天使等。此外还有直接以《圣经》中的人物和故事为其创作题材的作品，和诗中弥漫着的基督精神，这一切使我们不禁要问徐志摩与基督教的“情缘”究竟何在?其实，作为理想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徐志摩，他所认同的并非是基督教神奇迷离的宗教传说和枯燥乏味的教义。他所关注更多的是耶稣那种伟大的人格和精神．并为他的社会理想寻找依托的思想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