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流变

中国诗歌流变，由诗而词，由词而曲的过程，显示了诗词发展的独特规律－－音乐化运动、俗化运动，因而唐诗宋词元曲之后的流变方向则应该是当今的歌词，而不是“五四”以来的新诗，并且歌词必将主宰未来诗坛。     

风雅之致:从易安体看宋词的复雅

宋词由俗而雅,是宋词发展的重要特点.李清照崇尚雅致,其词词情风雅、词境清雅、语言雅致、韵律和雅,她的词风雅之致,浑然天成,形成了脍炙人口的“易安体”,她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了宋词雅化的进程.     

谈陈亮的“以文为词”及其意义

南宋初期抗战派词人的＂以文为词＂,是继词的＂雅化＂（相对于艳化）、＂诗化＂（相对于俗化）、＂刚化＂（相对于柔化）之后进一步的改革,即词之＂文化＂（相对于律化）。陈亮的词深受其政论的影响,甚至把给皇帝奏议中的政论语言直接写入词中,在词中直接抒发抗金北伐的宏志大愿,表达炽烈的爱国情感,充满了激昂的雄辩和政论的色彩。这就使词体之＂文化＂,较辛弃疾等人更进了一步。     

类诗与类曲——论词体特征在金元时期的嬗变

曾盛行于两宋的词体文学，在金元时代由于受到北方文化的薰染，其文体的性质、功能及表现形式等方面皆发生了某种变异，突出地显示为一种类诗与类曲的特征。所谓类诗，主要指词体形式上的徒诗化、内质上的言志化和语言上的古雅化。所谓类曲，则指词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发生的类似于曲的通俗化．一方面是在曲文学尚未成熟时，词体自身的俗化；另一方面是在曲文学繁盛之时，词体创作中向曲体的靠拢。     

论宋词对前代文人小说的受容

前代文人小说一般以典故的形式被宋词受容。婉约词人喜用爱情故事和神仙故事，在典故的使用上有艳化和俗化的倾向；豪放词人则常借历史人物、隐者名士和神话人物表现自己的英雄之气、文人之志以及不受约束的人格追求。词人对典故的不同选择以及不同的运用方法营造了不同的意象和意境，从而影响了词作的风格，但都为宋词增添了浓厚的浪漫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代文学重理性而轻情韵的缺憾。     

表象编码对事件性前瞻记忆的影响

为了考察表象编码对事件性前瞻记忆的影响,以汉字为材料,将60名大学本科生随机分到标准编码组和表象编码组中,每组被试均完成材料相同的三个阶段的实验任务.实验结果表明,表象编码对事件性前瞻记忆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无论是标准编码组还是表象编码组,将意向行为与背景相联系都能够产生高水平的前瞻记忆表现.与标准编码条件相比,表象编码条件下被试对线索词和诱发词的反应时更短.此外,与国外使用英文字词的研究结果相比,以汉字为实验材料,被试对线索词和诱发词的反应时均短于词汇判断任务的平均反应时,并未出现线索干扰和诱发干扰效应.     

词亦可以观——以两宋词为核心

从唐曲子到宋词,是千百年词史上的辉煌时期。词在唐宋时代,本是一种诉诸视听的音乐文艺。词的兴起和繁荣,都与唐宋时期的民俗息息相关。因此,词与民俗的关系,为词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此可以深入考察有关词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而探讨以往词学研究中的若干深层问题。就某种意义而言,从唐宋词的初创到繁荣再到南宋中后期的雅化,恰好完成了一个悖论,既最终成就了宋词一代文学的地位,也结束了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光荣。     

灵采焕发品词心 新见迭涌释内蕴——沈家庄的词学研究述评

沈家庄先生是当代最富个性的词学家之一。他专注于宋词的社会文化学研究,对宋词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宏观的文化观照,注意抉发隐藏于词作背后的文人心态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使时代文化精神与艺术解读融成一片。其论域沟通古今、融合中西;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背景探索与理论建构浑然一体地结合在一起,显示了古典文学研究中,传统治学经验与现代科学成果相联系的研究新视野所具有的巨大张力与潜力。     

崇高观念的缺失和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的俗化

崇高是主体在面对与自己严峻对抗的客体世界巨大力量时所获得的理性超脱和精神胜利的愉悦。它在哲学意义上是人的一种自我确证,在现实意义上是对人感性生命的形而上崇敬和肯定。由于缺少崇高观念,中国传统审美心理追求的是优美而不是崇高,体现出多种俗化倾向。从根本上看,这是儒道哲学影响的结果。     

宋词传播方式与影响

初步总结宋词的传播方式,将其分为歌唱、评价、文字、唱和四种传播类型,包括酒宴歌唱、名句、品评、刊印、书写、题壁、唱和、次韵等多种方式;并分别讨论各种方式对宋词发展的影响,认为宋词的繁荣、宋词的风格流派的形成、体式改变、题材创造、词的文体地位的确立等问题都与宋词传播有相当大的关系。     

李清照词中的情与景新论

李清照是中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女词人,被后人誉为词中皇后。李清照词是从其切身的生活感受出发,进行艰苦的艺术构思,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和情景融合是李清照词用以抒发情感的主要方式,由此可以感悟作者的心与志。     

中国古典词论中的东坡论

中国古典词论中对于苏东坡词的评价,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审美观照发展历程的一束折影。两宋时期,由持论各异到褒扬之声占主流地位;南宋末暨金源,显露出词派论评端倪,有“豪放”并驾“婉约”曲体,拓宽词作发展创造空间的理论见解,昭示苏词“以诗为词”的创造意义：发展到明清,在偏重词派论评的基础上,步入“正”、“变”论辩,与诗骚传统的内在沟通,揭示出东坡词儒化的现实意义。东坡论绵延数百年,日趋切要,既是苏词本身的意义决定,更反映出文学审美观念历史形成的漫长曲折,以及我们民族富有理论思维的审美创造力。     

宋词窗意象的审美探析

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宋词中的窗意象内涵丰富,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别具一格,揭示了宋词的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宋词窗意象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演变,在语义方面指向家园,在审美形态方面则体现了宋代文人对现实世界的美学观照方式。     

《草堂诗余》在清初的接受与批评

《草堂诗余》是一部“重北宋、轻南宋”,独尚绮艳婉丽词风的一部词选,在流传中享有盛名,尤其在明代流传甚广,对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清初承袭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之影响,且为反拨明末淫靡词风,《草堂诗余》在清初一时被重新接受.但由于《草堂诗余》取径狭隘,以绮艳婉丽为词风本色,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晚明淫哇之风,但最终无法避免流入淫靡,且受当时社会情况、清廷文化政策之影响,《草堂诗余》受到了批判,乃至最终摒弃     

小山词与淮海词之比较

作为婉约词史的代表词人,晏几道和秦观的词作风格在具有相似性的同时,又具有各自时代影响下的不同特色。因此通过将两人放在由“花间词风“向“以诗为词“转变的词史转折中来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出受此影响的婉约词创作的发展变化。     

三声通协与词曲之辨

三声通协即平上去三声通押（含入派三声）是北曲的基本特征,也是词曲分别的关键。现存元散曲曲牌绝大部分用韵是三声通协,仅有的非三声通协数调多本为词调。而现存宋词中三声通押之调历来被视为词者多可以曲牌视之,或近于曲体。三声通协不始于古体诗,《康熙词谱》谈及宋词三声通协往往援引古例、古韵是不恰当的。今存三声通协者最早见于唐五代以民间词为主的敦煌曲子词,此正为后世曲体之源。不过,唐五代传统文人词创作罕用三声通协,依然十分严格地遵守平声押平声、上去声押上去声、入声押入声的用韵传统,这也是宋代包括后代词人所遵循的用韵传统。三声通协用韵宋代文人创作渐显渐多,应看做是受曲体用韵的影响,其形式有大曲、只曲,现存大曲歌词皆属曲体,只曲也多为曲体或近于曲体。从宋人曲体的创作环境来看,宋代产生曲韵之书并不奇怪。     

在诗词融合进程中论述张先词的古今转移--兼谈词的包容性

词的历史发展过程是词与诗的分离与合流的过程,是艳俗与雅正相互交融的过程。词独立成熟之后向主流文化悄然回归,在北宋初表现为词与诗开始由分离而初步融合,词由伶工之词向士大夫词转移。张先较全面地将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如把“言志”等传统题材及诗文的写法纳入词中,成为北宋初词转型期中较为典型的代表,也体现出词作为一种文体所具有的包容性。     

论“别是一家”的李清照词

李清照以创作实践来证实自己提出的词“别是一家”之说。就词情而言,这表现在她有“丈夫气”,不同于一般女子,同时她又是女子,不同于普通士大夫男性作家,因而她的创作既有女性细腻温婉的一面,同时也有倜傥、慷慨的一面。就词法而论,李清照以通俗的语言和好懂的音律,化解了宋词发展到北宋末期,已进入到既要雅又要俗的两难困境。     

俞平伯词史观的渊源与实践

俞平伯的词史观主要集中反映在《〈唐宋词选〉前言》一文中，他认为词发端于民间，是诗进化的结果；词有两条发展道路，分别是以《花间》为代表的“获深”和以苏、辛为代表的“广深”，后者更接近词的本色，为词之正宗。他接受并扩充了黄侃、胡适及王国维的词史观，同时在俞樾、俞陛云的影响下幔取了传统词学理论的精华。他的三本词体鉴赏专著是其词史观的重要实证和阐释。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秋"意识

“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这一“悲秋”文学主题从《诗经》、《楚辞》到“建安文学”,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清诗,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嬗变和积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最终形成特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悲秋”文学意识。“悲秋”文学意识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同时也可窥见中国传统士人悲剧性命运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