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党争背景下的秦观元祐诗风探讨

元祐时期是秦观政治生涯的高峰,但受党争影响,仕途几度波折,心态随之起伏不定。秦观元祐诗反映出其在元祐八年前后的心态波动,形成了较独特的诗歌风格,其中酬唱诗、赠答诗风格沉郁凝重,而写景、抒怀诗多流丽淡泊,为我们展现出秦诗在特定环境和心境下,由熙、丰年间的清新妩丽向绍圣后凄厉幽沉诗风转变的过渡轨迹。     

陈翼叔及其诗歌简论

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云南出现了一位杰出的诗人陈翼叔。他的诗带有鲜明的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疾苦。对于他的诗,当时及后来滇内外一些文人学士曾经给过很高评价,例如,清初“性灵派”著名诗人袁枚就曾说过:“云南蒙化有陈把总翼叔即景《春夜》云:‘斜月低于树,远山高过天’。从军《边行》云:‘壮士从来有热血,深秋不必送寒衣’。有如此才而隐于百夫长,可叹也”。(看《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中《宁瘦居诗评》)四川游僧朱中囷说陈的诗“竟不得传于中原,孰知滇中犹有忠义之士,风雅之人也!”(《是何庵集跋》)还有人     

北宋梅尧臣的咏梅诗探析

宋代是咏梅诗的高峰期,梅花自宋以后,文人对其认识发生了变化,审美意趣得到深度的开拓发展。梅尧臣作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写作了大量的咏梅诗,对其咏梅诗的分析,能窥视北宋初期咏梅诗的发展情形及趋势。对梅氏的咏梅诗进行分类,并将他的咏梅诗置于其整体诗歌的创作中和咏梅诗发展的整个历史中,来阐释其咏梅诗的创作特点。     

浙派厉鹗与秀水派钱载诗风异同

作为清代诗坛宗宋的浙派诗两个重要分支:以厉鹗为代表的狭义浙派和以钱载为首的秀水派,前者主要创作在雍正及乾隆前期,后者活跃于乾隆朝,前后相继.通过二位代表诗人的对比,有助于深入把握其文化个性、艺术特征,认识两派诗歌的差异.     

唐宋之际清丽诗风的传承与递变

晚唐五代宋初诗歌艺术渐变转型的内在轨迹由多元曲线交织而成,清丽诗风的传承与递变特为其重要一脉.唐懿宗咸通以后,众多隐逸者用澄澹精致的诗作表达出世情怀,取得了出类拔萃的创作业绩,并为此提出了“趣味澄复”、有“韵外之致”的审美理念.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各地“不与俗接”的隐逸诗家成为清丽诗境的主要创造者.宋初林逋、潘阆等隐君又以澄澹清雅的诗篇,为整体苍白的诗坛增添了许多超逸的韵味.总之,在唐、宋诗歌艺术转型过程中,隐逸诗家唯清丽是尚的艺术探索,有着不可或缺的诗学价值.     

方回《瀛奎律髓》中对梅尧臣“送别诗”的品评

关于梅尧臣诗歌的批评接受,在宋代以来,得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其"送别诗"可谓独树一帜,打破了往日悲伤惆怅的氛围,于诗体进行革新同为送别诗类,杜甫诗歌的内容篇幅远在梅诗之上,且批注颇有类似之处。以方回的诗学批注为基础,将梅尧臣与杜甫的送别诗进行对比观照,既可分析同样诗歌题材的前后沿承问题,又可探究梅诗独有的诗歌品性。     

王维诗歌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画意探究

诗与画具有共通之处,"诗情画意"的艺术美感在中国盛唐诗人王维和英国浪漫主义大师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二人诗歌创作的绘画技巧、构图方法和指导思想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与画作为表达美的艺术形式而存在,寄托感情、陶冶情操是其意义之一。这也正是诗画可以融合的原因。基于这种共性,诗可以呈现画的意境,画可以表达诗的情趣。"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现象是诗画不断发展的结果。     

韩愈诗歌风格略论

身为"古文运动"领袖的韩愈,其诗歌的光彩常为文章所掩,然而韩愈诗歌对唐诗的发展、宋诗风格的形成、元明清诗歌的承继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韩愈的诗风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韩愈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中,其诗风从清新雄豪到奇崛瑰怪再到古朴清新,天赋个性、创作心态、社会风尚等是其在人生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诗歌风格的深层原因。     

张正见、庾肩吾诗风比较

庾肩吾与张正见的诗无论是内容分类还是艺术表现方面均有相似的特点,但是,张正见诗与庾诗趋同于侧艳,而异于清旨,相似于绮丽,而多有宕逸,悲伤之情俱有之,庾氏的情怀体现薄弱而平浅,张正见的诗秋思愁怨、慷慨悲凉,多角度、多层面地体现出其丰富的情感意蕴。     

“元和体”考论与张安祖先生商榷

张安祖先生《〈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一文中对“元和体”界定有误。张文认为“元和体”应包括元白讽喻诗。对于元稹未将讽喻诗归入“元和体”，张安祖先生解释为：“元和体”当时并非关名，元稹对其讽喻诗格外珍重，出于自我保护心理，故将讽喻诗排除在“元和体”之外。经过考察，这一解释并不能成立，故“元和体”之界定应依元稹之说。     

论翻译诗歌对何其芳创作的影响

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言论及其创作所受译诗之影响却很少有人论及。有鉴于此,文章首先探讨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学术思想,然后论述了何其芳的创作及其后来的诗歌语言观念受到了译诗的影响,由此给何其芳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     

上官仪诗歌创作刍论

作为唐诗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风格称号“上官体”,其生成与风行既是社会文化风尚“新变”的产物,又顺应了诗歌艺术演进的内在趋势,对唐诗风貌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上官仪现存诗作可以看出,上官体汲取南朝诗艺之精要而又有重大突破,它代表了宫廷诗风由因袭到创新,由密丽到疏隽,由滞重到轻灵,由风格雷同到渐见个性的诗风流变趋势,已超越了唐初诗风之“学术化”趋向,而呈现出唐诗风貌的端倪。     

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关于"朗诵诗"的讨论

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艺术家们为促进诗歌朗诵运动的蓬勃发展,纠正“纯诗”的影响,使抗战诗歌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对“朗诵诗”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这些探讨集中在“朗诵诗”的存在意义、“朗诵诗”的内容与形式等问题上。这种讨论促进了中国现代新诗艺术的口语化、散文化,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警示作用。     

试析夏承焘的词学成就

夏承焘是20世纪中国词学研究的一代宗师，他在词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为世所公认。因此，在对其已完成的论著作进一步探讨的同时，对其词学著述构想做以评介，以丰富夏承焘整个研究词学的思想。     

评孔融诗

孔融《杂诗》二首较有成就，为东汉诗坛增添光彩。《离舍诗》和《六言诗》仅以“首创”在文学史上留下一席之地；《临终诗》则逼真地反映出他临难之时的思想情感。总体上看，孔融诗思想价值高于文学价值。     

《野有死麕》诗旨考辨

《野有死麕》诗旨历来解读颇多,主要观点有恶无礼、刺淫奔、述杀礼、赞贞女、叙民风、寄托言等。诗中"麕""白茅""朴樕"等名物,反映先民思维观念与先秦风俗礼制,为传达诗旨的重要意象。结合《诗经》编修原则与历史语境,《野有死麕》之诗旨应为"恶无礼"。     

玄学与玄言诗

玄学是正始年间流行起来的一种学术思潮。玄言诗和玄学并不是同步发展的。西晋玄学家追慕清谈风度,不重著述。东晋偏安江左,朝野苦闷,力追精神解脱,故玄风大畅。玄学与文学多方位交互渗透,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成熟玄言诗的产生。东晋后期至刘宋时勃兴的山水诗和田园诗逐渐取代玄言诗。玄学在南朝仍余脉不断,直至隋灭陈后,南北重新统一才告平息。玄言诗和玄学一前一后退出历史舞台。     

《盘中诗》作者考察

《盘中诗》收录于《玉台新咏》,关于作者问题至今尚有争议.《盘中诗》的作者自古有两种说法:一、苏伯玉妻；二、傅玄.文章拟从情感结构出发,通过文本分析探讨得出作者实为苏伯玉妻这一结论.     

论六言诗的嬗变

六言诗作为诗中一格,虽未广泛流行,然亦有名篇佳作,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本文从六言诗的起源、发展、成熟与影响四方面来分析六言诗的嬗变,展现六言诗这种文学样式的概貌,及其对词曲和日本汉诗的影响。     

魏源《洞庭吟》的当代反思

自然灾害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关键词。诚然,一些灾害诸如地震、台风等也许非人力因素可控;但连年洪灾,不仅有自然原因,更有人为因素。魏源《洞庭吟》即总结了当时长江水患形成的原因,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天命说,认为上游乱砍滥伐山林造成水土流失,滨湖地区盲目围垦导致蓄洪区逐渐缩小,是造成水灾的重要原因,这一认识在当今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