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草原文化区构架的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

构成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区的要素可以概括为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自然地理学上的区域差异是历史文化区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经济类型和经济成果是构成文化区域特色的各种人文条件的基础。北方草原地区在历史上的经济类型及经济成果，大体可以概括为以游牧为主要经营模式的盲牧业为主。兼有农耕、采集、渔猎等类型的复合性经济类型。多次发生在历史时空中的民族大迁徙和政治统治权力的扩张与更替。推动了北方草原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整合。区域文化的差异性的形成过程是文化区域形成的最显著、最生动的标识。     

古代新疆经济文化区的属性

结合民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模式变迁,分析古代新疆经济文化区的划分及其属性,指出古代新疆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农耕-游牧的农牧二元经济区模式,由此产生历史上南部绿洲农业民族与北部草原游牧民族的对立。绿洲民族的特性使其深受游牧民族的影响,但不能因此而否认绿洲农业经济的农耕文化属性。认为这对该地区的民族生存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诗歌——哈萨克族传统哲学的主要的表现形式

诗歌是哈萨克族传统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脱胎于原始宗教;游牧经济使其然;民族心理、文化选择是其自然而然;民族文化特征及哲学家特殊的人文素质相辅相成。——游牧经济、游牧文化造就并包涵了独领风骚的哈萨克族传统哲学。     

湖北三家台村蒙古族的生计变迁与文化适应

在从游牧到农耕转换的历史过程中,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三家台蒙古族实现了从宗族治理到村民自治的社会治理方式转变、从草原游牧到山地农耕的经济生活转换以及日常生活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转型与变迁。这种文化模式的变迁与适应,是自然地理环境变化、多民族互动与长期混杂居住、历代中央政府政策引导、民族社会自身发展以及民族优秀文化智力支持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古代中亚及我国西北农牧经济文化区的划分——兼论历史上西北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演变

中亚及西北的自然环境下衍生出农耕-游牧的二元人文地理模式,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南部绿洲农业民族与北部草原游牧民族的对抗。由于绿洲的分散性使得绿洲农业民族受到游牧民族的强烈影响,但不能因此而否认绿洲农业经济的农耕文化的属性。分析历史时期中亚-西北经济文化区的划分,结合民族文化发展的变迁与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变迁的的机制的运作,感受它给民族生存与发展带来的挑战有着积极意义。     

漫游者的规则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过着自由不拘的生活——“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中国文人对这种无羁无束生活的浪漫写照。然而,游牧这种利用边缘、不稳定自然资源的经济、社会、生态体系,处处充满着危机与不确定性,毫无浪漫可言。人们对游牧社会的另一个误解：认为“游牧”相对于农业而言是一种原始的人类经济生产方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属于由“渔猎”到“农耕”的中间进化阶段。     

北方草原重要古文化区氏族的经济形态——兼论北狄与西戎何时成为游牧部落

广义的北方，指包括我国东北、北部、西方及西南偏北的一部分，地垮西藏至黑龙江的辽阔地区，基本与通常所说的“草原”或古代“游牧”部落地域相当。狭义的北方，指辽宁省辽河以东至内蒙古西境及陇西，即考古界称的“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相比而言，黄河中游、下游的农耕氏族部落先民，迁入“狭义”北方与中原交界地带者较多(尤其是耕牧交错地区)，迁入其它的北方地域者较少。按传统说法，父系氏族社会(即“五帝”时代)形成的“五大民族集团”中，“西戎”与“北狄”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而广义北方区域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却反映出绝大部分地区的氏族或部落还处在渔猎、农业或农牧并重的阶段。     

巴族渔猎经济形态探析

巴族是一个以渔猎为主的民族,其大量的渔猎相关遗存被考古学家逐渐发掘出来,特别是三峡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两汉时期的大量渔猎遗存,为我们探讨早期巴人的经济来源及生活方式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东北渔猎民族的生态理念与文化适应问题新探

历史上以渔猎生产生活方式为主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三个人口较少民族,具有崇尚、敬畏、顺应自然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智慧。随着生态环境无法承载人类的高强度开发和污染的加剧,三个民族的渔猎活动基本衰退,面临着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的转型与调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推进渔猎民族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实现渔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

世居中国北方的蒙古族及其他民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创造并发展了以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是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弘扬草原文化,是建设现代生态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需要。草原文化蕴含的精神气质是建设现代文明的强大动力。     

鄂尔多斯地区5万年以来环境演变与文化发展关系研究

分析了鄂尔多斯地区50000年来的环境演变和化发展特点之后,发现该地区环境演变与化发展之间存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即：自然环境湿润阶段,本区以采集渔猎或农业化为主;自然环境相对干冷阶段,本区以狩猎或游牧化为主。自然环境变化是该区化发生转型的驱动力,该作用俞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就俞明显。     

西方文明的起源与特质

长期以来，东西方的学者习惯于将古希腊文明视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其实，真正的源头应是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但它并非原生文明，而是在埃及农业文明与西亚商业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次生文明。而西方文明则是一种在游牧文化骑马民族的反复冲击下，主要继承和发扬了游牧文化集贸易、掠夺、殖民于一体的骑马民族传统，由原始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商品文化、农耕文化杂交而成的海洋文明。     

安徽淮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兴衰与自然环境变迁关系研究

安徽淮河流域是我国古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的一个重要区域,新石器时代演绎了多期古文化,石山子文化时期以渔猎为主,大汶口文化时期渔猎与农耕并重,而龙山文化时期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本文利用钻孔孢粉、海面变化及海岸线变迁等研究成果恢复本区全新世自然环境演变过程,利用田野考古资料和考古研究成果,系统地梳理本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进程,并将环境演变研究和古文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探讨该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对古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开始,新石器早期出现石山子文化,地方特征明显。6.5~5.5kaB.P.气候暖湿,受高海面、海侵及洪涝灾害的影响,地表环境恶劣,导致文化发展中断、考古遗址缺失,5.5~4.0kaB.P.气候趋干,自然条件有利于人类生存,大汶口、龙山文化逐渐繁荣。     

论辽从游牧经济向农耕与游牧并重的转变与农牧和谐关系的实现

在燕云入辽前后，北方地区的经济特征出现变化，即发生了由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向农耕与游牧相结合的生产的转变。上述转变开启了农耕区和游牧区进行交流的大门，使两大区域由对抗逐渐走向交流与融合。据有燕云的辽朝，通过在辽境内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有效地实现了两大生产方式的和谐共处。     

西突厥汗国与萨珊波斯的关系

西突厥汗国是我国古老的游收民族——突厥——在中亚建立的国家;萨珊波斯是波斯人在西亚建立的国家。在突厥汗国兴起之时,萨珊王朝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两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盟国到敌国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划分的标准是公元567年(?)哒汗国的灭亡。在(?)哒汗国灭亡之前,两国处于友好往来时期;在(?)哒汗国灭亡之后,是两国互为敌国时期。作为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西突厥汗国,“和”“战”关系与农耕国家之间的“和”“战”关系稍有差别。在游牧汗国与农耕国家友好往来时期,也会出现掠夺     

多元文化:科尔沁小说的精神之乡

阐述了科尔沁小说开阔的文化视野与深厚的人文性来源于科尔沁地区多元文化的滋养。分析科尔沁小说中的多元文化主要体现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错,蒙古族文化与满族、汉族等多民族文化混血,内蒙文化与山东文化、东北文化的交融,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指出在多元文化的塑造下,科尔沁小说形成的自觉的文化意识,较强的文化综合能力使其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占有重要地位。     

浅论汉族的起源

汉族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生活在中国南方的汉族与中国北方的汉族。在生产生活、习俗文化，甚至在体貌、方言等方面，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共同尊奉着炎帝和黄帝为自己的始祖，自称是“炎黄子孙”；他们以传说中的“龙”，作为祖先崇拜的图腾，称呼自己是“龙的传人”；他们不无自豪地承认自己是汉族。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有关传说做科学的分析，可以窥测到传说时代汉族先民的多元起源，及其初始的族体就是由滨海和湖泽地区的渔猎者、沿江河流域拓展的农耕者、从半农半牧转入定居的农耕者，以及从狩猎过渡成的农耕者融合而成，并又共同步入穗持发展的农耕经济文化。这也许就是汉族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分布广泛民族的根本原因。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动物遗骸的研究

经鉴定,南越王墓动物遗骸共有21种,其中无脊椎动物8种,鱼类4种,爬行类2种,鸟类2种,哺乳类5种.遗骸具有鲜明的珠江三角洲沿海动物区系的特色.组合反映出热带—南亚热带的湿热气候;南越王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农耕、渔猎的多元经济结构;以及动物随葬的习俗.     

"红山文化"区域生产方式的两次转变

“红山化”区域生产方式经历了农牧交替的两次重大转变。一次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从农耕转向游牧,而另一次则发生在清代长城南北界限消失时,又由游牧转向以农耕为丰。通过对这两次变化的分析,说明当前赤峰地区的经济开发与建设应以史为鉴,注重用科学的方法来协调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发展。     

明清台湾高山族衣饰文化功能与特色

本文主要从文化功能原角度，探讨了明清台湾高山族衣饰文化的发展状况与特色。台湾高山族衣饰文化的演变，充分反映了台湾高山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及自然生态环境，主要体现了农耕－狩猎经济文化区域的民族文化特性，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地方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