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随笔(四) 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化学用字

苏培成《造新汉字的现状应当改变》(科技术语研究 1 999年第 3期 )一文提出了一个值得化学家们深思的命题 :化学用字在汉字新造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至今还在造 ,走的是一百多年前江南制造局的老路 ,请化学家考虑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苏文不解 :为什么把“养气”、“轻气”、“淡气”叫做“氧”、“氢”、“氮” ,把“白金”叫做“铂” ,把“白铅”叫做“锌” ?为什么要造出四五百个“有机化学新字”来 ?为什么至今还在造生僻冷门的化学用字 ?苏文指出 :语言学家早就提出用汉语拼音转写国外的科技术语 ,例如 ,“锿”改为“Ｅ ｉｎｓｔｅｉｎ…     

从化学新造字谈计算机外字和标准化

记得从上个世纪 50年代求学时候起 ,就不时读到语言学家停止造新汉字的呼吁。把这当作汉字规范化的大事。汉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以来 ,汉字开始成为技术标准化关注的对象。现行汉字编码标准基本采取与英文一样的“一字符一码位”方式 ,造新字就更显得和这种标准格格不入。“停止造新字”看来似乎已是必然趋势。不久前读到石磬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 ,2 0 0 1年 2期 ,下称石文 )。石文以外行人易懂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化学新造字。读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我不是语言学家 ,也不是化学家 ,只是一个长期从事计算机专业…     

从化学新造字谈计算机外字和标准化

记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求学时候起,就不时读到语言学家停止造新汉字的呼吁。把这当作汉字规范化的大事。汉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以来,汉字开始成为技术标准化关注的对象。现行汉字编码标准基本采取与英文一样的“一字符一码位”方式,造新字就更显得和这种标准格格不入。“停止造新字”看来似乎已是必然趋势。不久前读到石磬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2期,下称石文)。石文以外行人易懂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化学新造字。读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我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化学家,只是一个长期从事计算机专业教学的教师,参加过若干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工作。现就汉字标准化与化学新造字有关问题发表一些议论。关于化学新造字据苏培成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1999年3期,下称苏文),从清末江南造船局到1964年,化学新造汉字已达647个。1998年1月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又给105～109号元素新造了五个汉字。苏先生正是面对这种无休止造新字的势态发出呼吁的。苏文虽短,但集中反映了语文界的主流观点。这些观点是：“汉字字数繁多,而且数目不定：‘出生不报,死亡不销’。这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给我国教育和科技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汉字规范化要求四定,“四定首先是定量”。要实现现代汉字定量,就必须停止造新字,不再复活死字。强调“现代汉语词汇有很强的复音化倾向”。大量使用复音词,便可避免造新字。还建议采用汉语拼音转写科技术语。苏文最后呼吁化学家克服习惯势力的阻挠和抵抗,从中国语文现代化大局出发,停止造新字。石文是我读到的第一篇鲜明地正面论述化学新造汉字必要性、合理性、必然性的文章。他用外行人易懂的具体例子说明：“由于化合物的组成复杂,不用新字会使表达它们的新复合词音节变得很长,很难为大家接受”。“造了新字才使以这些新字组合的复音词化学术语简单、科学、合理”。石文认为汉语新词的规律有复音化和多音词缩合化的两向性,只强调复音化是片面的。石文认为,新化合物种类繁多,层出不穷,对于不断出现的化合物母体,不得已造新字,是不可避免的。石文中上述论述十分自信,但其关于造新字“砆”作为fullerenes的汉字名时,则显得颇为犹豫和无奈。关于计算机外字汉字的计算机处理,首先要用二进制数码表示每个汉字。这就是汉字编码。中国现今应用最广的编码标准是GB2312,颁布于1980年,收录了6763个汉字字符(包括少量非字偏旁)。这6763个以外的汉字,对GB2312就叫集外字,简称外字。计算机字库芯片和有关汉字软件都按技术标准批量生产制作。这批量的规模是数万,数十万,数百万……对这批量生产的计算机,外字都是不能使用的,计算机不认识它们。现今汉字应用软件中,为解决外字问题,提供了补字造字软件。用这种软件造字时,由操作员决定给一个外字什么代码,并具体设计其字形。这种外字处理方式是操作者的个体行为。只有造字者使用的计算机才认识这个外字。在网络环境下,外字无法以代码方式在网上传输交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专用汉字系统(由专项经费支持开发的、带有大量自造外字的)无法上网的原因。这种外字处理方式,对单台计算机,对系统内的若干计算机,主要用于排版打字时,有一定使用价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新造的计算机外字和集内字仍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至少有：①新补造的字,无法受字形控制符控制。现行造字软件通常只能按一种字体设计字形。你造了个宋体字,在排版时,用控制符让它变成楷体或隶书,都是不行的。只有集内字才可以。②新补造的外字,输入法难于和集内字统一,常常只能用区位数码输入。③补造的外字无法与集内字统一排序处理。④最重要的还是这种文件无法以代码方法与其他计算机交换。可见,这种新造的外字仍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就有许多麻烦要你处理。为了解决GB2312所收汉字不够用的问题,国家后来又相续颁布过几个大字符集编码,收入汉字两万或更多,但外字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反而又增加了一个多编码并存并用,混乱不统一的问题。化学新造汉字,要考虑音义的合理、贴切,常不得不造出个计算机外字。这种外字尽管可以得到许多语言学家的同意,尽管可能获得有关部门领导的承认,但只要不被纳入国家技术标准并明令颁布实施,它就仍然是计算机外字。用现行造字软件新造了它,它也依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而汉字编码国家标准的修订又远非那么容易。外字难题的由来仅从具体技术上讲,是由于汉字沿用了或误用了适用于英文的编码方式(一字符一码位)和单纯的线性编辑操作。英文是封闭的小字符集,字符数量少而又明确确定。而汉字是开放性大字符集,字符数量庞大而又字无定数,且有不断的造字需求。按“一字符一码位”方式,只能先编码基本汉字,而后扩充,再扩充。这就自然产生了外字问题。人们手写时没有外字问题,是因为手写时可随时拼组出所需要的汉字。这样拼组则是非线性的叠加操作。英文已积累的大量文字软件中基本上都是线性操作。20多年来外字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有许多原因值得分析,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本文无法展开讨论。宏观地或简单地说,这是汉字计算机化处理发展初期,由于进展迅猛和缺少经验,不小心落入了英文之巢窟而难于自拔。回顾汉字问题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在农业时代,手工操作是文字处理的主要特征。这期间汉字技术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造纸和印刷术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在工业化时代,二三百年中,文字处理技术的主流是机械化。机械打字和以机械打字为收、发端的电报传讯是这个时代最典型最普及的文字工具。汉字在机械化面前,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姗姗来迟的汉字机械打字机和汉字四码电报,在与英文的比较中,突出显现了汉字的繁难、笨重、低效,难于普及。这深深刺痛了中国的志士仁人。这个时代又恰巧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境遇的时代。救国图强的中国文化人迁怒于汉字,把改革乃至抛弃汉字当作救国之策。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同年同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不久,走拼音化道路的主张被提出来。而六七十年代英文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此时的汉字肩负着机械化和计算机化的双重重负,艰难、无望、甚是悲凉。直至80年代 ,仍有语言学家断言,计算机是汉字的最终掘墓人。但历史却出人意料,短短的十余年间汉字竟然神奇地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90年代初中国出版印刷业全面告别铅与火,大批作家、记者换笔潮,表明汉字计算机化初步成功。人们开始明白,文字的技术属性优劣,是个历史性概念。汉字的无法真正机械化和汉字能够自动化、智能化都是历史事实。但二三百年的“山穷水尽”和十余年间的“柳暗花明”,毕竟来得太突然。这神奇的发展初期,除少数成果是政府和有关机构计划支持者外,大量的应该说是有志者自主地,乃至即兴地创造。那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数百种汉字输入法之涌现,真可以看作是汉字复兴大业之开台锣鼓。汉字计算机外字问题是这迅猛发展中的一个具体失误,又由于技术标准的强制性、稳定性,问题的彻底解决就必然有些麻烦。新世纪,是彻底解决外字问题的时候了计算机网络正在中国迅速普及。网络环境下外字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外字无法上网传输。许多花巨资开发的汉字专用系统和相关文献资料成了信息高速路旁的堆积物。外字问题的彻底解决,还将带动其他难题的解决。上个世纪的最后20多年,具汉字功能的计算机实现了从无到有,实现了初步优选和普及。积20多年的技术和经验,是该实现全汉字完整完满解决的时候了。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这里简要通俗地描述一个可以彻底摆脱外字困扰的技术方案。它是真正适用汉字这种开放性大字符集的。它可以统一处理全部汉字。这里的处理,包括编码表示、字形表示、存储、输入、编辑操作及传输。这里的全部汉字包括已知的所有汉字,和那些可能造出而尚未造出的汉字。它同时应该实现繁简体字一体化处理。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繁简体汉字的不同使用,是政治对立隔绝的历史形成的。而计算机化过程中分别采用了不同编码标准则事实上加强了繁简分立,给汉字统一规范制造了新的障碍。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应实现繁简汉字一体化处理,为统一规范的汉字应用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该方案的具体技术要点如下。1.使用综合编码方案。被编码的汉字字符包括3类。a类为常用汉字(包括繁简体,约数千,占实用字次的95%以上)。b类,为除a类外的其他各种可能的构字部件(偏旁、部首、字根之类)。c类为结构类型控制符(三五十左右)。全部编码字符数千足矣。2.在上述第1条的基础上,在传统字处理线性操作基础上,增加拼组汉字功能。对a,b类汉字字符,直接用单一编码表示、调用。对其他汉字使用如下定义式描述：<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结构类型符>由单个c类字符充当。<汉字字符串>是a类和b类字符组成的串。计算机软件自动地依定义式拼组成单个汉字。下面举例说明。为便于排版,避免另造外字,下面的例子中暂且用黑体的“刂、二、川”表示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左中右结构。105～107号元素所选用的三个汉字、、可分别表示为字符串：刂金杜,刂金喜,刂金波。105和107号元素名还可以三分表示：川金木土,川金波。这种情况下,一篇文稿的计算机化文本将有两个：a.源文本,其中直接用<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描述未编码汉字。b.目标文本,其中不再出现定义式。定义式由计算机软件自动拼组化为单个汉字。人工手写的文稿,可以直接写成目标文本,也可以使用定义式。使用者个人随意。3.设计统一的输入法。键盘上对c类的结构类型符逐一分配码位。未编码的汉字即外字,输入码一律是结构类型符打头的键盘符号串。4.字形库分永久性字库和动态字库。永久性字库存已编码字符(包括a,b,c3类)的字形信息。动态字库存按定义式拼组生成的字形信息。为了保证拼组字形的高质量,前述b类字符中可能包括同一个部件有显著差异的不同变体。如部件“木”可有上木(森之上部),下木(梨之下部),左木(树之左部),右木(淋之右部)等。按此法安排,前述b类字符的数量将由数百增至二三千。计算机软件只依靠定义式,无需其他信息便可自动选用相应部件,拼组出符合印刷质量的字形(质量稍差,似亦无防大体。拼组字常只占甚小比例)。只要拼组用部件设计了不同字体(宋、黑、楷、隶等),就可以拼组出相应字体的拼组字。此时的外字字体便可按排版软件中字体控制符变化。拼组字库能显著缩小字库所需存储量。为了减少永久性字库消耗,有人把a类常用汉字字形也用拼组方式形成。本人见到过全拼组式的汉字系统,其印字质量和速度均可满足使用需求。5.仿照王竹溪先生在《部首大字典》首先提出和使用的汉字排序法,可以实现内外字的统一排序。王竹溪先生选取数十个部件称为汉字字母,每个汉字都按规则拆分为汉字字母串(该串即汉字之排序码)。再利用英文词典序相同方式给出汉字排序。外字的排序码由软件按定义式自动生成,和已编码字的排序码相似。6.此种系统中,利用源文本文件,使用拼组定义式的外字以及它和编码字符的任意组合,都可以作为检索单元作检索。7.源文本文件可以上网传输。目标文本可以在任意终端上自动拼组生成。上面描述的方案并非只是笔者的空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多人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实现过,推出过商品化产品。只是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功,或未能成为主流方式。与强制性的国家现行技术标准(尽管是陷入ASCII巢窟中的)的不一致是导致恶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据知,现今某些排版系统内部,如某日报编辑部与全国多个印刷点之间,便采用本文所描述的定义式方式实现异地外字代码的传输。客观地说,ASCII编码体制以及后来的有关汉字标准,并没有公然地、赤裸裸地否定排斥拼组式操作,甚至一直留有拼组活口。最早的ASCII编码国际标准便提到可以用拼组方式生成带附加符号的字母(如头上带双点的U)。现在看来,这活口是英文给它的同宗小兄弟(使用多种附加符号的欧洲拉丁字母系文字)留下的画饼充饥之画饼、望梅止渴之梅果罢了。后来的汉字有关标准所留拼组的活口,则是给汉字用户留下的画饼和望梅而已。但需知,我们忍耐饥渴,等待真正可食之饼,可食之梅的时候,正是有关利益集团大赢其利的黄金时光呀。再说可行性与困难数学公式、化学反应方程和结构式,乐谱(简谱、五线谱),服装设计图,动画都已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其中的非线性叠加拼组操作,无一不比汉字拼组来得复杂多样。各类程序语言和应用软件中,源文件和目标文件的使用已是普遍常规。因而可以相信,上述具拼组功能的全汉字完整处理方案不存在严重技术困难。有人担心,这种系统将给随意滥造汉字提供方便。我想,这不会比现行英文中拼写错更为严重。英文词的打字输入几乎没有限制。英文WORD软件的拼写检查,要在机内存储庞大字典和拼写规则库存。对查出的可能差错以下划绿红线方式提示操作者。前述拼组汉字系统,由于定义式都以结构类型符打头,庞大字典是不需要的,效率只能高,不会更低。有人担心拼写不唯一(如字的二分和三分)会造成检索失误。此类问题不难通过具体规则限制(只要规定最小拆分或最大拆分即可)。至于目标文件视觉长度和源文本不一致则纯属枝节,不足为虑。本人认为主要的困难不在于技术方面,而在于学术思想,管理体制,编码技术标准体制,有关机构、集团的经济利益之权衡和学术领导地位之思虑,等等。另一方面的因素是这种拼组式全汉字系统是否有强烈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也与广大汉字用户对有关问题的性质、缘由、严重性、解决可能性的认识或知识有关。笔者撰写本文就是想和术语学界、语文学界等有关各界作一沟通交流。如果饥渴尚可忍耐,或饥渴者不众,那便也只有等待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拼组式全汉字系统将为汉语文化圈统一规范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把现今被不同编码标准所强化、复杂化了的繁简对立变为繁简一体,混然一炉,使繁简体的使用成为可以由操作者个人选择的平常事。周有光先生在多种场合呼吁,迅速缩小由政治地域等历史原因造成的汉语文不统一(不统一表现为三种汉语文：普通活+简化字的大陆语文,普通话+繁体字的台湾语文,广东话+繁体字的港澳语文)。此项工作需要国家高层决策者的支持。但没有各有关方面专家的理解支持,也不会有国家高层决策者的理解和支持。期待名词委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发挥积极影响。涉及术语用字的几个具体建议①中国术语数据库已经颇具规模。希望有关专家撰文在本刊报告计算机外字实际使用情况(数量,处理方法等)。②石先生关于造“砆”字的思考中,反映了“停止造新字潮流”给命名用字带来的强大限制。希望专家们考虑,假设有了一个方便可用的拼组式汉字系统时,你想造那些字？这些新字对术语的简单科学合理性贡献如何？结语历史已经表明,汉字有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汉字有独特的品格和许多优点。汉字确实无法实现真正的机械化,在与英文机械化的较量中是惨痛的失败者。但计算机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为汉字提供了全新舞台。20多年的实践证明汉字对信息化、智能化新技术有极好的适应性。现存的汉字处理中的难题(外字的问题或不能完整表达问题,排序问题,输入法优选问题,字库庞大问题,多编码并存混乱问题,汉字计算机操作训练与汉字基础教育脱节甚至矛盾的问题,……)都不是不可克服的。其中许多问题,恰恰是盲目追随ASCII之误导才造成的。我相信,新世纪汉字的完整、完满的解决方案终将实现。     

造新汉字的现状应当改变

编者按：苏培成教授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对汉语造新字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以及汉字规范化的问题在术语命名中常常涉及,本刊下期将讨论的化学用字读音和“癫”与“癫痫”的问题等都与此有关。造字问题涉及各学科专业人员、语言文字学界以及汉字信息处理等多方面,过去这些方面交流研讨太少。本刊欢迎各方人士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互相交流,共同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汉字字数繁多,而且数目不定：“出生不报,死亡不销”。这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给我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减轻汉字学习和使用的困难,应该实现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具体说就是要实现汉字的“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四定首先是定量,只有实现了定量才谈得上实现其他三定。定量就是要确定记录现代汉语所需要的单字数(字种数)。要实现现代汉字的定量,就必须停止造新字,不再复活死字。在这个基础上,再想办法逐步限制和减少汉字的字数,使得通用汉字的字数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已故的语文改革家刘泽先先生曾经说过“造新字的方法是绝对要不得的”^[1],这个意见值得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的词汇也在不断地增加,其中包括外来词的吸收。不断增加的新词,对丰富和发展汉语的词汇具有积极的意义。新词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增加新字,我们要努力做到增加新词而不增加新字。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现代汉语词汇有很强的复音化倾向,绝大多数的新词是用原有的构词成分组成的复音词。例如“电灯、电话、电车、电视”是新词,其中的“电、灯、话、车、视”都是原有的构词成分,记录这些构词成分的字也是原有的,不是新造的。近百年来,汉语增加了一些单音词,其中有些是外来词。记录这些单音词,主要使用已有的字,同时也新造了一些字。例如“打(dozen)”、“听(tin)”、“盾”(荷兰、越南的货币单位),是让原有的字增加了新的职务;“泵(pump)”、“啤(beer)”、“吨(ton)”,是新造的字。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复音词可以不增加新字,而单音词有时要增加新字。此外,因为汉语的音节数目有限,新造字差不多都有同音字。许多同音字用眼睛看可以分得清,靠耳朵听却分不清,如作为姓氏的“张”和“章”。靠目治,不靠耳治,这和传声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这是新造字的又一个缺陷。为了不增加新字,就要提倡多用复音词,尽量避免单音词,而近百年化学名词发展的传统似乎并不是这样,而是尽量使用单音词。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译外国科技书籍时就开始为元素名称造新字,到了20世纪又为有机化学名词造新字。例如,把“养气”、“轻气”、“淡气”叫做“氧”、“氢”、“氮”,把“白金”叫做“铂”,把“白铅”叫做“锌”。既然用了单音词,又不喜欢使用假借字,就只得造新字。化学用字在汉字新造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年代有人统计,近百年来新造的化学字多达647个^[2]。这次为105～109号元素造新字,走的还是一百多年前江南制造局的老路。请化学家考虑：考虑新的化学元素能不能不用单音词？这样做会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解决的办法？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呢？语言学家早就提出来用汉语拼音转写国外的科技术语,包括化学上的术语,代替汉字的音译术语。例如“锿”改为Einsteini,“钔”改为Mendelevi,“镑”改为Lawrenci。周有光先生指出：“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我国科技术语的面貌将焕然一新,科技的发展将由于术语的革新而得到方便。”^[3]拼音转写已经提倡了许多年,可是至今还没有被采用。是理论上还有不妥之处,还是习惯势力在阻挠,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如果我们从促进中国语文现代化这个大局来考虑,就应该把不造新字这个原则肯定下来。新的解决办法总能找到的。或者实现术语的复音化,或者采用拼音转写,不管采用哪种办法都会遇到习惯势力的抵抗。其实,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有时也是必须改变的,这就要全面衡量利弊得失。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这要听取大家的意见了。     

汉字及其术语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对于这种有六千年左右历史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学者们褒贬不一,贬之为多。“难学、难写、难记”就是一大“罪状”,并以此作为中国文盲多的主要根源。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从现代信息化时代的新特点出发,深入研究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概况地说就是汉字具有“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点,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本文仅对汉语科技术语进行解剖,探讨汉字及其术语的特点,使我们在科技术语命名和统一的工作中,认识并发挥汉字的长处,更好地弘扬汉字文化。一、汉字是古老而优秀的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形式。和语言一样,为了人们交流思想的需要,文字一般有表音(读、说)和表形(看)两个功能,其最终目的是表义。通过这一信息载体,无论说或看都能对同一概念同一事物获得相同的信息。因此表义的好坏和效率是衡量文字功能优劣的主要标志。从这个基点出发,对文字的基本要求是表义的简明性和书写的简洁性。1.表义的简明性现代汉字是由象形符号逐渐演变进化而形成的,它以特定涵义的方块造形来表现一定的事物及概念,并便于词义自身的发生和发展。构成汉字的每一个部件往往具有表义或表音的功能,可帮助人们理解和记忆其涵义。例如“鱼”(fish)是生活在水中的一类椎脊动物的总称。从汉字的字形上就表达出了它的基本属性。如：鲫(crucian carp)、鲭(mackerel)、鳜(mandarin fish)、鲨(shark)、鲑(salmon)、鲟(sturgeon)……这些汉字(也是单字术语)的某一部件表示涵义(鱼),另一部件表示读音。从字形上可以反映出命名术语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达到顾名思义的效果,并且可以打破地域和时域的限制,无论广东音、福建音、普通话……只要看到字,理解都是相同的。与相对应的英文相比,这些汉字在表形、表音、表义、简短、方便理解和记忆等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正如一位日本专家所说：“汉字的信息量大,它本身就是一种集成电路”。^[2]“表义正确,一词一义”是人们对文字及术语的另一要求,汉字发展中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例如“cell”一词在英文中是多义词,汉语术语按不同的专业概念分别定名为细胞(细胞学)、子房(植物)、电池(电子)、电解槽(电工)、小室、单间(建筑)、元件(电子)等等,这些词在各自学科中又派生出一系列组合词。又如“pressure”一词,汉语把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压力”;把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这样更能反映概念的内涵,区别概念。2.表达的简洁性汉字的基本单元是具有一定涵义的字(由偏旁、部首组成的“集成块”),表达专门概念的术语由字组成。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术语与国外拼音文字术语相比,具有明显的简洁性。据对全国名委公布的《地球物理学名词》和《测绘学名词》的部分术语随机抽样统计,英、汉术语所占二维面积之比为1∶0.6。例如interchain hydrogen bond,“链间氢化”;reading frame displacement,“移码”。所以,汉字是一种简洁、高效的文字,这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有必要加以剖析：一曰：英文只需背26个字母就行了,而汉语要掌握几千字,因而汉语难学,这是汉语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把汉字与英文字母相比是不相当的,这是一种片面地、孤立地分析问题的方法。(1)如前所述,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是组成汉语术语的基本元件。相当多的汉字本身就是有特定涵义的单字术语(或词)。此外,汉语的组词习惯是以双音(即二字)构词为主,如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收的词作粗略统计,二字词、三字词、四字以上词的词条数之比为5∶1∶0.4。而英语术语的基本构词元件只是表音的字母,有涵义的词(或术语),是由若干字母组合而成的新集合体(集成块)来表达。简单的表示为：汉语：汉字(表意的集成块)→术语(表意的大集成件,包括复合术语)英语：字母(非表意的符号元件)→术语(表意集成块)→复合术语(组合集成件)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两种类型文字的简洁性和易记忆性。可见汉字与英文字母在术语中的作用是完全不相当的。(2)汉语的常用字比较集中。据测算,使用频度为0.15‰。以上的汉字仅1000个左右;使用频度在1‰以上的汉字仅为250左右^[3]。就是说,掌握1千个常用的汉字,就能进行一般简单阅读(1万字中只约有1个多字不认识)。通常认为,英语需掌握三千条词汇左右才能进行一般阅读。这里没有对记一千汉字与记三千条英语单词的难易程度作比较,但从绝对数字看,汉语的常用字仅为英语常用词的1/3(本文未考虑语法问题)。(3)汉语词与英语词的构词单元不同的事实还决定了汉语的记忆和鉴别单元比英文少。例如,进行阅读和校对时,英语需要按每个字母扫描,而汉语是按集成块扫描。很明显,绝大多数相同含义的词(术语)所包含的英文字母数比汉字数多得多。香港著名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先生曾说“汉字是沿着逻辑的轨迹演变出来的”^[4]。汉语术语是这种汉字逻辑轨迹在科技概念方面的延伸。科技术语的命名,要求做到系统性,用汉字命名科技术语恰好能发挥汉字逻辑演变的特点,强化科技术语的系统性。例如风(wind)按强弱分为：静风(calm),软风(light air),轻风(light breeze),微风(gentle breeze),和风(moderate breeze),清劲风(fresh breeze),强风(strong breeze),疾风(near gale),大风(gale),烈风(strong gale),狂风(storm),暴风(violent storm),飓风(hurricane)。汉语的这种逻辑演变的结果,有利于发挥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大大提高记忆效率。二曰：汉字难写,英文好写。英文等拉丁语系的文种便于书写,而方块形的汉字(由各种笔划组成)书写有一定的困难,但实际上,以词(术语)或句子形式出现时,两者的书写时间比较接近。特别是在长约近一个世纪的英文“打字机时代”(机械化手段),由26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发挥了明显的优势,汉字打字机无法与之相比。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这场变革中,我国科学家出色地解决了汉字信息化处理的问题,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对汉字(汉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将在智能化方面不断开拓,使打字机时代曾被湮没了的汉字光辉重新释放了出来。汉字书写的一部分功能也将会发展出新的方式。一些作家、记者、知识界人士纷纷“换笔”(以微机代替笔写),人们从伏案爬格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时期不会太远了。这是立足于当今新时代对汉字发展的认识。我们要丢掉“汉字落后”的偏见,从新认识汉字,并努力开展汉字现代化、信息化研究。二、汉字不仅属于中国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世界上有拉丁文化圈,也有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的语言是三种不同的语言,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中国汉字、日本汉字、朝鲜汉字同属一类文种：a)中、日、朝汉字都是表义文字;b)这些汉字的基本笔形相同(如—| 、 );基本构件相同或相似,c)据有关专家统计,中日汉字字形完全相同或具有微小差别的占50%以上^[5]。汉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大影响。近年来,还有一些国家掀起了“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字文化的优越性将愈加为国内外人士所认识。因此,汉字不仅属于中国,她也是亚洲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她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作为汉字文化的大本营,应为提高汉字科技术语的质量作出更多地努力。我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严格、系统地审定统一我国的科技术语,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贡献,受到越来越多的各国华人的赞扬。我们应该加快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台、港、澳等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华人科学家的广泛联系,共同作好汉字科技术语的命名与统一工作,使汉字术语在继承和发扬汉语文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三、汉字术语的命名要发扬汉字的长处由于历史的、国情的等多种原因,我国新的科学概念,绝大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概念在中国如何命名,我国学者长期有两种主要观点。一为意译,即用汉字表达出概念的基本特征。二为音译,即使用与外文读音相近的汉字表示。笔者认为,汉语术语命名应主要采取反映概念内涵的表意形式,也就是意译。这是因为：1.术语的基本功能是便于人们交流科学概念术语的定名应做到好懂、好记。按科学概念订名有助于人们直接理解概念的内涵。例如,“ergonomics”一词若按音译,订为“厄戈诺米克斯”或半音半意定为“尔刚学”,从译名上不能理解词义。但按科学概念的内涵定为“工效学”,使人们能望文生意,大致了解词义。(经有关专家研究,确定“工效学”的定义为：一门研究人与其所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适应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要求,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健康、舒适为目的的学科(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1990)。又如“watchdog”一词,有人从英文名直译为“看门狗”,用字欠雅,甚至会产生误解,这也是一种不以科学内涵命名概念的形式。这是一个计算机、自动化学科的术语,是指一种监视某一状态在预定期间内是否出现的装置。当发生不正常的状态时,该装置可以发出警报。此装置的另一个译名“监控器”,科学地反映了概念的内涵,获得了望文生意的效果,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译名。2.用表义的汉字组成表义的术语简短、明了由于外文主要是拼音文字,且音节较多,在翻译时,只把汉字做为外文的音(音节)的符号,必然既长又不好记,丧失了汉语表义的特点。例如,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文字改革,认为汉字笔划过多,书写不便。在引进学术名词时,常用片假名作为音符音译。对此方针,很多学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虽然引进快,但看不懂、听不懂,不能理解外文的涵义,很不方便。3.汉语术语要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汉语术语在坚持按意订名的同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注意吸取外国的长处,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譬如某些科学概念用意译定名太繁琐时,可用引进外文缩写或音意结合的方式命名。如“AIDS”订为“艾滋病”(音意结合);又如“Medvedev－Sponheuer－Karnik[intensity]scale”不宜译为“麦德维捷夫—施蓬霍伊尔—卡尔尼克[烈度]表”,可订为“MSK[烈度]表”。在高文化层次的科技术语中,某些术语用这种方式命名其优点是明显的。我国化学家给化学元素命名时,采用借音(外文音)的办法也是成功之例。四、汉字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汉字字数问题汉字容易遵从组字规律造字,这是汉字字数多的原因之一。今后发展中,应注意控制、减少汉字的字数,不能无限制地造新汉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概念、新物质的产生将层出不穷,有些人喜欢用造新字来表示。笔者认为,对新的概念一般应以尽量简明的,两字或两字以上的术语命名。例如“船首”、“船尾”不必再造新字“艏”、“艉”;又如“板”字,代表“片状较硬的物体”,没有必要再创造“钣”字来表示金属板。否则,照此发展下去石板、塑料板、复合材料板又如何办呢？2.同义、近义字问题建议对某些易混乱的同义、近义字要逐步合并淘汰,当然这项工作要经过慎重研究。字(词)典等工具书有责任在这方面起引导作用。同义、近义字在学习或应用中往往不好区分,易产生错别字。如：沙—砂,震—振,贮—储,荧—萤,拣—捡,耦—偶等等。3.造新字问题极个别使用频度很高的,由多字词转变为单字词的基础术语时需造新字,在大家实际接受的基础上,可列为正式新字。例如某些学科已广泛使用,或有些专家建议使用的非规范字：“”(有用能)、“”(无用能)、“砼”(混凝土)、“脘”(蛋白质)、“”(牙合)等,对这类汉字,有关部门应进行研究。但总的原则仍是不提倡造新字。经过较长时间,通过大家的努力,我国的汉字及其术语定将更科学、更先进、发挥更大的威力。     

造新汉字的现状应当改变

苏培成教授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对汉语造新字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以及汉字规范化的问题在术语命名中常常涉及,本刊下期将讨论的化学用字读音和“癫”与“癫痫”的问题等都与此有关。造字问题涉及各学科专业人员、语言文字学界以及汉字信息处理等多方面,过去这些方面交流研讨太少。本刊欢迎各方人士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互相交流,共同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充满争议的生命起源假说

正1966年,一位年轻的化学家提出了颇有争议的地球生命起源假说。50年后的今天,他的理论是否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验证?从表面上看,毫无生气的石头似乎无法和生命联系在一起,但石头内部的矿物是否与生命的起源存在联系呢?化学家格雷厄姆·凯恩斯-史密斯在自己的整个科学生涯中,都在推动一个简单而又充满争议的理论:生命并不是来源于类似脱氧核     

应该保留学术术语中一些特有的汉字

有一些汉字,例如醣、朊和甾,在学术上有特定的含义,简易明了,曾经使用,目前被禁用了,但在《新华字典》上仍保留。建议恢复使用这些学术术语中特有的汉字。推而广之,一些特有的汉字在学术术语中应有一席之地。     

希腊字母的汉字规范译音

希腊字母是各种媒体、科技文章和教科书中常用的符号 ,许多工具书、手册都列出了希腊字母表。但长期以来对这些字母的汉字译音没有统一规范 ,各新闻、出版部门及各学科在需要以汉字读音表示时都各自根据习惯 ,或任意查阅参考资料给出汉字读音 ,因此译音比较混乱。为此 ,全国科技名词委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在调研的基础上 ,根据译音原则与约定俗成原则相结合的精神 ,综合考虑确定了常用的 2 4个希腊字母的汉字译音规范 ,并于 1995年发布。现重新刊登如下 :希腊字母表大写小写汉字读音英文拼法 读　音(国际音标 ) 大写小写汉字读音英文拼…     

商务印书馆新近推出《汉字构形学导论》 “汉字构形学导论”旨在为汉字创建科学的基础理论

<正>《汉字构形学导论》王宁著ISBN:978-7-100-11090-7定价:29.00元本书吸收了系统科学的方法,对传统"六书"的精神重新阐发,在汉字表意特性和汉字构形系统这两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古今各种体制的汉字结构分析、系统描写的普遍原理和可操作的方法,自汉字存在和发展的诸多现象中提炼规律,建立有关汉字构形的术语系。全书分为十二章,内容丰富,深入浅出,举例详实,对汉字整理、应用和教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建立中国术语学之管见*

一 引言中国术语学的研究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是也曾一度受到一些主客观条件和各种因素的限制,其发展并不平衡。近30年来,对研究工作加大了力度,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现已公布了70多种科技名词,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现代科技名词体系。2007年2月,《中国科技术语》双月刊已经同读者见面,并受到广泛好评。她是学术界努力进取,在原刊《科技术语研究》基础上实现升华的国家一级刊物,这也是中国科技术语研究取得新发展的明显标志。她很务实,不尚空谈;她有明确针对性,具体而不乏理论思想指导;她关注热门术语,很有现实性。无疑,她是一个高层次学术阵地。术语研究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学术问题与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对海峡两岸及同国外的学术交流有极为密切关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积极推进术语学的研究和发展。二 管见“全国科技名词委正在致力于建立中国的术语学理论”^[1]。这一喜讯既高度鼓舞人心,又令学术界感到任重道远。因为,要建立中国的术语学,应有相应的指标,如一批高层次的研究队伍——专家;一批高水平的理论研究著作——专著;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专论。现在,已有一个完好的理论研究阵地——刊物。有理由相信,在有关领导部门重视和加倍扶持下,更多的专家、专著、专论会加快出现。但是也必须承认,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仍需要做好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这里,笔者仅就几个具体问题,提出管见。1.尽早形成对术语规范的共识首先,中国的主流媒体和报刊应自觉规范使用。不规范统一,随心翻译、随意使用术语,是令前辈学者深感头痛的事。梁启超先生说过：“译书之难读,莫甚于名号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书既与彼书异,一书之中,前后又互异,则读者目五色,莫知所从。”^[2]2003年,正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上海和北京陆续出版了诸多WT0文本,当时就有不少读者指出了许多译文“前后不一”的情况,后来因此组织人力重新审核,花费了大量精力。又如,2005年12月22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规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第2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随后,中国的报纸、期刊、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和报道,其相关标题中术语的英文译名更是五花八门。其实关于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 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对其内容和定义已有明确阐述和规定。而有的网站将其翻译为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 age,有的刊物上则译为Im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或Non－substantial heritage,或Non－matter cultural legacy。笔者认为,为了同发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合国用词达到一致,达到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用词统一,建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文名定为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2.建立中国术语学,加强术语本体论研究在中国国内的刊物上,有不少学者已就科技术语具有专业性、科学性、单义性、系统性等特征及约定俗成等原则进行了论述,这无疑促进了术语学的研究和发展。“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There is no knowl edge without terminology)这句话对宣传和普及规范科技术语,促进术语学理论建设有积极作用。要加强中国的术语学理论建设,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加强术语本体论的研究,发掘更丰富而深刻的中国术语内涵,承载起全部现代科技概念。由科学家与语言学家联手,融科技与人文为一体而建立起来的术语学理论,才是真正具有特色的中国术语学理论。3.敢于提出建立有魅力和特色的中国术语学一般地说,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为什么还要建立中国术语学呢？难道国外的经验不合时宜吗？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中国现代科技名词体系的建立,给现代科学技术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开放式的术语学研究过程中,在介绍西方学者术语理论研究成果时,已有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的研究,并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理论,早已经超越了初期模仿性的研究,并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由此融入并推动着全球术语学研究的发展潮流。因而中国术语学的普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术语研究与语言、语法和翻译关系密切。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金斯说过：“没有语法,人们不能表达很多东西;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东西。”^[3]东西方语言的差异,是由东西方民族文化不同所决定的客观事实。汉语的语言、语法和文化特色所孕育出来的中国术语,必然带有中国特色。笔者甚至认为,不仅特色显著,而且蕴意深刻,极具魅力。如激光、艾滋病等术语,简洁明了,而英文需要写上一长串的字母。“意合”性的汉语与“形合”性欧美的语言各具优势。4.谋求已有术语的统一,加快统一新术语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已分隔50多年。新兴学科层出不穷,海峡两岸专家各自按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定名,造成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一国两词,一物多名。大陆称“计算机”,台湾称“电脑”;大陆称“软件”,台湾叫“软体”;大陆称“宇宙飞船”,台湾称“太空梭”。在科技广泛渗入人们生活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今天,扩大两岸的教育、科技、文化交流,迫切需要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科技文化交流,也呼唤着中国的科技术语的统一。全国科技名词委对两岸已各自公布、约定俗成的科技术语以对照为主逐步取得统一;对从现在起新出现的术语谋求即时统一。这种“老词老办法,新词新办法”的措施,受到了两岸学者的广泛欢迎。全国科技名词委对于科技术语的统一规范功不可没。除了经常组织学术研讨会外,还审定出版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名词书,如《海峡两岸药学名词》《海峡两岸昆虫学名词》《海峡两岸航海科技名词》《海峡两岸船舶工程名词》《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等等,这些都已对两岸流行的科技术语的统一和交流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据悉,全国科技名词委正在筹备成立新词审定委员会,为有效搜集、整理、规范新术语的定名开展工作,这必将得到学术界的热烈支持和回应。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同媒体合作和宣传的力度。对于名词委早已公布并推广实行的术语,应如何在社会上得到及时的推广呢？笔者认为,除举办一些新词发布会外,还要从学校教育做起,加强积极宣传教育,同时要加强同媒体的沟通,加强对报刊文章的评论,把使用不规范的科技术语视为报刊文章质量不过关的表现,从正面来促进媒体作者和责任编辑的主动配合。三 结论在浩如烟海的术语学苑里,谋求中国科技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必然是一项繁复和困难的工作。在建立中国术语学的过程中,既要加强深入研究术语学的基本概念,研究术语和概念的关系,研究术语的特点、构成、类型及其定义等的宏观方面的内容,同时也不可忽视对其微观研究的方方面面,做好基础性工作。“规范和统一科技名词,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和文化传承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和长期性任务,是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程。”^[4]对于术语的意义和作用人们怎样强调也都是不过分的。让学术界同人都来积极参与,团结合作,作出坚韧不拔的努力,共同来成就“融合文理,贯通中西,跨越古今”^[1]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术语学！* 此篇为“第二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论文。     

关于 heparosan 中文译名的建议

heparosan 是某些细菌荚膜中多糖骨架的二糖重复单位,也是肝素和硫酸乙酰肝素的生物合成前体。目前医学界以 heparosan 为起始物,通过化学或酶修饰已获得一系列的类似物。因此,heparosan 亟需一个更加准确的、能够揭示其内涵的中文名。根据 heparosan 在肝素类多糖生物合成中的作用以及术语翻译的基本命名规则,建议将 heparosan 的中文译名定为“肝素原”。     

名不副实、词不达意和一词多义——试论土木工程学科的若干名词

名不副实、词不达意和一词多义是科技名词中最忌讳的毛病。尽管如此,目前通用的科技名词中仍有不少患有这些毛病的名词。这些名词,或因约定俗成,使用年代日久,或没有合适的替代词而仍然应用于各学科中。这对于科技名词的推广、普及和应用都十分不便。毫不例外,土木工程学科也存在有这些问题的名词,现择其中若干常用的名词,谨抒鄙见,以作抛砖引玉之用。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系指在地面、地下或水域内修建房屋、道路、桥梁、铁路、隧道、海港、市政等工程设施的技术。但土木工程的范围不断扩大,最近如环境保护、海洋工程均可列入土木工程的范围。就“土木工程”一词而言,很难从字面上体验到它的内容,所以这个词应该改革。土木工程无论在我国或其他国家,都是最早建立的工程技术之一。中国最早的土木工程,可追溯到夏商时代。夏禹治水是我国最早的土木(水利)工程,但当时还没有土木工程这个词。这个词的起源虽难于考究,但从秦末修建阿房宫,大兴土木来说,“土木”一词可能源出于秦末,即公元前200年左右。那时的土木工程大多是修建房屋的工程,而当时所用建筑材料,主要是“土”和“木”,故那时称为“土木工程”是合理的,名实相符。现在已经历了2000多年,科学技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沿用这个词就不大合适了。首先,土木工程所用的材料品种繁多,除“土”和“木”外,还有钢材、铝材、玻璃、陶瓷、各种纤维及有机材料等,再用这个词,显得名不副实了！那么,“土木工程”这个词是否应改呢？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个词虽不合理,但约定俗成,不宜改,且没有令人满意的替代词。还有一个理由认为：日本也是沿用“土木工程”这个词,他们不改,似乎我们也不应该改。持赞成意见者认为：除日本外,许多国家都用“民用工程”一词以表示土木工程的内涵,如英美等国家使用civil engineering一词,苏联使用Гражданское строителъство一词,均为“民用工程”的意思。“民用工程”一词更与国际相接轨。约定俗成的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窯业学会”,这是解放前我国使用的词,日本也同样使用。解放初,我们改用了“硅酸盐学会”,这是从苏联的惯用词转译过来的,而欧美各国都用ceramics一词,这说明约定俗成的词不是不能改的。笔者倾向于改为“民用工程”一词,是否恰当,供大家探讨。高层建筑 这是一个词不达意的常用词。从字面上看,“高层建筑”似乎是“楼层之间距离很高的建筑”,但其实是“高的多层建筑物”。“高层建筑”是从英语multi-stor(e)y building或high-rise building一词翻译过来的,可能是把这两个词含的“高”与“层”并在一起了,但在汉语中是不通的,应该改为“多层建筑(物)”。也可以使用“高耸建筑(物)”一词,但此词是一个泛称的概念,因高耸建筑物不一定是房子,如电视塔也是高耸建筑物。建筑 这是一个一词多义的词。“建筑”的一个意义是“施工”,如“建筑公司”,是搞工程施工的公司;其次是“建筑物”,如“十大建筑”;再次是指“建筑物的艺术或外形的设计”,如“建筑学”。在英语中,这个词的三个意义分别用不同的词来表示,如construction表示施工,building表示建筑物,architecture表示建筑艺术或建筑学,三者不可混淆。常见一些非工程专业的翻译工作者把“建筑”这个词翻错了,如“建筑公司”翻为Architecture Company等,这样不利于普及和应用。建议专词专用,施工不再用“建筑”一词表示;“建筑物”表示房子;“建筑学”表示研究建筑艺术的学科等。是否妥当,还请大家讨论。* 卢荣俭教授是土木工程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科技术语结合汉字汉语的一些问题

科技术语结合汉字汉语的一些问题里要考虑的主要原则是要重视科学性、国际性、民族性和通俗性,还要注意到约定俗成。这些原则的相互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有时有些甚至似对立的矛盾,不易解决,但它们的关系又是辩证的,应全面地看问题,给以较好的解决。如火车、汽车、轮船等名称的科学性都不够,几十年前就有人说火车应改名汽车,汽车应改名电车,现在有电气化火车,那火车也可以改名电车。但这些名称都是通俗的、约定俗成的,深入人心,不容易改了。如果首先要求科学性,恐怕暂时也不好改,要等待创造条件,将来合适时,适当地改。又如译音不准确的外国国名,如西班牙、葡萄牙的“牙”应译作“加”(或“咖”、“嘎”),是由于闽南人翻译的,他们把“加”说成“牙”;又“孟买”应译“邦(或崩)拜(Bombay)”,也因闽南人把普通话的声母m－读b－。又普通事物如“沙发”应译“索发”,因上海人把“沙”说成suo(so),就把sofa译成“沙发”了。又如冰激凌ice－cream,前边意译,后边音译;都成了习惯,不易改,改时要慎重。我们研究科技术语的制定结合汉字汉语的问题,要重视研究汉字汉语的规律,特别要注意研究它们的发展规律,认识它们发展的方向、趋势。国际性同民族性发生矛盾时也要从长远考虑、从汉字汉语发展的趋势看问题。比如说我们主要发展多音节的术语,但有条件的、少数情况下还可有些单音节的术语作为发展中的过渡阶段,汉字汉语的发展趋向和术语的整个趋势仍是多音节化的。再如不管音译意译,我们都可采用双轨制,即在译名后,加括号注出原名的拼音写法,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几十年前的数、理、化、地理、外国历史课本和有些文学书、许多科技和社会科学书,就常在汉字译名后注出原文拼法,这也有利于科学化和国际化。现在提四点个人体会。一、科技术语尽可能多音节化这是符合汉字汉语发展的趋向和科学化、国际化的。汉字汉语古代虽单音节化,但从古到今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多音节化,现在仍向多音节化发展。从历史上看来,语词越古越单音节化(例证详下)。1.这和一个音节的特点演变有关。秦代以前的古汉语一个音节的音头(声母)有许多塞辅音浊声母,还应有复辅音的声母,如“孔”音近窟窿,“瓠”音近葫芦,还有st－、sp－等音头,与印欧语的英、法、德语相似;音节尾(韵母尾)有－m、－p、－t、－k等,一个音节有许多种不同的结构,单音节词容易区别,所以语词可以单音节化。复辅音到汉代才逐渐消失。许多塞辅音浊声母和闭口韵(－m)及入声－p、－t、－k等仍存在于江浙闽广方音里。但宋元以来的普通话里这些特别的声韵母就消失了。所以现代普通话北京语音的音节结构简单得多。声母约21个,韵母连带i－、u－、ü－约35个。所以不同的音节才约400个,加声调区别也才约1200个,太少了;发展多音节词也是为了语音上区别的需要,到现在多音节词就大大发展了。2.社会发展,事物增多,语词需明确、准确、精确,多音词、即使主要是双(复)音词比单音节词强得多。3.特别是专用名词术语,越是多音词越精确,较科学。现看一些历史例证情况。3300年前商代甲骨文里主要是单音节词,真正双音节词很少。常用句如“王田(猎)向(地名,或‘盂、宫’等),往来无(亡)灾”,“王(或‘贞’)旬无咎(田),”“其牢兹用”,“侑(又)于父庚犬”,“其遘大风”,“兹御获鹿六”。其中一般都是单音词;“父庚”和“大风”是松散的词组,可不作双音词。《易经》里的《卦辞》和《爻辞》有些词语同甲骨文相同,也是商代的,文献里说是周文王所作,正是商末。如丰卦“虽旬无咎”,“既济”卦“高宗伐鬼方”,乾、需、师、比等卦辞里都有“无咎”,贲、剥等卦里有“无尤”,恒、萃里有“悔亡”,即“无悔”,咸卦等有“往来”,坤卦等有“王事”,其他有“吉”、“利”字的很多,都和甲骨文相合。商代是奴隶社会,畜牧业和农业较发达。不只马、牛、羊、鸡、犬、豕各有专字、单音词,就是对于不同的牲畜公母和不同牲畜的牢也各有专字,单字区别细微,说明畜牧业的单音词的丰富。如牡字写牛旁指公牛以外,还有写羊、豕、鹿等偏旁的,指公羊、公豕、公鹿;母牛写牝字以外,也还有写羊、豕、犬、马、虎等的,指母牛、母羊、母猪、母狗,母马、母老虎等等。牢字也是偏旁写牛之外,还有写羊、写马的,牛牢可能就是大牢,羊牢是小牢,马牢即装马的牢^[注1]。这种区别细微的单音词,很象《尔雅·释畜》里面颜色有细小差别的马的不同的单音词。如它说：四条小腿都白的马叫,前右脚白的马叫启,前左脚白的马叫踦(qī),后右脚白的马叫骧,后左脚白的马叫(zhù)等;这里所举这类例组,大约只占《释畜》的五分之一。《说文》第二篇上牛部里说两岁牛叫(èr),三岁牛叫(sān),四岁牛叫牭(sì)。《尔雅》的《释诂》等篇可能是周初写的,《释畜》可能是战国时写的;《说文》是东汉时写的;^[注2]不过可能保留了商、周时或更古的字、词。一个字即一个词,作为复杂、细微区别的概念的代表,是不容易的;这是我所看到的单字、单音词含义如此复杂细微区别的概念的最高峰。其产生的条件之一可能就是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文化的水平不高,但商代已经是成熟的奴隶社会,文化水平已相当高了。如甲骨文的文字成熟,内容丰富,青铜器制作精美,艺术高超,种类繁多,所以可能是商代以前,甚至是原始社会时保留、流传下来的单音词。狩猎的对象也是单音词,如鹿、象、虎、兕(sì)等。中国最古的百科词典周代的《尔雅》和中国最古的字典汉代的《说文》还保留着。甲骨文里饮酒、吃菜、饭和烹调的器具也是单音词,如鼎、鬲、俎、豆、簋(guǐ)、爵、角、觚(gū)、壶、卣(yǒu)等。农业作物等如禾、麦、黍、粟以及米、耒等也都是单音词。亲属称谓祖(且)、妣(匕)、父、母、妇、兄、子等,人名王亥、王恒、季、土、侯虎、小臣醜咸等,贞卜人名壳、喜、宾、永等,官名臣、尹、射、卫、工等,地名商、亳(bó)、洹(yuán或huán)、盂、召(shào)、雍等,天文历法日、月、星、云、风、雨、启(晴义)、山、水、干支(甲、乙、子、丑等)、旦、夕、昃、祀(年)等,常用的、主要的都是单音词。一部分两字相连的词组,结合不是紧密的,或不算双音词;如祖甲、父乙、母丙、小臣、多尹、东吏、西吏。地名单字前加东、西方位字或上、下等单字、或后加京、邑、阜、泉等单字的,国名单字后加方(邦)字,如土方、邛(qióng)方、鬼方、邢(井)方等,好象现在说美国、英国、法国等;结构松散、自由,当时可能不算双音词。甲骨文里有些特殊写法,不知是否把几个字算作一个多音词。即甲骨文刻写一般直行,但偶有亲属称谓连单名横着合写的,如即祖(且)甲(十),即祖乙;还有“几月”连写的,如即八月,即三月,是十二月(字形参考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总之,它们应不算是真正的多音词。西周开始以后,多(双)音词明显增多。如周初青铜器《大丰簋》铭文除松散自由结合的“大丰、四方、天室”外,有文王(和武王也合称“文武”),不(丕)显;周代中期《大克鼎》文有“穆穆、文祖、忽襄(冲让)、宁静、淑哲、恭保”等,这时复音词“天子”也出现;文献里《书经·大诰》有“多邦,御事、无疆、天命、小子、前人”等《诗经·大雅·文王》有“旧邦、有周、不显、陟(升)降、左右,翼翼、济济、穆穆”等有不少多(双)音词;西周中期《颂鼎》晚期《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诗经·小雅·鹿鸣》等更多。不过这时仍以单音词为主。西周时期虽复(双)音词渐多,但钟、鼎金文常有韵,还有古诗里双音词是多些,散文如《书经》里《大诰》、《酒诰》等则较少。^[注1]春秋以后,金文、韵文和《诗经》里双音词相当多。如《黄帝内经·素问》是中医医学书,文体近骈(pián)文,对偶句多,近韵文;有“天真、调神、真言、秘典、阴阳、离合、六节、五藏(脏)、生成、气象、精微、血气、脉络、肠胃、清浊”等诸多双音词。《诗经·周南·关雎》则双音词更多;如“关关、雎鸠、窈窕、(苗条)、淑女、君子、参差、左右、寤寐、辗转、反侧、琴瑟、钟鼓”,约占全诗一半。春秋时的散文里双音词就少得多。如《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鄢一段,约550字,除“郑武公、庄公、武姜、姜氏、共叔段、祭仲、颖考叔、廪延”等人名地名外,双音词只“滋蔓、蔓草、黄泉、小人、融融、泄泄”等10个左右。如《论语》里双音词更少。开头《学而》篇的一段,“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yùn),不亦君子乎？’”只“远方”和“君子”可算两个双音词。左丘明《国语》和《左传》、《论语》相似。^[注2]春秋战国间金文韵文较多,双音词也较多。^[注1]从略。战国里现举《楚辞·离骚》作例。《离骚》开头的两段只105字,双音词有“高阳、苗裔、皇考、伯庸、摄提、孟陬、庚寅、皇览、初度、嘉名、正则、灵均、内美、修能、江离、辟芷、秋兰、年岁、木兰、宿莽”,有40字,约占五分之二。^[注3]《战国策》是散文,和《左传》等近似,双音词少。^[注4]我国古代医学书是个丰富的宝藏,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引古书277种,主要是从战国到明代的书籍。^[注5]现看谷部目从胡麻以下73种中单字的单音词只19种,只约四分之一。许多从古以来就是单音词,如黍、粱、粟、酒已见于甲骨文,麦、豆[古用菽(尗)字]等都成为复音词。至于菜(瓜类)部、果部、木部等里单、复音词比例大致和谷部内的比例相近。里面许多单音词商周时甲骨文、金文等已有,如麻、饼、稻、粥、(糟)糠(康)、酱、韭、瓜、李、杏、桃、栗(枣、梨见周代等古书)。柏、桐、柳、桑等,特别是《说文》和古文献里保存秦代以前单字单音词更多。另外如盐碱(硷)等也是从古有之的。但也有个别单字或单音词是后来产生的,除去改名的不算,如“豆”原叫“菽”,“醋”原叫“醯(xi)”,“糖”本作“”,“糕”本作“餻”都见于西汉时代杨雄《方言》,本作“饧”,见西汉《急就章》;如粽,见于宋代初年的《说文新附》。总之,科技术语越到近代、现代在汉语里是复音词越多。^[注6]汉代到唐代初年和春秋战国间语文有近似处。即韵文、赋、骈文里双音词特多,散文里特少,特别中唐以后韩愈、柳宗元提倡所谓“古文”,学《书经》、《左传》、《史记》等,把四字六字的语词对偶都删去,双音词特少。现只举唐初王勃《腾王阁序》为例,如故郡、新府、三江、五湖、蛮荆、瓯越、物华、天宝、龙光、牛斗、人杰、地灵、星驰、台隍、夷页、宾主、(东南)、都督、(阎公)、雅望、棨戟、(宇文)、(新州)、懿范、襜帷、(十旬)、休暇、胜友、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词宗、紫电、清霜、(王将军)、武库、家君、(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这些双音词,只在一段148个字30句话里;差不多50多个双音词,占字数的三分之二,每句话将近有两个双音词。就因这篇是赋、骈文对偶的关系。^[注4]韩、柳提倡“古文”,“复古”,叫“文起八代之衰”,就是反对汉魏六朝的诗赋骈文,也反对掉双音词。韩、柳文章尽是单音词,学《书经》《左转》《史记》等,这种文件一直到清代末年,基本上到了“五四”运动前。但是另一条路线,不走“古文”,而走“白话”,那就是唐代、宋代的小说、“语录”等,因为是极接近口语,语言音节简化,所以双音词就多了。比如宋代刊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见刘复等编《宋元以来俗字谱》书前影印的一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翻印)的一页里,约150字,但有20几个字看不清,约有“行程、行者、当日、起行、法师、谨慎、已(以)来、白衣、秀才、正东、和尚、万福、西天、取经、合掌、贫僧、奉敕、东土、众生、佛教、生前、遭难、此迴(回)、如何、(得知)”约24或25个双音词,可能占三分之一左右。元代《水浒传》“武松打虎”一小段里^[注7],复音词有“那个、大虫、地下、和身、半空(里)、下来、冷汗、那时、扑来、背后、前爪、腰胯、起来、一边、半天里、起个、霹雳、山冈、铁棒、虎尾、倒竖、原来、只是、提不着、气性、先自、没了、一半、一声、翻身、回来、双手、抡起、哨棒、平生、气力、下来、听得、籁籁地、那树、劈脸、定睛、枯树、那条、两截、一半、手里”47个,另外还有10来个重复的。这一段约300来字,即复音词占三分之一还多些。明代《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第1页(见《俗字谱》开头影印)有“新刻、出像、音注、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上卷、金陵、书坊、富春堂、开场、西江(月)、一段、新奇、故事、羽省、驰名、腹中、正是、华筵、四座、惊动、五灵神、一本、传奇、诸人、君臣、夫妇、今日、般(搬)演、一回、般(搬)动、(沁园春)、昔日、仁贵、博览、古今、父母、柳氏、招赘、美满、和谐、不料、高(补)丽(国)、葛苏文、机谋、刺诗、辱骂、唐君、苦练、辽兵、(不听)、梦中、详论、举鼎、功勋、朝廷、黄榜、军(兵)卒、(张)仕贵、好心、毒意、忠良、埋藏、营中、察(查)探、原因、白袍(将)、刀鞭、(定)输赢”。几乎都是多(双)音词,约占80－90%。清代《红楼梦》第三回^[注8]有“黛玉、一一的、答应(着)、忽见、一个、丫鬟、老太太、那里、晚饭、王夫人、携了、黛玉、后房门、后廊、往西、角门、一条、南北、甬路、南边、倒座、小小、抱厦厅、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影壁、一个、半大门、小小、一所、房屋、王夫人、笑指、黛玉、这是、凤姐姐、屋子、回来、(往)这里、找(他)去、什么、东西、只管、就是(了)、这院、门上、几个、总角、小厮、垂手、侍立”。几乎句句都有几个多(双)音词,比《白袍记》还多,在文字里约占90%左右或以上。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刊的《儿女英雄传评话》第四回中一段复(双)音词带虚词尾及词组的有“女子、说道、这块、石头、(何)至于、闹的、这等、马仰(、)人翻、张三、手里、拿着、镢头、看了(、)一眼、接口、怎么、(这)家伙、这么、问(得)动、打谅、顽儿、女子、跟前、那块、端向(了)端相,……”每句中尽是复音词,比《红楼梦》还多,约90%以上^[注9]。这几乎是现代普通话的最后来源,极接近于口语。“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则是现代书面上的普通话了。如鲁迅在1925年写的《论“费厄泼赖(fair play)”应谈缓行》里的一段有复音词“听说、刚勇的、拳师、已经、倒地的、敌手、(实)足使、我们、楷模、以为、尚须、附加、敌手、斗士、之后、自愧(、)自悔、尚须、堂皇地、报复、当然、无不可……”^[注9]比“五四”以前所占分量更大。毛泽东同志《矛盾论》第一段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3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又如他在1963年9月写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第一段：“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一百零五年的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8页。)《矛盾论》是哲学理论研究的文章,术语多,复(双、多)音词极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篇文章是政论的,复音词也不少。这都是现代的和当代的白话文的典范。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汉语里越古单音词越多,越到后来,到现在,复(双、多)音词越多。现在发展复音词,就符合汉语语词发展的趋势。虽然宇宙间事物发展不平衡,不能笔直,如解放前旧社会书报里古汉语化单音词“兹、闻、此、云、之、乎、者、也”还不少,所谓“公文”里“等、因、奉、此”成一套,而解放区书报则是白话化。现代汉语里多音词常占大多数。蔬菜水果里如萝卜、胡萝卜、白菜、菠菜、白薯、芋头、香蕉、苹果、橘子等,有些是外国出产而我国译音的,如葡萄,来源于古波斯语budaw,《史记》写作蒲陶,《汉书》写作蒲桃,后造专用字葡萄。萝卜、菠萝等也是音译。萝卜《尔雅·释草》作“芦萉”,中古语音转为“莱菔”,近代转为萝卜。清代郝懿行《尔雅义疏》、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都这样说(见《清经解》卷1270,318页中栏第7册《尔雅义疏·释草》,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又李时珍《本草纲目》第3册1615页菜部26卷“莱菔”条,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出版)。还有汉语单音词转变为复音词的,如先秦古书“瓠”转为“壶卢”,又写作葫芦。也见《本草纲目·菜部28卷》第3册1692页。这也好象先秦以来的“孔”,近代以后变为“窟窿”。这都象两个字给一个字拼音似的,不过上古时可能有复辅音,后世变为多音词。现代普通话里的多音词常常增加词尾虚词。名词多加“子”、“头”、“儿”等,如屋子、桌子、石头、砖头、末儿(粉末)、垫儿等;动词加“着”,如“走着”、“写着”,又加“上来”、“下去”等,如“走上来”,“走下去”等,形容词、副词加“的”、“地”等。个别词组把双音词压缩成了单音词,如“机器”在“录音机、电视机”压缩成“机”;“氧气”在“氧化铁”、“氧化铝”里压缩成“氧”,这有些象“体制改革”说“体改”,“瓦特”说“瓦”,免得名称太长,不方便;所以“电子计算机”有说“电算机”,也有说“计算机”的。这是在特定条件之下,主要是在词组之内。氧、氢、氮等在清代末年还意译作“养气、轻气、淡气”等,氧、氢、氮等是从意译里造出来的。二、以音译为主,意译附括号注原文拼音,逐渐过渡到音译。音译好处是较准确,科学性强,也是名从主人,国际性强;便于科学化、国际化。还有更大的好处是快速,能最大限度地吸收新的外来词汇,现在国际上每年新术语以几十万计。周有光同志在研讨会上《漫谈科技术语的民族化和国际化》的文章里,指出日本国现在快速吸收外来术语就是音译,不然按意义翻译赶不上。缺点就是暂时不懂,习惯了慢慢掌握。我国术语先音译后改意译的不少。清代末年说“德律风”telephone,后改“电话”,“五四”运动时讲democracy和science,后改民主与科学。学英语说“仆役boy”,后改“服务员”。打球、踢球说pass后说传递。现在莱塞laser译“激光”,盘尼西林译青霉素,维他命译维生素。这样容易理解。但权衡利弊,仍是音译较好。意译可暂时附注原文拼音,适当过渡到音译。音译中特别是许多人地名已很习惯,而且家喻户晓。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牛顿、瓦特、爱迪生、莫斯科、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等,好多人都熟悉会说。其实音译,三千年来不断有之。如西周青铜器《虢季子白盘》有“犹”、《诗经·大雅·六月》也有。春秋《左传·定公4年》等有“勾践、阖庐、夫概、夫差”等。《尔雅·释天》干支的甲说阏逢、乙说旃蒙、丙说柔兆……子说困敦、丑说赤奋若、寅说摄提格等等。郭沫若同志《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讲是从古代巴比伦星座译音而来^[注1]。《释地》有昭余祁、医无闾、珣玗琪、昆仑虚、邛邛岠(巨)虚等。西汉《史记·匈奴传》、《汉书》也有,匈奴即后来被汉武帝赶出中国,到中欧成立的匈牙利帝国。始祖名“淳维”,有马名“[jué tí]”、“[táo tú]”,王叫单[chán]于,太子叫冒顿,妻后叫阏氏[yán zhí],还有左右谷[lù]蠡王等等。又有《朝鲜传》。朝鲜国传在《后汉书》叫《高勾骊传》,后来叫高丽,都是音译名称。少数民族各种名称音译的很多,姓氏如拓跋、慕容、乞伏、秃发(髪)、赫连等等^[注10]。唐代,光佛经音译的就极多,如阿弥(无烦恼)、南无(nāmó敬礼)、波罗密(到彼岸)、涅盘(槃)(灭度)等。唐宋以后,海运大通,音译更多,不胜举例。^[注10]这些音译词,在汉语里一般是多(双)音词。实际上各国各民族的语言里都有外国外族语里的词。不只我们汉语里有外来词,外语里也有汉语的词(当然更不只国内少数民族语了)。如“茶”在英(包美国)、法、德、西、俄语里都有。英语、法语作tea,德语作tee,西班牙语作té,日语作tya,都是“茶”的古代汉语语音,俄语作Haй是近代汉语语音。其他如“丝”,英语作silk,是古代汉语语音,或再有变音。“纸”日语kami,沈兼士先生说是古汉语“简”的变音,也是义通换读^[注11]。三、选用通用汉字,不用生僻字和新造汉字。十年前国家标准局规定哩、呎、吋是不规范的,要使用英里、英尺、英寸等,这是正确的。国家现在各方面都要求规范化、标准化,对于汉字的字形要求标准,对字音、字数也都要求标准,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作法是正确的。汉字本身的规律和规范是一字一音,呎、吋等是一形两音,是不规范的,过去如“”读作图书馆三个音,是不规范的,到现在也没成为正式的文字。1985年后,我们讨论过化学元素字106至109号的可不造字,也是正确的。又如动物名称“鹂鹋”(emu)是澳洲一种象驼鸟的动物,是当地语言的名称。也可考虑改译,如“而苗”等。汉字本来有这两个字,古书用鸸于鸸,指燕子,见《庄子·山木》,鹋是另一种鸟名,见《玉篇》,都与今义不同。四、有些原造字或原用字的字形或读音复杂难记,难学难用,可以考虑修订。这类例子如氨、铵、胺分阴、平、上、去三种声调;氰、阳平,读“晴”,腈读“精”,不读“晴”。有些化学专家和教师记不住,更不用说学生。氨等三字可否都读阴平,它们在书面上字形已经有区别,说话时有上下文也可区别(过去实际上已如此了)。过去锡在《普通话异词审音表》规定读阴平,但后来硒也读阴平;不能区别,1985年后曾建议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把锡改读阳平,以便区别。但审音会对专名尚未多作审定。我个人考虑,如仿氨三字例,暂时不区别两字同音也可以。以上请读者指正！ [注1]甲骨文、金文参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重版。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全8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出版。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全3册,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拙作《殷虚书契前编》等释文,1941年等稿。[注2]关于十三经的参看《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十三经注疏》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清代阮元、王光谦《清经解·清经解续编》12册,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关于《说文》,参看清代陈昌治刻本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影印,《说文解字访林》全20册,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注3]参考清代蒋骥《山带阁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注4]暂参清代吴楚材等《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81年版。[注5]参看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版。[注6]参看《辞海》合订本,中华书局,1948年再版。又197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注7]见《水浒全传》,人民出版社,1973年重印本,273－274页,23回。[注8]见《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版,23页,末段。[注9]所引《儿女英雄传评话》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239－241页。又《论“费厄泼赖(fair play)”应该缓行》,见鲁迅《坟》,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注10]《史记》、《汉书》等见《二十五史》全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1986年影印出版。[注11]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汉字义读法之一例》,中华书局,1985年版。     

汉语术语的合格性

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载体,必须符合各自语言的合格性原则。中国的现代科技概念虽然多数来自西方,它们的语言载体却很少与之俱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根。中国科技界必须用汉语材料来创制自己的术语,很少借用。这种情况和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西方国家的术语以音译为主,外来词一经转写,稍作形态加工,就成为本族术语。甚至音节结构的格局和汉语相似,历史上又长期受汉语影响的日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音译词。意译法对科技交流有不利影响：第一,新概念的移植比较缓慢。第二,同一概念往往并存若干译法,规范化的任务繁重。第三,由于中外术语间缺少有规则的对应,给国际交流带来不便。出现这种情况既有语言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语言方面,汉语的音节结构简单划一。每个音带由声母和韵母构成,上加声调。声母都是单辅音,无复辅音。韵母包含一个单元音或者复合元音,前面有时带个介音(i,u,ü),后面有时带个韵尾(n,ng)。例如“江”(jiang),“欢”(huan)都由声母＋介音＋元音＋韵尾构成,可以算是汉语中最复杂的音节。英语的strut是个单音节词,转成汉音就成了“斯特拉脱”(sitelate)四个音节。这个词我们译成“轴架”。从音韵上说,汉语的音节格局限制了音译词的可接受程度。可是这个词却以音译的方式进入了日语,成为四音节的sutoratto。日语为什么能够容纳累赘而采用音译呢？这要从两种语言的术语合格性原则来解释,而原则的不同又反映两个民族社会语言心理的差异。汉语的术语要为汉族人民接受,除了一般的术语标准外,还须符合两个条件：1.有限的长度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占优势。随着音系的简化和需要表达的概念日益纷繁,单音节框住了词汇扩大的可能性,于是汉语很早就步入了双音节的轨道。到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中以双音节的复合词占优势,古代的单音节词多数退居词根的地位,成为构词的材料。今天,新创的词几乎都是双音节的。另一方面,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现代汉语中又发展出一批“无－”“半－”“准－”“非－”“反－”“可－”“－性”“－体”“－者”“－化”等等的词缀,它们大多出现在科学术语中。于是,在词根复合之外,汉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派生法来构词。当前最受欢迎的新词形式是双音节复合词,或前面冠一前缀,或后面附一后缀,或前后都带词缀。新词须尽可能地紧凑,超出上述长度的很可能被更新的词替换。这一特点当然只就单词而言,不涉及由单词构成的短语。2.内部形式透明汉族人语感的另一要求是“望文生义”,即词内的每个音节(语素)都带有意义,对整个词义的形成作出贡献。所以音译词中兼有表义作用的最受欢迎,如“俱乐部”(club),“基因”(gene),“雷达”(radar)等等。其次是在译音的成分外加一释义的语素,点明词义所属的范畴,其原理类似形声字在音符之外加一意符偏旁一样。例如“卡片”、“啤酒”、“冰淇淋”。汉族人的语感不习惯于整体借音,意义全不透明的构词成分会引起理解的困难。难怪许多音译词往往被本族语材料构成的词所替换。甚至曾经长期广泛流行的音译词也在所难免。例如“布尔什维克”改成了“共产党人”,“布尔乔亚”改成了“资产阶级”,“吉普车”改成了“越野车”。现代汉语中未被替换的音译词集中在化学元素、化合物、药物、度量衡单位、外币名称等领域,以及仍带“洋味”的“咖啡”、“可可”、“咖喱”、“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沙发”、“扑克”等等原先的舶来品名称。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天文、林学、遗传、微生物这几种学科的术语中,含音译成分(不算专名)的条目仅占0.5%,其中大多数只是构词成分,全部译音的极少。在化学和药物学的术语中,音译成分的比率预计会高得多。综上所述,汉语术语已迈上本族化的道路。为了便于新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扩大国际交流,看来术语形成的现行原则需要作些调整。我们认为,着重仿译,即用本族语材料复制外来术语的内部形式,类似football译成“足球”,是条可行的出路。今天,表达各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的术语已在国内通用,并且得到审定。我们可就这部分术语编出详细的中外文对照表。汉语已发展出一套齐备的词缀,它们跟印欧系语言的对应也不难确定。这两项为仿译准备了基本的语言资源。为新概念提供语言载体的任务已简化为采择适当的词根。这可有以下途径：1.自行择定本族词根2.比照基本资源中相当的语料3.更多地使用音译我国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善于引入外来词根,使之归化。他们的丰富经验可为扩大术语的音译提供有益的参考。     

日本汉方药发展概况与我国中药业发展策略

中日互邻,在传统医药方面,日本既是生产大国,亦是大消费市场。在中医药国际化运作上,其起着桥头堡的作用,同时为我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中医药的发展方面,我国拥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广阔的市场空间,丰富的药植资源。如果我国在发挥自己优势的基础上,吸取他国研究开发及市场经营方面的长处,就能使中医药现代化少走些弯路,更快更好地发展。     

汉语数词的用法问题

近年来,在国内大多数出版物的行文里,中文数词“一,二,三,四…”几乎全都被数字1,2,3,4…所取代,大有被赶尽杀绝之势。其实,外国的数词(以英语为例)one,two,three,four…一直在同数字1,2,3,4…一起如常服务,为什么我们的一,二,三,四…要单独退出休息呢？我认为,一方面,这里面有一个如何对待自己的民族传统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科学性的问题,这主要指有效数字的规定。例如,在我的一本著作里,有一处写着“三百多…”,出版社要改成“300多”,我则坚持不接受。因为,从物理学知识看来,“三百”的意思并不完全等同于“300”：前者只有一位有效数字,即3×10²,而后者却有三位有效数字,即3.00×10²。既然是个约数,就不应当有多余的有效数字。所以,从科学的观点看,而今充斥在出版物上的“100多”,“10多个”等说法,都是错误的。最近我为朋友校对了一份译稿,也有类似的问题。最后我只好定下一条规矩：凡是原文用one,two,three的,译文就用一,二,三;原文用1,2,3的,译文就照搬,这才解决了问题(最后到出版社,还不知道如何处置,这我就难以负责了)。这种情况决不是个别现象。在曾经负责过国家科学技术工作的一位高级官员的一篇文章里,竟然说“××00年”(例如2400年)的写法,就意味着其误差幅度为100年(或者±50年)。任何一名够格的物理学家,看到这样的表述,都会惊讶莫名。就是一位工程师,对着一件长度数据为2400毫米的工件,即使没有标明公差范围,也绝不会以为误差可以达到几十毫米的程度吧！我查了一下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出版局,标准局,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处等六个党政官方机构于1986年12月31日公布,并于1987年2月1日开始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发现存在着不少毛病。第一、《试行规定》第1条“总的原则”里说：“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这里明显表示出对汉语数词的歧视。因为,这句话的意思,要么就是规定在阿拉伯数字和汉语数词都同样“很得体”的情况下,必须舍汉字而取数字;要么就是根本不承认使用汉语数词也会“很得体”。第二、《试行规定》第2条“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两种主要情况”中的2.2款“记数与计量(包括正负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比,约数等)”的举例里,就有“10个月”,“500多种”,“60多万公斤”等用法。在统计数字,测量取值,计算结果,技术数据,财政帐目,产品型号,项目代码等方面,要使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这是各国出版物里一致的用法。但是对于“约数”,一般都用各国语言中的数词表示,而不采取相当于“10个月”,“500多种”,“60多万公斤”等用法。上面已经说过,从有效数字的角度看,一般的约数只取一位有效数字就够了。所以,以上文件上举例的几种用法,都是不合乎科学要求的。第三、《试行规定》第2.2款注①又补充说：“…凡是不是出现在一组表示科学计量和具有统计意义职的一位数(一、二、…九)可以用汉字,如一个人,三本书,四种产品,六条意见,看了九遍。”这总算网开一面,规定了一般的一位数可以用汉字。不过这里仍然有两个问题：首先,这里只规定了“可以”,而不是“应当”用汉字数词。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1个人,3本书,4种产品,6条意见,看了9遍”等等,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这种规定不是“很得体”的用法,也是符合于官方规定的。其次,这种“可以”,仅限于一位数字,多位数字就不“可以”了。于是,在《试行规定》出台之后,实际上就连根铲除了汉语里“十二”,“二十”,“三百”,“四千”等等数词词组(可能只有古籍是例外)。怪不得,当我的书稿里出现了禁用的“三百”这个汉语数词词组的时候,出版社就要提出意见了。可是,睁大眼睛往外看,人家的twelve,twenty,three hundred等等,仍在照用不误,我们又何苦掘自己的祖坟呢？第四、“300”怎么读？一是读“三零零”,一是读“三百”。恐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读作“三百”。于是,就出现了书面上只准写“300”,而口头上又常读“三百”,这种书写同读音的脱节现象。你不准写,人家还是在讲;实际上这表明了,“二十”,“三百”,“五千”一类的汉语复合数词是禁绝不了的。在《试行规定》第2.2款注③里说的“5位以上的数字,尾数零多的,可改写为以万、亿作单位的数。”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45000这串数字,人们习惯读成“四万五千”。但按此规定,它“可改写为”4.5万之后,读法也就变成“四点五万”了。在实际执行中,这种“可改写为”往往就是“必须如此”。于是,在电视,广播等等的宣传里,也就充斥着“四点五万”之类的,数学习题式的语言了。其实,除了统计数字及科技数据等等之外,在一般的场合下,像3500那样的数字,在外语里也是读成three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而不会读three point five thousand的。我自己是一名物理学家,但我也不主张在一般的场合,都严格按物理学的办法去处理数字。我希望,数词的用法既不能违反科学,但亦不必把日常的语言过分数学化了。我相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机构里,科学家的意见难以发挥作用的缘故。我觉得,科学界应当义不容辞地对数词的用法提出既合乎科学原则,又适应国际通行做法的明确意见。而且,如果现在还没有哪一个专门机构来管这件事的话,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有必要先负起这个责任来。     

谈谈英语军语的汉译

军事术语简称＂军语＂。军事术语是军事翻译中不可回避的难题。正确翻译军语,译者需要在掌握一定的军事常识的基础上,先正确理解全文内容,结合具体语境、辅助工具理解军语意义,再力求表达准确,体现出军语应有的含义。     

解读中国历法

本文讨论中国古人制历法的基本思路，中国历法中基本量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日、月、岁三种阴阳运动的互相调制，叠加出一种新的运动，它的规律正是中国历法所要推算和显示的。制历和历法显示了中国认知方式的启示性意义。     

汉语科技术语中的潜在歧义

汉语术语的PT结构和SF结构之间,一般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在计算机和人理解汉语术语的时候,如果一个PT结构对应于一个以上的SF结构,就可能产生歧义。这种歧义是潜在的,所以,叫做潜在歧义。本文以计算机科学中的术语为实例,分析了汉语科技术语中的十一种潜在歧义结构。这就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潜在歧义论”(Potential Ambiguity Theory,PA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