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纲领

科学文化哲学一方面是以作为文化的整个科学为研究对象,即“关于科学文化的哲学”,是人们对科学文化进行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哲学反恩;另一方面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反恩科学,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方法等来研究科学。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纲领主要包括三条原则：倡导科学和技术是人的事业,充分借鉴和吸收各种哲学资源,提倡综合创新的方法。科学文化哲学将成为整合科学的历史研究、科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科学的哲学研究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一门重要学科。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划界思想的演变和反思

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关系是贯穿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一条主线，但也是其至今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当前，面对后现代科学哲学日益把科学与宗教、文学、巫术相等同的剧烈冲击，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划界思想的发展历程，分析各学派在划界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借鉴吸收西方各学派的正确思想，加以辩证地综合，形成我们自己关于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关系的理论。     

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社会哲学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就会有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哲学－－科学是被社会建构的；从社会建构主义看技术哲学，就会有社会建构论的技术哲学－－技术是被社会建构的；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社会哲学，就会有社会建构论的社会哲学－－社会是被社会地建构的。     

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点评

值此世纪之交,在回顾即逝世纪和展望未来世纪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把眼前的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比喻为一位“灰姑娘”。这句话的含义绝对不是要贬低—我也绝对无意贬低—技术哲学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从现象层面或事实层面来看问题的话,也许应该说,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技术社会”,其次才可以说它是一个“科学社会”。对于科学和技术的相互关系,在西方学术界有两种“极端化”的观点：一个极端是把技术视为“应用科学”（认为技术“从属”于科学）;另一个极端是把科学视为“理论技术”（认为科学“从属”于技术）。从“表面观点…     

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

近年来技术一词被频繁地与科学并列在一起使用,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成为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的新问题。从知识形态、探索活动和社会建制三个方面考察的结果表明:科学和技术是从属关系;不存在科学与技术平行、对等的划界标准。科学和技术并列论或技术独立论误导教育和科研,危害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技术哲学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对由此产生的谬误进行彻底的清除。     

拉卡托斯从数学哲学到科学哲学的转向

人们通常认为，拉卡托斯的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是具有根本性差异的两大思想体系，但本文坚持，拉卡托斯的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之间存在很大的继承性。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拉卡托斯的两个“摹本”及其重要意义。并论证了他的数学哲学五个基本论点与后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五个核心论题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前者直接引发出后者。     

陈昌曙产业哲学思想评析

陈昌曙教授不仅是中国技术哲学的奠基人,而且是产业哲学的开拓者,他提出了第一个产业哲学研究纲领。他从是否具有经济效益和规模效应等方面区分了生产与技术,提出了产业与技术划界的思想。他把现实化、对象化和体系化的技术,即产业技术置于自己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地位,并通过产业技术深入到产业哲学研究领域。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他呼吁必须培养现代产业意识。陈昌曙工程主义传统的产业哲学开辟了自然辩证法新的研究领域,为未来产业研究提出了若干指导原则和重要问题。     

从“全体知识”到“科学的界限”——论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科学观

卡尔·雅斯贝尔斯从对"科学的哲学"和"全体知识"的批判入手,揭示了现代科学和哲学相混淆的现状。他在理清科学的划界标准和科学的界限的基础上,指出了科学和哲学各自的独立性。科学与哲学既不能相互混淆,彼此又相互依赖,明确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将有助于达到二者的真正统一。     

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家的费耶阿本德

在中国学术界,把对作为科学哲学家的费耶阿本德的形象一直当作科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来予以接受,而较少有人提及费耶阿本德科学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佟立所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把自波普尔之后的科学哲学全部当作后现代科学哲学来处理,在我看来这一标尺虽然放得太宽了一点,但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我认为波普尔不仅开创了科学文化哲学的先河,而且也是西方20世纪少有的体系性哲学家.     

关于技术和技术哲学的对话——也与陈昌曙、远德玉教授商谈

本文从语用学角度讨论如何界定技术的方法论问题，分析当代技术哲学中的七种技术定义，指出它们分属于技术哲学的三个不同学派，即技术工具论学派、技术实体论学派及技术社会批判学派。进而考察陈昌曙、远德玉教授提出的技术三个基本特征的观点，指出其优缺点，并提出新的技术定义。与此定义相联系，简述以技术认识论为核心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     

深切缅怀粟武宾教授

惊悉粟武宾教授因心脏病突发,于2001年11月24日不幸逝世,我们与粟教授共事多年的同仁们,个个肝肠寸断,悲痛万分。近20年来,粟教授倾注全部精力,投入我国术语学研究和术语标准化工作。术语学是一门涉及语言学、逻辑学、信息学和标准化等多学科的交叉边缘学科,一般人不敢轻易问津,但粟教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坚韧不拔,为创立我国术语标准化的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我国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她的逝世是我国术语学界和术语标准化工作的一大损失。是她,通过各种方式,把国际术语标准化的基础理论和最新成果全面系统地介绍到我国。这不仅填补了我国术语规范化和标准化领域的空白,而且也使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有可能同国外术语学界交流学术成果。是她,在国内大力推广术语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工作,并在工作中与相关单位的领导和国内有声望的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是她,对我国科技名词审定事业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关注,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为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她,大力促进我国术语学界同国际术语组织的合作,加强了我国同奥地利、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术语工作的协作,努力使我国术语工作同国际接轨。是她,十分关注我国少数民族术语标准化工作,向国家民委等有关单位倡议,启动了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的术语标准化工作。是她,考虑到海峡两岸术语的统一对推动海峡两岸的科技、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积极促进海峡两岸的术语工作的交流。是她,十分关注我国术语数据库的建设工作,积极协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单位创建我国的术语数据库。是她,积极促成编纂和出版《质量·标准化·计量百科全书》,使我国质量标准化工作有了第一部权威工具书。粟武宾教授在工作上不知疲倦、呕心沥血,在生活上十分简朴,品性耿直,待人真诚,足堪表率。她的不幸逝世使我们痛失了一位长期共事的老同志,好战友。安息吧！我们敬重的粟武宾教授。叶柏林 潘书祥 龚莉 黄鸿森 全如瑊 王渝丽 王人龙 梁丽华 邬江 周长青等     

袁复礼教授对古脊椎动物学的卓越贡献

在1927-1933年间，由中瑞两国合组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合作科学考察中，地质学家袁复礼共发现了4个化石点，5个化石层位，以及10个古脊椎动物化石的新物种。这批材料中的绝大部分化石是由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杨钟健记述的。袁复礼对我国的古脊椎动物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爱因斯坦,物理学和人生--杨振宁先生访谈录

On the morning of April 14, 2005, Dr. C. N. Yang, Nobel Laureate in Physics, accepted our interview in his office at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interview was two hours in duration and covered a variety of questions including Prof. Yang's personal experience, Nobel Prizes, Einstein's contributions and legacies, World Year of Physics,Prof.     

"名词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严肃的工作"--访物理学家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凯华

有这样一批专家、教授,他们不仅为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大声疾呼,而且亲自参与名词审定,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为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赵凯华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张文收对传统计量的贡献

唐代张文收所造的方形嘉量，一方面承继了先秦“商鞅铜方升”等方形量器的特点，完全避免了圆形嘉量制作过程中由圆周率造成的系统误差，另一方面吸取了“新莽嘉量”五量合一的优点，实现了一器包含龠、合、升、斗、斛5种分量。这种设计理念确实比较先进。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此量在当时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但它对后世量器的制作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代乾隆方式嘉量便仿造了其式样。     

在信息化社会，名词规范更重要——访两院院士李德仁先生

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委员名单里,有很多德高望重的院士,他们治学严谨、博识敏思,为名词审定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德仁院士即是其中一位,他是当年中国很年轻的双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年)],也是全国科技名词委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在与李院士联系时,适逢他即将来北京开会,于是采访得以成行.     

地动仪复原模型的造型设计

地动仪复原模型的造型设计是科学复原的一个重要部分,既是实现仪器功能的需要,也是展现汉代文化和艺术的一种方式,涉及到结构造型和艺术造型两方面的研究。文章回顾了史料和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介绍了筒状、钟状和卵状三类现有的造型。基于中国地震局和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所完成的新复原模型,分析了结构基形、悬挂点位置、调整结构和仪器稳定性等结构问题,对新模型的造型设计和研究思路做了具体介绍。     

原本刊编委、科学史家李佩珊先生逝世

原本刊编委、科学史家李佩珊先生因病于2004年2月28日21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钱三强同志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中的贡献

钱三强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许多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倡导者和领导人。1985－1992年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他近年来亲自主持的实体机构之一。在他领导下,委员会短短几年已从创立(1984年)走向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委员会现已组建了43个学科的术语审定委员会,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科学、地球科学、农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以及医学等;形成了一支有千余人科学家、教授、工程技术专家组成的科技术语审定队伍。近几年来,他们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审定出一批概念清晰,反映科学内涵精确的术语,诸如：《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地理学名词》、《化学名词》、《植物学名词》、《地球物理学名词》、《土壤学名词》、《医学名词》等,共20余种。这批术语在学术上,既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具有权威性,在国务院授权下,以委员会名义相继公布,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批各学科术语的问世,繁荣了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了自然科学术语的系统化和规范化,进而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委员会在钱老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条例》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初步建立起以适应自身工作需要的术语审定的原则与方法,为建立以汉字为特点的科技术语体系——科技应用术语学,奠定了基础。钱老的不幸逝世,对日趋发展的科技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是个莫大的损失,我们以极其悲痛的心情,追忆他在主持领导这项工作的动人事迹,以寄托我们的哀思！一、在制定科技名词审定与统一的方针方面他在1985年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工作,并引用了郭沫若院长50年代初提出的论断,来说明这项工作的性质和重要性。郭老曾是建国初期,政务院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曾着重指出：学术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这说明,我国对科技名词工作十分重视。在建国初期,就把这项工作提到了崇高的境界,钱老在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重温这个论断,就更具有其深远意义。钱老在《报告》中还根据当代术语学的发展,认为：“当代术语学的研究水平,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提出自然科学术语是进行学术交流的语言工具的论断,并认为,对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引进、学术交流、科技图书文献的编纂、出版和检索,科技情报信息的传递以及计算机技术在科技信息的应用等都具有重要应用价值。钱老在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宣布：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属于自然科学广意范畴,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科学,更要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学科,在他的倡导下,委员会初建时,就建立了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以及计算机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等。1990年第二届委员会后,集中相当的力量,又相继建立起一批工程技术以及能源、交通等学科领域的名词审定委员会,诸如电工、化工、土木、建筑、煤炭、冶金、水利等,显示出钱老重视与贯彻我国当前提出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方针。钱老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强调告诫我们：“我们进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需要,为迎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早日实现科技名词的规范化和统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二、钱老以严肃、认真、朴实、科学的工作指导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钱三强同志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科学态度,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在他主持的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中更是兢兢业业,他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负责全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的权威性机构。但他又强调指出：学术权威性不是自封的,它是要通过我们艰苦工作逐步被承认的,国务院的委托,正是对委员会工作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任重道远。他首先以科学民主的作风发挥了主任、副主任领导核心作用,他虽然长期患病,但从末缺席过一次常委会,每次会议他都亲自主持讨论,做出具体部署与安排;他坚定倚靠广大科学家智慧的正确方向,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及全体委员的积极作用,同时以他高尚的品德和社会威望,特别是他那种严肃、严格的态度和谦逊、朴实的作风,深得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得到学术界的有力协作,仅仅三五年就使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他经常告诫我们,科技术语是个复杂而又严肃的问题,既要坚持真理,恪守科学的内涵,又要尊重历史事实,就是“约定俗成”的原则,绝不能草率确定,更不能屈从于哪个学派,一定要组织本学科学者、专家共同讨论,反复协商而定,列举几个实例,显示他恪守上述原则的典范作用。1.1985年在公布《天文学名词》时,关于天文界长期争议的“格林尼治”和“格林威治”两词,译名上既有确切和不确切一面,也有“约定俗成”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责成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书面论证,由天文学名词委员会作出更改“格林威治”为“格林尼治”的决定,由钱老又委托著名天文学家王绶琯、龚树模等评审天文学名词委员会的决定和论证,最后钱老主持部分主任、副主任会议根据评审意见做出最后决定,正式改为“格林尼治天文台”,充分反映出钱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2.1987年在审定数学、物理学名词过程中两个专业委员会对长期不统一的“矢量”、“向量”,之争,在他亲自主持的专题讨论会上,认为“矢量”与“向量”这两个术语虽然科学概念基本相近,但两词在各自学科领域使用范畴和频率不一,钱老根据两词的归属,以及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的原则,得到了两个专业委员会的理解,各自列入主科词外,另列入又称词,使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迎刃而解,显示出钱老作为科学家的组织才华,也表明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3.钱老一贯重视科学家对科技术语定名的意见和建议,凡科学家们提出的意见,他都严肃认真的处理。如钱学森提出细观、介观术语概念及科学内涵,他责成委员会办公室认真处理,并亲自致函钱学森同志表示谢意。4.钱老经常盛赞从事科技术语审定工作的学者、专家、教授们的艰苦劳动及无私的奉献精神,多次教导我们要特别尊重这些科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并力争在可能范畴内,为他们创造较为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照顾。三、加强港澳台及华语地区名词术语的交流关心祖国统一大业钱老在科技术语审定中,十分重视加强对港澳台、华语地区以及海外侨胞华裔学者的联系与交流,他常说：汉字、汉语是世界上约四分之一人口的语言工具,是一个众多的群体,我们应该提到一个高度来认识。根据最近美国《洛杉矶时报》(1992年3月10日)资料统计,世界15种主要语言使用情况,使用汉语的人口为9亿,使用英语的人口为4.5亿。早在1990年,著名学者钱伟长、知名人士袁晓园、安子介等就提出：下世纪是汉语发挥威力的时代。正像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之科学研究时所指：“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术语的革命”。这就是说;新术语的提出,往往具有本学科或超学科的革命意义。“概率”、“耗散结构”、“协同学”、“人择原理”、“中性突变”等都显示出这个论断。汉语及其术语不仅代表了东方古老灿烂文化,而且是最悠久光辉历史的象征,更显示着中华民族跨入廿一世纪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成就。这就不难理解当今全球学汉语热潮不断高涨的道理。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汉语的学生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共有60余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共有1800名学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系,德国约有2000－3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美国设有中文课的大学则有近500所。从上述资料表明,钱老的嘱托蕴藏着多么深远的意义！最近以张存浩为首的大陆7位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访问大陆,开创了近40余年来两岸学术交流的新篇章。在参观、交流过程中,两岸学者都提及“学术对话”的术语媒介问题,像台湾《联合报》1992年6月11日报道说：“来访的7位大陆科学家分别与台湾的同行展开‘学术对话’。学者们表示,在科学上虽然两岸隔离40年,有些科学名词两岸不同,但科学还是他们最共通的语言”。报导华中一代表在介绍大陆所发展的“分子电子材料时表示,两岸电子学的中文译名有很大的不同,像台湾的“积体电路”,在大陆叫作“集成电路”,这是因为在两岸不交流的三四十年,正是电子学发展最快的时候,以致译名各行其是;相对地,那时物理学的变化较少,所以两岸的专业名词就比较接近。”台湾“文建会”1992年7月2通过推动研究两岸文字统一与加强文化资产保存发扬工作的五年计划,先着重两岸用语、译名、字形、音译等调查研究,再经由两岸文化交流而讨论彼此差异,寻求统一方案(台《联合报》)。由此可见,钱老生前对加强港澳台科技名词术语交流的倡导,不仅是推动海峡两岸文化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已成为祖国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这正反映了他作为著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的远见卓识。四、重视交叉学科术语的命名与审定首届交叉学科学术讨论会后,国家领导人对软科学的战略意义及其决策性论证,作了精辟而系统的论述,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钱三强同志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主席,对当前交叉科学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交叉地带,一贯是新兴学科的生长点”。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本体论上来说,都是以探索物质、事物及其运动规律为基础,而在方法论上,既不同于纯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纯社会科学,而应建起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法。两大领域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涌现出边缘科学、横断科学以及综合科学在内的新生学科群,像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以及协同学等,这些新学科群不仅具有深遂的自然科学内涵,在应用上对国家重大科学论题的决策起着论证作用,同时也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功能和强大的生命力。鉴于此,钱老在几次会议上提出加强交叉学科的术语的订名与审定,以资推动交叉科学的发展。在他倡导下,委员会建立了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以及自然辩证法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会在初建阶段,曾多次邀请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未来学研究会、人才学研究会、系统工程学会、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技情报学会、思维科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学者,共同讨论交叉学科的术语的订名与审定,并成立了专门协调组,做了大量工作,对上述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及学科体系完善起了积极作用。他明确地告诫我们：交叉学科的纵深发展,必然涌现出反映一批新理论、新概念、新思维的新术语,这批新术语中有许多还涉及命名、译名问题,要以当代术语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科学概念出发,构成概念体系,精确地反映出新兴学科所指概念的科学内涵。诸如协同学(synergetics),紊乱学(chaos),决策论(decision the－ory)等,都还有不同的争议,委员会应组织专家、学者认真讨论,从概念的专属性给出反映科学内涵的概念性定义,发挥委员会在学术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作用,为繁荣学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传递递科技信息,培训科技人才起着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把术语规范化与统一工作,做在新术语广泛流传之前,以防止新的混乱,这项工作才是委员会的中心工作。虽难度颇大,但在当代术语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下,结合我国科技术语传统特点和优势,特别是以汉字为特征的文字学、语音学、语言学以及现代汉语学的规律,为建立自己的应用科技术语学体系做出贡献。在钱老的授意下,首先得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协会以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支持,成立了自然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自然辩证法名词审定委员会。通过两年的反复讨论,各自初步完成约两千条术语审定革案,值得提及的是,通过这两部分术语的审定实践,扩展了委员会审定工作的范围,丰富了科技术语工作的科学内容。1.这两个学科的术语历史上都是未经审定过的“空白区”,其中有许多术语,在表达科学内涵上,尚不能确切反映所指事物的特定概念,叫做名不符其义,要依照概念特征,导出事物专属性的内涵,重新予以命名,或译名。2.两个学科术语审定过程中,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较多,像科学技术史术语中反映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术语,大部分是比较确切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其特点是正确标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内涵,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体系,有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和方法,其结构体现了汉字、汉语表意性语言文字的特征。汇集的古代科技术语,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优先地位,代表了东方古老灿烂文化,也是标志着五千年光辉的历史象征;自然辩证法在我国通过几十年的宣传学习与运用研究,已使我国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规律,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自然观和方法论上,取得丰硕的成就。许多科学领域的成就,赋存有丰富的哲学内涵,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自然也就涌现出一套反映这些理论概念的术语,术语的形成与交流,将为建立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起着桥梁与推动作用。3.鉴于这两个学科的术语都具有我国独特的含义,不仅要命名、译名、审定汉语术语,还要确定其相应的外文(英文)名词,以利国内外学术交流。从上述这两个学科试点工作的实践及取得的经验和进展,更显示了钱老做为科学家的高瞻远嘱和远见卓识。     

中法殿军张雍敬

文章利用郑凤锵(1802-1863)的《新塍琐志》这本稿本方志,重建张雍敬的传记.张氏是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且样样都要争第一,正是他的好胜心让他走上了一条和其他算家不同的路.他主张恢复中法以与西历抗衡.虽然他的《定历玉衡》因没出版,且坚持地平旧说,而对后世没什么影响,但对于理解清初中算家对抗西法的各种研究方案,其书仍值得细究.张氏中年学历后写成《定历玉衡》,且不断在修订,以和他人争胜.他曾向梅文鼎问学,也承认西学有一定的贡献.但实际上,他的立场一直没改变,并以地平之说和直观的视觉理论,建构他庞大的历算体系.虽然18世纪后的算家对他的想法并不认同,但他和梅文鼎和而不同的论学情谊,仍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