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禹偁对欧阳修思想和创作的影响

王禹偁和欧阳修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和王禹偁一样,欧阳修不满晚唐五代以来士风之不振,以儒家十分积极的入世态度,投入变革现实的斗争。他们极力倡导君子风范,以求道取义的名节观念、行道救时的责任意识和守道不屈的人格精神为主要内容。欧受王的影响,重视儒学传统,更注重儒道致用的品格;对文的作用给予更多的重视,更强调文的平易自然。作为重建儒学信仰和推动诗文革新的先驱,王禹偁对欧阳修和宋代士大夫人格精神的熏陶和诗文创作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论欧阳修贬令夷陵的作为

2007年为欧阳修诞辰1000周年。通过对欧阳修夷陵诗文和相关资料的研究，从调整心态、躬亲政务、体恤民疾、心系时政、志夷风俗、谈文论道、整理旧史、研究经学和幕友唱和等九个方面，对欧阳修贬谪夷陵的作为进行了梳理，从而回答了“庐陵事业起夷陵”的缘由。     

儒学"人格"的发展与影响

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儒学文化的“人格”演变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中的“人格”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前儒学时期是“自然人格”;儒学形成时期是“理想人格”;儒学发展时期是“神化人格”;儒学教条化时期是“工具人格”;儒学解构时期是“批判人格”;后儒学时期是“寻根人格”。     

谢灵运儒学人格论析

谢灵运生活在儒学逐渐复兴的晋宋之交。他的诗文创作中,不时流露出儒学观念;他的事迹行状中,多体现着儒学人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三不朽"思想与人生追求;礼乐教化思想与施政实践;仁孝忠义思想与儒者情怀。他的放浪形骸、任诞不羁是表面现象,他的儒家思想是深入骨髓间的,儒学人格是他复杂人格的主要方面。     

论寡母抚孤视角下的欧阳修

“寡母抚孤”属中国古代单亲家庭教育。它养就了欧阳修推崇操守、宽厚仁和的人格个性以及刻苦治学的品质精神。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说，欧阳修王道理论也是这一家教模式所衍生的产物。     

欧阳修与夷陵档案钩沉

刚进而立之年的欧阳修被贬峡州夷陵县令。当他处理查询档案、处理政务时，发现枉直乖错、违法徇私、灭亲害义之事，不可胜数。于是他决定整顿吏治、兴除弊端，当好夷陵父母官，并针对县衙档案现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修敕书楼、订立各项规章制度、清理陈年文牍案卷、加强各类档案资料收集。欧阳修在夷陵的诗文不仅是文学珍品，也是夷陵珍贵历史档案。欧阳修重视档案工作有着时代、社会实践和家庭教育的深刻影响。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bout Fan Zhongyan and Ouyang Xiu's Scholarship and Personality

范仲淹和欧阳修齐名并称,均被视为北宋“疑经”思潮及”古文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实际存在的学术分歧和人格差异.事实上,他们在学术上各有传承,治学理念与方法多有不同:范仲淹“祟古”“尊经”,欧阳修“疑传”“疑经”.他们虽皆“有志于当世”,且共同主张“君子有党”论,然范公沉稳持重,强调“师古”,故改革举措往往有“复古”过当之嫌；相对而言,欧公激越慷慨,少受“复古”理念约束,其革新措施更能体现“变通”精神.在诗文创作方面,范仲淹以律赋名家,常醉心于骈辞俪句；欧阳修则不好“四六”,专事“古文”.范、欧二公既能在学术、政事及诗文创作等方面相得益彰,又能保持“君子不苟同”的个性差异,其“同中之异”,无疑体现着“庆历”文化开放多元的时代特点.     

欧阳修的语用观

欧阳修作为宋初古文运动的领袖，在涉及文学问题的时候，也触及到了语言问题。他对语言运用的理论阐述散见于他的文章和书信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道胜。即重视语言内容的好坏，强调语言运用者的思想品德及其对语言运用的影响。二、事信。强调语言所载之事必须真实、信实、正确。三、言文。既反对脱离内容的“雕章丽句”，也反对重道轻文不讲艺术的倾向，主张为文应简洁、自然。     

论欧阳修对白居易的接受

欧阳修与韩愈的关系已被反复论述,而他与白居易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所提,实际上欧阳修踵迹宋初王禹偁的努力,继续积极效法白居易。生活方面,他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更倾向于白居易式的乐观旷达,这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形成不乏重要的示范作用。诗歌创作方面,欧诗呈现出的平易畅达风格与他兼学白居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的平易诗风、讽谕精神、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诗文革新融入了宋诗的骨髓中。     

欧阳修的创“新”与辟“怪”

欧阳修的为人为政、为学为文，充满改革创新精神，具体表现在人格标新、政治鼎新、学术更新和文学革新等方面。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改革创新的同时，辟“怪”而守“中”，切实地改变了世风士气，改变了政坛、学坛、文坛风气。其思想渊源，除“变通说”、“人情说”之外，还在于他对“道”赋予“平易性”、“务实性”的解释，在于其立身治学的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