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智深缘何成佛作祖

鲁智深是《水浒传》中的著名人物,他身为和尚却并不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而最终修成正果,似乎不可思议。其实鲁智深的成佛,既有佛教的理论依据,又是由其本身的佛性所决定的。佛教的理论依据如佛家的"禅非坐卧"、"呵佛骂祖"和"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等思想。而他的"率性而为,不拘小节"、"无性"大境界和"侠骨佛肠"等则是其佛性的具体表现。     

般若“智慧”与佛教人生

佛教“缘起性空”的般若观是佛教的基石，它用“智的直觉”达到圆教阶段的涅柴法身，其依据是“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人性观。佛教这种将人性神性化的思维模式，形成了般若化的自负、消极的人生观。     

自性、佛性与艺术心理——佛学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的影响二题议

佛教修行中的“观想佛相”，实际上是诱发宗教的想象和幻觉，用佛的形象引起信徒的敬畏，而在客观上也可以成为一种形象思维的训练，因而其方法论原理与文学艺术创作思维是可以相通的。中国佛教信奉的是非位格的神，因此，有“自力”说的提出，即主张修行不以神为中心，而以修行者为中心；他们认为众生都具有“佛性”，问题是如何把这种自身蕴藏的佛性挖掘出来。道生和禅宗的“自力说”，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中重视主体能动性的趋向起了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包含值得今天挖掘利用的思想资源。     

试论佛教禅宗的实学思想

“经世致用”之学是中国实学的主流和核心,佛教禅宗也以“真心”、“佛性”为实体。这一“实体”不仅呈现为五彩缤纷、变化万端的大千世界,而且还由体而生用,出现了注重实践、实行,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思想与行为。     

鲁智深:理想人格范式的承载——兼从鲁智深形象塑造中的佛教内容考察其在《水浒传》中的特殊地位

鲁智深这一人物形象,历来被认为是《水浒传》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之一。细读《水浒传》,我们会发现,鲁智深恐怕不仅仅单纯是作者塑造的一百零八条梁山好汉中的一员,在他身上还承载着某些其他命意。本文试图探析作者塑造鲁智深形象时的相关佛教内容,从其独特的身份定位、生命历程与宿命的事先宣示以及圆寂正果的生命归属等方面,来考察其在《水浒传》中的独特地位。     

从宋明新儒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看佛教对儒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相当程度来自于佛教。隋唐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一种开放的政策,儒、释、道三足鼎立,为各种思想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隋唐佛教的佛性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儒学化,这更为儒学吸收佛教的思想提供了方便。宋明新儒学之“心性”,无论是张载的“天地之性”,程朱的“天理”,还是陆九渊的“心”,王阳明的“良知”,都不是传统儒学的作为具体人的现实具体之心性,而在相当程度上已具有本体的性质,与佛教的“佛性”、“心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宋明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之最根本处,就在于二者思维模式的不同。探讨佛教对儒学的影响,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佛性与魏晋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

佛性是佛教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关于佛性的讨论不仅使魏晋以来的中国哲学疑义纷争，也使魏晋以来的中国文学别开境界。研究佛性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上造成的复杂微妙的文学现象，可以为文学史演变规律的探讨提供一些启发。一佛性问题的哲学公害佛性问题在中国佛教内部长期争论，实际上是个二律背反的哲学命题：因为如认为众生都可成佛，可能将天堂高峻的台阶磨平，有损于佛性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如认为众生不能成佛，又将把天堂的大门关得死死的，无意中限制了佛性的广大无边的法力。佛性（梵文Buddhata），亦称如来性、觉性，原指佛的本性，…     

作为本源境界的复归——禅宗境界的阐释

禅宗作为最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其教旨与教义所构建。的境界学说最有代表性，其境界学说对禅宗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使禅宗成为本土最具影响力的宗派之一。纵观禅宗所讲的境界学说，以期达到得大自在、无有障碍的境界，同时强调人的本性即佛性，佛性的开启就是如来藏（真如）的开启，这样才能有助于境界的提升。由此可知，禅宗境界突显出佛教所宏旨的本源境界，乃是对佛教境界的一种本源阐释，是对佛教境界的一种复归。     

性灵说溯源

考察整个南朝文学文论,发现“性灵说”在南朝已初步形成。以范泰、谢灵运等为代表的南朝作家所言说的“性灵”,是指生命本真的自然天性,包括心灵本真的自然情性。从而奠定了“性灵说”重真性情、崇尚自然与个性的核心思想。“性灵说”在南朝初步形成,佛教大乘涅架学佛性论思想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谢灵运是以“性灵”体现佛性的一个典型。南朝“性灵说”体现了对人“心”的重视,重视体现人本真情性的“心”的灵动与活力。     

论《东坡梦》中佛性与人性的冲突——以其对佛教素材的摄入为视角

吴昌龄的杂剧《东坡梦》是一部有关佛教题材的作品.剧本的故事情节以主人公苏东坡的皈依佛门为结局,正面宣扬佛法修行的功效,但是在涉及佛教的相关细节描写中,作者却以精妙的笔致展现了佛性与人情、人性的种种冲突,而不像同时期的绝大多数涉佛题材一样绝对地宣扬或者否定佛性.佛性之下,人之常情、常性的展现是这部作品不可忽视的艺术与思想价值.     

净慧法师“生活禅”理念与践行的当代价值

净慧法师倡导的“生活禅”继承了佛陀教法中的“人乘正法”思想,中观般若学中的“方便”思想,涅荣学中的“人皆有佛性”思想和禅宗的“触目是道、直下承当”思想;他提出修习“生活禅”的基本次第为发菩提心,树般若见,修息道观,入生活禅。“生活禅”的宗旨是“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它倡导把禅的智慧、精神融入生活,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生活禅”理念的提出和在实践中的推广,既是对“人间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践行,又为佛教融入社会生活的现代转型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与探索。     

利玛窦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

论文作者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原理和方法，如“套语”、“自我”与“他者”等，通过文本材料的考辩与分析，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考察作为形象的制造者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如何认识和看待佛教的以及他与中国佛教关系，探讨“蜕化为国有”的中国佛教与作为“他者”的基督教在流传中国的过程中的异同规律。     

马一浮的易佛融通论

马一浮深明易道，精通佛理。他以“变易”、“不易”、“简易”三义为易之宗旨，引用三观、二谛及“三大”释易。他对乾、坤、艮等卦的解释，是他以《周易》统摄佛教义理的思想的反映和展开。他引佛教“四智”及“三身”义，对德业进行了深入解释。在马一浮看来，《周易》之道甚大，他分“十重大义”、“十种大义”对《周易》之为“大”进行了解释。马一浮以佛释易，援佛入儒，极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理论视野，实现了儒佛之间的相互融通。     

禅宗的变革及影响

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起源于古印度.慧能的禅宗才是严格意义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变革,具体体现在其佛性平等、自心即佛、顿悟成佛的基本思想对佛教理论的全新突破上.禅宗对中国社会乃至日美等国都有重大影响.在当今社会禅宗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浅析慧能的佛性论

慧能的佛性论思想具体体现在“明心见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性本空”、“佛法在世间”的思想之中。提倡回归人之本性，超越现实的外在世界，进入佛界的殿堂之内，不受外在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人性的真正解放。     

武松打蝇

武松在景阳岗打虎出了名以后,某机关重视人才,特地把他调了去。武松在机关里既没有什么打虎任务分配给他,又没有什么出力的工作要他去干。武松是条好使力气的硬汉子,没有坐办公室的耐性儿,每天闲着无事,看着这儿苍蝇不少,飞来飞去,着实令人讨厌,便拿起苍蝇拍子来打苍蝇。一天,鲁智深来拜访老朋友,一进门,看见武松在打苍蝇。笑道:“我们的打虎英雄,怎么在此打起苍蝇来了?”武松见是鲁智深,忙施礼说:“老兄,请勿见笑!在这儿实在闲着无事,浑身筋肉都松弛得发酸。恐怕长此以往,我是过不得景阳岗了。”鲁智深问:“为什么?”武松说:“如果再过景阳…     

鹤立鸡群 雄视千古——从中国小说史谈鲁智深的“侠气”

在我国古典小说的历史画廊中,颇多侠者形象。其中,当以《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形象最为完美动人。鲁智深一出场(当时名叫鲁达),就拳毙横行霸道的郑屠;接着,斗杀欺压善良的崔道成,丘小乙;甚至遇上炙手可热的官僚集团如太尉高俅之流,也公然宣称:“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其言其行,令人神旺。唯此之故,当《水浒传》问世之后,便有许多有识之士予以高度的赞扬。光是他为解救金老父女而拳毙郑屠,从而初露“侠气”之时,李卓吾就称之为“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     

谈顾况与佛教的因缘及其诗歌创作

顾况是历经盛唐和中唐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吸取了释道文化的因子。诗人对佛教有着深厚的感情，其诗文创作中表现佛教“虚空”思想。     

陶渊明《读〈山海经〉》诗浅论

伟大诗人陶渊明他生活在一个险恶动乱的时代,又是玄学、佛教、老庄非常活跃的时代。而且,他的故乡江州浔阳又是“道教、佛教、经、玄学各种思潮互相矛盾斗争的典型地区。”陶渊明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所以,他说点什么“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话,有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趣,那不是不可理解的。如抓住乐天知命篱下采菊而发挥说他逃避消极,那是不应该的。或似乎只有如此说他思想复杂才算全面,那是多余的顾虑。其实,陶渊明归居田园后的处世态度是积极的严肃的,他是在新的人生旅途上积极奋进,表现出不屈和坚强的可贵精神。靖节先生说过:“我闻为善,庆自己蹈。彼苍何偏,而不斯报!”这是他为“闻喜则乐”而早逝     

佛教“牧牛喻”的渊源与流变-从原始佛教到禅宗《十牛图颂》

本文仔细地梳理了佛教的有关“牛喻”，在佛陀原始说法和部派三藏里，有极其丰富的“牛喻”，这是佛陀和部派学者为了更好地教化大众而说法时广泛采用的最重要的方便之一；其后的大乘佛教，虽然竭力抬高自己而贬斥原始和部派佛学为小乘，但是，大乘的“牛喻”大部分却来自小乘，实际上是对小乘“牛喻”的批判性继承；中国的禅宗，一向自称“教外别传”。但是，其“牧牛喻”不仅来自大乘，而且与小乘也有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后来佛教学者把禅宗的“牧牛喻”的渊源指定在大乘，这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