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足迹的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搬迁移民或当地居民是否得到合理的生态补偿是自然保护区顺利建设和实现保护目标的关键环节,尤其是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本文以贵州省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案例,提出了一套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方法.该方法不仅考虑保护区居民生产用地的损失补偿,还以生态足迹为基础,计算了林产品、水产品、薪柴、牧草等生态系统为保护区居民社会经济活动提供的服务价值.结果表明,基于该方法得到的生态补偿标准,与保护区居民问卷调查结果差距较小,客观反映了居民的生态补偿意愿.该方法解决了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补偿标准过高,而仅以生产用地损失作为补偿标准过低的矛盾,可为其他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污染足迹的区域内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利用生态足迹进行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更具科学性,但区域层面的生态足迹不应全部核算区域在生产和生活中所需要的生态足迹,而应核算本区域无法避免的、一定要由本区域生产或由本区域吸纳的生态足迹,即污染足迹.该文构建了基于污染足迹的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广州市区域内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研究：以广州2010年4类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核算目标,按照三大产业将人口分为三大组群,分别计算三大组群的人均污染足迹和人均污染足迹效率,并以广州市平均生态状况为基准分别计算三大组群的补偿或受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广州第一、第三产业因出让污染足迹应分别获得67379亿元和19 26728亿元的生态补偿,而第二产业因多占用生态足迹,在生态补偿中应支付2 07037亿元.基于污染足迹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尝试将污染足迹理论引入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生态足迹理论内涵,而且可为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长江经济带生态风险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980、2000、2015年3期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构建生态风险指数,分析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响应特征．1980—2015年,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剧增,增加了38 454.79 km2,主要源于耕地转化;耕地、草地锐减,分别减少37 358.50、9008.57 km2．长江经济带生态风险与土地利用呈较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分异较明显:上游、下游地区以低生态风险区为主,中游地区中生态风险分布较广;上游地区生态风险集聚趋势增强,高风险集聚自相关区长期较为分散且无显著变化;中游地区2000年后生态风险集聚趋势减弱,高风险集聚自相关区集中于洞庭湖、鄱阳湖区域,其他时期较为分散;下游地区生态风险集聚趋势增强,时空变化特征明显,低风险集聚自相关区分布较广,高风险集聚自相关区较少．本文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长江经济带生态风险分析,为开展国土整治与修复、推动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了针对性、差异化的思路和建议．      

长江经济带生态治理问题与跨界合作的必要性

长江经济带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线主轴,是新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指导思想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国家层面把长江经济带生态治理和绿色发展提到了最高的重视程度,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本文首先介绍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治理的现状,然后全面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态治理中存在的跨界问题,最后提出长江经济带生态治理跨界合作的必要性。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与土地生态质量关系研究

融合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的优势,在构建长江经济带“经济-土地生态质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研究2012年、2015年、2018年3个时点上长江经济带115个地级单位的经济和土地生态的时空动态特征,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两者的耦合关系.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东高西低、中心外围”的分布特征,且呈现前期新一线城市的发展速度较快,带动后期连片式发展为主的特征;2)土地生态质量的空间格局整体上呈现中、西部地区优于东部地区以及大范围面状分布的特征;3)因耦合协调格局与经济发展格局存在内部一致性,故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状况呈现“东高西低、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布规律,长三角地区是整个经济带两系统互动效用的最优地区,而耦合协调低值区域的分布比较分散,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的云南省西南部、四川盆地、中部地区的湖南省湘西地区.     

基于灰水足迹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额度量化及应用

基于灰水足迹对2009—2020年长江流域的生态补偿额度进行量化,为完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保护机制提供支持。从农业、工业、生活等3方面计算了2009—2020年长江流域15个省、2个直辖市和2个自治区的灰水足迹及它的载荷系数,利用零和模型和生态补偿标准修正指数计算了流域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显示：1) 2009—2020年长江流域灰水足迹整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在2015年达到峰值为9 131.44亿m³,中下游地区灰水足迹随时间推移而减少的趋势更明显;流域内灰水足迹载荷系数较大且水资源分布较少区域中大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在2019—2020年灰水足迹载荷系数呈下降趋势,淡水资源压力减弱;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绝对值总量在相对稳定的范围内呈波动趋势,最低值在2011年为570.92亿元,最高值在2019年为1 090.45亿元。2)长江流域内上游地区农业年平均灰水足迹最大,然后依次是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中游地区工业和生活年平均灰水足迹最大,然后依次是下游地区和上游地区;在区域灰水足迹中农业灰水足迹的占比最大,然后依次是生活和工业灰水足迹的占比。...     

以水患治理为契机,建立“长江生态经济带”

长江水患日甚,究其成因,气候变异是首要因素。进入90年代以后“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频繁交替出现。1998年,厄尔尼诺现象转到拉尼娜现象只用了1个月时间,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在学术上还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如何,气候的反常还是为     

基于生态足迹与水足迹的洪湖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定量测度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目前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前沿领域.生态足迹模型已广泛应用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承载力评估中.该文运用生态足迹法计算了洪湖市2006年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同时基于生态足迹理论,运用水足迹模型,计算了洪湖市2006年的水足迹,用来分析洪湖市的可持续发展情况.结果表明2006年洪湖市的人均生态足迹为1.981 5 hm2,存在生态赤字,人均生态赤字为1.414 8 hm2.反映出目前洪湖市的生产、生活强度已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区域生态系统处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利用和压力之下.2006年洪湖市人均水足迹为1 475 m3/a,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国内属于水资源丰富型城市.     

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模式及机制创新

阐述了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基本内涵。从发展模式和机制创新两个方面分析了促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思路:提出非均衡协调发展模式;实施培育和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区域政策,提高区域生产率及竞争力;建立和完善7方面的机制创新。     

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改变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单要素管理现状,向多要素、全系统综合管理模式的转变,其关键点是理顺政府、社会和自我补偿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在逐步推进区域、流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良性好转过程中,实现自我补偿、生态补偿的最终目标。     

基于生态足迹的甘肃省可持续发展研究

生态足迹方法是一种评价可持续发展程度的生物物理评价方法。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甘肃省2000-2008年的生态足迹进行说明,衡量了甘肃省生态承载力及可持续发展程度,结果表明：甘肃省对自然的依赖比较大,属于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构建包含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高效化三重内涵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采用等权重加权法评估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从生态人居、绿色经济、环境保护三个维度建立中国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算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地区呈梯度递增格局,省际差异较大;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呈稳步提升态势,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地区差异呈缩小趋势,但省际差异依然较大;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与全国基本持平,上中下游地区呈梯度递增空间格局、省际差异较大;除下游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型,其他地区均表现为产业结构优化滞后型.建议加大长江经济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倡导家庭绿色消费,降低能耗强度;推动长江经济带农业和工业绿色发展;发挥政府引领作用,协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联动机制研究

在把握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之后,结合长江经济带目前的发展状况,阐述了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揭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探索有效推进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从增强区域各省份一体化发展意识,打破各自为界的发展模式,实现区域内经济圈协同发展、产业整合与优化、一体化管理体制建立、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带动,提升长江水运承载力,拓展公路铁路运载力等方面给出对策,促进长江经济带一体化联动发展。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保护能力格局与提升策略初探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高质量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指导方针,推进上中下游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协同互动是重要的实现方式.该文选取了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单位GDP的耗电量、单位工业产值的污水排放量、空气质量指数(AQI)、气象灾害损失值、高危企业数量等六个综合反映生态经济、生态环境和生态风险的指标,借助2016年—2018年统计面板数据以及无量纲转换、累计求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生态保护能力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保护能力提升潜力空间较大;城市生态保护能力与城市规模等级成反比;长江经济带中间低、周边高的反中心空间格局特征显著;城市之间呈现显著但较小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基于此,提出了进一步明确长江经济带建设思路、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等对策建议.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康平县生态承载力研究

应用生态足迹评价方法,对康平县2009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分析,得出目前康平县的发展模式正处于生态赤字,生态安全受到胁迫。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了保障康平县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积极建设生态型城市;控制人口数量和过度的城市化进程;保护和重建自然生态资源环境。     

基于水足迹的引江济淮调水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生态补偿标准是引江济淮工程调水补偿机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采用水足迹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分别核算了引江济淮调水的水源地和受水区水足迹与水生态补偿标准。2019年工程调水水源地和受水区的水足迹分别为203.63亿立方和874.55亿立方,其中农业水足迹分别占86.84%和90.63%,工业水足迹分别占7.95%和3.55%。水源地和受水区的水量盈余分别是127.61亿立方和-734.06亿立方,引江济淮调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水区水资源紧缺的矛盾。水源地获得的生态补偿标准是25.07亿元,其中以安庆市最多（8.458亿元）,其他3市相差不大（5.378亿元～5.795亿元）。受水区提供的生态补偿标准是50.531亿元,以合肥市和淮南市最多,分别是8.550亿元和8.416亿元,各市补偿标准差异性显著（1.586亿元～8.550亿元）。基于以上结果,一方面需优化农业种植结构,节约用水,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另一方面,以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为依据建立补偿机制,有利于促进工程调水的可持续性。     

长江经济带的环境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今后20年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其可持续发展问题无疑具有深远意义。作者就重庆市近年工业"三废"的排放及2000年长江经济带各相关省市的"三废"排放进行比较分析,指出长江经济带的环境质量虽有改善,但仍是制约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并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措施,包括建立绿色产业;形成循环经济;倡导清洁生产;实行总量控制及改革环境监管机制。     

基于生态足迹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

在生态足迹原理的基础上提出区域生态安全指数的概念,将其作为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利用该方法对大连市1996-2007年的生态足迹与生态安全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表明：大连市人均能源生态足迹由1996年的1．421hm^2增加到2007年的2．711hm^2,可更新资源生态足迹由1．481hm^2增加到1．796hm^2,人均总生态足迹由2．700hm^2增加到4．507hm^2,生态压力指数由1996年的2．15增加到2007年的2．71hm^2;区域生态安全指数在近11年内,变化幅度在-1．71～-1．12之间,表明大连市的生态安全始终处于一个极不安全状态,并且有恶化的趋势．     

海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参考生态补偿机制在许多领域的成功案例,进而制定出适合辽宁海域的海域生态补偿机制。分别从海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进行研究,制定出适合具有流动性、复杂性、广泛性的海域特征的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