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价值与依据——关于伊朗电影《樱桃的滋味》的存在主义解读

存在主义是一个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在20世纪中流传的非常广泛。而自从存在主义与电影结合后,存在主义则找到了用影象表现人的内部世界的方式理解人类＂存在＂的本身。本文结合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的代表作《樱桃的滋味》,分析存在主义哲学思维对阿巴斯电影的影响。     

贾樟柯影像的文化意蕴

贾樟柯生于1970年,山西汾阳人,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理论专业。他是中国新生代电影导演群体的中坚,“故乡三部曲”之《小武》《站台》和《任逍遥》成为新生代电影的重要代表。同时他身体力行,参与并引导了中国新兴的青年DV电影创作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注“贾樟柯现象”其实就是对中国新生代电影研究关键词的一种梳理,如边缘化、平民视角、现实主义、都市化、新DV运动和美学转型等等。本期的四篇论文中,美国明尼苏达大学JasonMcGrath教授的论文《我对贾樟柯电影的一些看法》从比较电影研究的视角,强调贾樟柯早期影片创作在新纪实运动的影响下逐渐显露出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这种“如其所是”的现实影像不同于政治现实主义和第五代的寓言式电影,从而表现出国际艺术片普遍具有的世界性美学特征。林少雄教授《贾樟柯影像的文化意蕴》从身份认同观念、视像书写意识、时间感悟体验与空间建构意识等方面,探讨中国新生代导演全新的“影像本体”美学的建构过程。刘志荣博士《漫谈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从切实的感性实感出发,指出贾樟柯电影是从日常生活中升腾起来的“无邪”之诗,这源于导演本人对于生活世界保持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文化之根的溯求。王卓慈副教授《修复失忆的影像表达》则以贾樟     

修复失忆的影像表达

贾樟柯生于1970年,山西汾阳人,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理论专业。他是中国新生代电影导演群体的中坚,“故乡三部曲”之《小武》《站台》和《任逍遥》成为新生代电影的重要代表。同时他身体力行,参与并引导了中国新兴的青年DV电影创作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注“贾樟柯现象”其实就是对中国新生代电影研究关键词的一种梳理,如边缘化、平民视角、现实主义、都市化、新DV运动和美学转型等等。本期的四篇论文中,美国明尼苏达大学JasonMcGrath教授的论文《我对贾樟柯电影的一些看法》从比较电影研究的视角,强调贾樟柯早期影片创作在新纪实运动的影响下逐渐显露出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这种“如其所是”的现实影像不同于政治现实主义和第五代的寓言式电影,从而表现出国际艺术片普遍具有的世界性美学特征。林少雄教授《贾樟柯影像的文化意蕴》从身份认同观念、视像书写意识、时间感悟体验与空间建构意识等方面,探讨中国新生代导演全新的“影像本体”美学的建构过程。刘志荣博士《漫谈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从切实的感性实感出发,指出贾樟柯电影是从日常生活中升腾起来的“无邪”之诗,这源于导演本人对于生活世界保持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文化之根的溯求。王卓慈副教授《修复失忆的影像表达》则以贾樟     

漫谈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

贾樟柯生于1970年,山西汾阳人,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理论专业。他是中国新生代电影导演群体的中坚,“故乡三部曲”之《小武》《站台》和《任逍遥》成为新生代电影的重要代表。同时他身体力行,参与并引导了中国新兴的青年DV电影创作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注“贾樟柯现象”其实就是对中国新生代电影研究关键词的一种梳理,如边缘化、平民视角、现实主义、都市化、新DV运动和美学转型等等。本期的四篇论文中,美国明尼苏达大学JasonMcGrath教授的论文《我对贾樟柯电影的一些看法》从比较电影研究的视角,强调贾樟柯早期影片创作在新纪实运动的影响下逐渐显露出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这种“如其所是”的现实影像不同于政治现实主义和第五代的寓言式电影,从而表现出国际艺术片普遍具有的世界性美学特征。林少雄教授《贾樟柯影像的文化意蕴》从身份认同观念、视像书写意识、时间感悟体验与空间建构意识等方面,探讨中国新生代导演全新的“影像本体”美学的建构过程。刘志荣博士《漫谈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从切实的感性实感出发,指出贾樟柯电影是从日常生活中升腾起来的“无邪”之诗,这源于导演本人对于生活世界保持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文化之根的溯求。王卓慈副教授《修复失忆的影像表达》则以贾樟     

伊朗电影导演:蛋糕上的樱桃

伊朗电影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不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费里尼奖章来赢得世界的瞩目。他已经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项,其中包括因执导电影《樱桃的滋味》而获得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然而,伊朗大使出席了去年11月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为他举行的颁奖仪式。这是他的作品获得伊朗官方肯定的迹象。他为此等了很久。虽然对本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不满,这位57岁的电影导演还是决定留在他的祖国,象许多同行一样继续从事电影创作。这个肯定的迹象无疑是和伊朗国内的政治变化相联系的。去年5月穆罕默德·卡塔米当选为伊朗总统是这些变化的见证。阿巴斯对这些变化是深表赞同的。     

新生代电影研究之二：贾樟柯论——我对贾樟柯电影的一些看法

贾樟柯生于1970年,山西汾阳人,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理论专业。他是中国新生代电影导演群体的中坚,“故乡三部曲”之《小武》《站台》和《任逍遥》成为新生代电影的重要代表。同时他身体力行,参与并引导了中国新兴的青年DV电影创作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注“贾樟柯现象”其实就是对中国新生代电影研究关键词的一种梳理,如边缘化、平民视角、现实主义、都市化、新DV运动和美学转型等等。本期的四篇论文中,美国明尼苏达大学JasonMcGrath教授的论文《我对贾樟柯电影的一些看法》从比较电影研究的视角,强调贾樟柯早期影片创作在新纪实运动的影响下逐渐显露出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这种“如其所是”的现实影像不同于政治现实主义和第五代的寓言式电影,从而表现出国际艺术片普遍具有的世界性美学特征。林少雄教授《贾樟柯影像的文化意蕴》从身份认同观念、视像书写意识、时间感悟体验与空间建构意识等方面,探讨中国新生代导演全新的“影像本体”美学的建构过程。刘志荣博士《漫谈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从切实的感性实感出发,指出贾樟柯电影是从日常生活中升腾起来的“无邪”之诗,这源于导演本人对于生活世界保持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文化之根的溯求。王卓慈副教授《修复失忆的影像表达》则以贾樟     

“小众”电影直击人心 让人“吃惊”的伊朗电影

<正>近年来,伊朗电影频频在国际影坛获奖。人们吃惊地发现,伊朗电影原来是那么纯净、柔美,如清泉流淌,如琴音悠扬。20世纪90年代,阿巴斯·基亚鲁斯塔米声名鹊起,在世界影坛上刮起一阵伊朗风。他于1987年拍摄的《何处是我朋友家》在德黑兰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国际电影节之旅,引发了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誉。之后他拍摄了《生生长流》和《橄榄树下的情人》,更是在顶级的威尼斯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认可。     

新生代电影研究之四：张元论——对最大的社会宽容度和对平等的概念感兴趣——青年导演张元访谈

张元出生于1963年,198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他在1990年代初期拍摄完成的《妈妈》被认为是当代国内第一部“独立电影”。张元称得上是中国新生代导演群体中少有的“高产者”。在“浮出地表”之前,电影《北京杂种》《儿子》和《东宫.西宫》为他赢得了众多的国际声誉;而在1998年取得国际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解禁令”之后,他又相继执导了影片《过年回家》《疯狂英语》《我爱你》《绿茶》《江姐》和《看上去很美》,也因此成为较早涉足国内电影商业化运作的一位新生代导演。作为新生代导演群体中的一类代表,张元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往返游走于“先锋”与“主旋律”之间的那份从容,而且“张元现象”也成为考量中国新生代导演十余年间辗转于电影美学与市场运作之间独特体验的生动样本。别有深意的是,这些细节都在某种特定的“全球化语境”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放大和渲染。本期邀约的四篇论文中,孙绍谊博士与李迅研究员提供的导演访谈尽可能地保留了许多现场交流的细节,使我们得以直接了解张元本人对于国内电影市场不无真诚又略显偏激的态度。这不仅是对读者反应式批评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正是本栏目所期冀的多元文体与多元研究路向的一次探索实践。刘福泉教授的《张元:在寻找中站立》秉承了传统美学批评的理路,以反叛、寻找、皈依为关键词,梳理张元从“小众”到“大众”乃至“主旋律”创作的心路历程。Adam Lam博士的《“第六代”:后现代文化的符码“仿真”》则通过对张元与另一位新生代导演管虎作品的比较研究,试图说明在“国际化”的巨型“能指”背后隐藏的权力运作机制。关于此问题,钱春莲、邱宝林二位博士合作完成的论文《论新生代电影导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提供出另外一种思路。论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探讨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双重维度上,新生代导演如何在直面市场的经济策略与以民族认同为基点的文化策略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并且将两岸三地青年导演的区域性合作纳入新生代电影的产业实践。这无疑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路向,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合作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论新生代电影导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张元出生于1963年,198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他在1990年代初期拍摄完成的《妈妈》被认为是当代国内第一部“独立电影”。张元称得上是中国新生代导演群体中少有的“高产者”。在“浮出地表”之前,电影《北京杂种》《儿子》和《东宫.西宫》为他赢得了众多的国际声誉;而在1998年取得国际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解禁令”之后,他又相继执导了影片《过年回家》《疯狂英语》《我爱你》《绿茶》《江姐》和《看上去很美》,也因此成为较早涉足国内电影商业化运作的一位新生代导演。作为新生代导演群体中的一类代表,张元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往返游走于“先锋”与“主旋律”之间的那份从容,而且“张元现象”也成为考量中国新生代导演十余年间辗转于电影美学与市场运作之间独特体验的生动样本。别有深意的是,这些细节都在某种特定的“全球化语境”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放大和渲染。本期邀约的四篇论文中,孙绍谊博士与李迅研究员提供的导演访谈尽可能地保留了许多现场交流的细节,使我们得以直接了解张元本人对于国内电影市场不无真诚又略显偏激的态度。这不仅是对读者反应式批评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正是本栏目所期冀的多元文体与多元研究路向的一次探索实践。刘福泉教授的《张元:在寻找中站立》秉承了传统美学批评的理路,以反叛、寻找、皈依为关键词,梳理张元从“小众”到“大众”乃至“主旋律”创作的心路历程。Adam Lam博士的《“第六代”:后现代文化的符码“仿真”》则通过对张元与另一位新生代导演管虎作品的比较研究,试图说明在“国际化”的巨型“能指”背后隐藏的权力运作机制。关于此问题,钱春莲、邱宝林二位博士合作完成的论文《论新生代电影导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提供出另外一种思路。论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探讨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双重维度上,新生代导演如何在直面市场的经济策略与以民族认同为基点的文化策略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并且将两岸三地青年导演的区域性合作纳入新生代电影的产业实践。这无疑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路向,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合作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浅析《断背山》中画面镜头的运用

著名华人导演李安近年来蜚声国际影坛,他成长在一个有浓厚中国艺术氛围的家庭里,由他执导的《父亲三部曲》深得人心,2000年的《卧虎藏龙》荣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成为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华语片,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亦是全球票房最高的华语片记录保持者。李安在电影的拍摄中不断探索创新,将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完美结合,运用镜头语言揭示电影内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     

“第六代”：后现代文化的符码“仿真”——张元、管虎创作比较研究

张元出生于1963年,198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他在1990年代初期拍摄完成的《妈妈》被认为是当代国内第一部“独立电影”。张元称得上是中国新生代导演群体中少有的“高产者”。在“浮出地表”之前,电影《北京杂种》《儿子》和《东宫.西宫》为他赢得了众多的国际声誉;而在1998年取得国际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解禁令”之后,他又相继执导了影片《过年回家》《疯狂英语》《我爱你》《绿茶》《江姐》和《看上去很美》,也因此成为较早涉足国内电影商业化运作的一位新生代导演。作为新生代导演群体中的一类代表,张元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往返游走于“先锋”与“主旋律”之间的那份从容,而且“张元现象”也成为考量中国新生代导演十余年间辗转于电影美学与市场运作之间独特体验的生动样本。别有深意的是,这些细节都在某种特定的“全球化语境”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放大和渲染。本期邀约的四篇论文中,孙绍谊博士与李迅研究员提供的导演访谈尽可能地保留了许多现场交流的细节,使我们得以直接了解张元本人对于国内电影市场不无真诚又略显偏激的态度。这不仅是对读者反应式批评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正是本栏目所期冀的多元文体与多元研究路向的一次探索实践。刘福泉教授的《张元:在寻找中站立》秉承了传统美学批评的理路,以反叛、寻找、皈依为关键词,梳理张元从“小众”到“大众”乃至“主旋律”创作的心路历程。Adam Lam博士的《“第六代”:后现代文化的符码“仿真”》则通过对张元与另一位新生代导演管虎作品的比较研究,试图说明在“国际化”的巨型“能指”背后隐藏的权力运作机制。关于此问题,钱春莲、邱宝林二位博士合作完成的论文《论新生代电影导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提供出另外一种思路。论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探讨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双重维度上,新生代导演如何在直面市场的经济策略与以民族认同为基点的文化策略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并且将两岸三地青年导演的区域性合作纳入新生代电影的产业实践。这无疑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路向,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合作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张元：在寻找中站立

张元出生于1963年,198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他在1990年代初期拍摄完成的《妈妈》被认为是当代国内第一部“独立电影”。张元称得上是中国新生代导演群体中少有的“高产者”。在“浮出地表”之前,电影《北京杂种》《儿子》和《东宫.西宫》为他赢得了众多的国际声誉;而在1998年取得国际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解禁令”之后,他又相继执导了影片《过年回家》《疯狂英语》《我爱你》《绿茶》《江姐》和《看上去很美》,也因此成为较早涉足国内电影商业化运作的一位新生代导演。作为新生代导演群体中的一类代表,张元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往返游走于“先锋”与“主旋律”之间的那份从容,而且“张元现象”也成为考量中国新生代导演十余年间辗转于电影美学与市场运作之间独特体验的生动样本。别有深意的是,这些细节都在某种特定的“全球化语境”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放大和渲染。本期邀约的四篇论文中,孙绍谊博士与李迅研究员提供的导演访谈尽可能地保留了许多现场交流的细节,使我们得以直接了解张元本人对于国内电影市场不无真诚又略显偏激的态度。这不仅是对读者反应式批评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正是本栏目所期冀的多元文体与多元研究路向的一次探索实践。刘福泉教授的《张元:在寻找中站立》秉承了传统美学批评的理路,以反叛、寻找、皈依为关键词,梳理张元从“小众”到“大众”乃至“主旋律”创作的心路历程。Adam Lam博士的《“第六代”:后现代文化的符码“仿真”》则通过对张元与另一位新生代导演管虎作品的比较研究,试图说明在“国际化”的巨型“能指”背后隐藏的权力运作机制。关于此问题,钱春莲、邱宝林二位博士合作完成的论文《论新生代电影导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提供出另外一种思路。论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探讨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双重维度上,新生代导演如何在直面市场的经济策略与以民族认同为基点的文化策略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并且将两岸三地青年导演的区域性合作纳入新生代电影的产业实践。这无疑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路向,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合作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电影是虚构的纪录片 霍纳斯·特鲁埃瓦：平静的叛逆者

正2020年,法国《电影手册》将西班牙导演霍纳斯·特鲁埃瓦的电影《八月处子》列入了年度十佳,同年6月,霍纳斯在疫情期间接受了《电影手册》的电话采访。这一切,标志着一个年轻的创作者进入了全世界艺术片影迷的世界。霍纳斯·特鲁埃瓦出生于1981年,是一名电影编剧、导演和小说家。他来自一个庞大的电影世家:父亲费尔南多·特鲁埃瓦曾是《国家报》影评人、前西班牙电影协会主席,其指导的电影《觉醒之年》在1986年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韩国电影《寄生虫》是怎样走进美国市场的

2月9日,韩国电影《寄生虫》摘得第9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在奥斯卡的历史上,代表最高荣誉的最佳导演奖、最佳影片奖曾有几次被美国以外国家的电影摘得,如1988年意大利导演贝特鲁奇因执导的《末代皇帝》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九项奖,2001年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获最佳外语片、最佳艺术指导等四项奖。非英语的美国以外电影获最佳影片奖,《寄生虫》是首例。     

爱情梦境中的历史寓言:《最好的时光》

电影《最好的时光》通过三段式结构呈现了淡化、面对、忘却三种不同的对待殖民历史和后殖民现状的态度。这部电影的导演侯孝贤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领军人物,他拍摄的电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文化内蕴。     

创作“卖花姑娘”的金正日

他多次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对银幕的酷爱,他说:“如果我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我肯定是个出色的电影导演,或者至少是个电影评论家。”     

章家瑞电影风格论

章家瑞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位导演,《红河》、《花腰新娘》、《芳香之旅》等影片,不仅奠定了他在导演界的地位,更让影视界耳目一新。章家瑞电影尽管投资低,但却独树一帜,有着自己的风格。     

波斯的诱惑——伊朗综合艺术展

提起伊朗,我们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许多关联词:波斯地毯、《一千零一夜》、丝绸之路和目前正被看好的伊朗电影,等等。11月28日至12月7日由两国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共同主办的“伊朗综合艺术展”则向我们展现了来自西亚文明古国原汁原味的艺术珍品。伊朗古称“波斯”,有四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伊朗的文化艺术对人类文明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伊朗的金属、漆器、镶嵌、染织、陶瓷和雕塑工艺在世界艺术史上一直享有声誉。中国和伊朗是同属亚洲的两个文明古国,古老的丝绸之路是中伊两个伟大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中国史书中常说的胡舞、胡乐、胡琴、胡…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北欧“童话”

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出生于1957年,其家族姓“考里斯马基”在芬兰语中意指“鹿之山”.他没有读过电影学院,做过几年影评人,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作者电影导演之一. 阿基被法国《电影手册》誉为“新世纪最有希望的导演”,他的前辈、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认为他是“北欧最具大师潜质的导演”.而另一位“大师候选人”当然就是...     

伊朗女性电影导演创作的女性主义特质

20世纪末期以来,伊朗女性导演立足伊朗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伊朗女性社会生存状态的真实再现中展开对男权制的批判,张扬伊朗女性的主体意识,探索女性获得解放的途径。伊朗女性导演的创作以鲜明的女性视角折射出伊朗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伊朗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精神追求,表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