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宋人的“以文为诗”

宋人“以文为诗”，其表现形态可概括为：句式参差；打破常规节奏，改变句律，化偶句为单句，“故避属对”：以虚词入句，不顾声律；诗长如散文，诗题长如散文，诗序长如散文，这样将散文的流动的形式和灵活的表现力，巧妙地运用于作诗，从而使诗获得了更大的表现天地，功不可没。     

《谈艺录》论宋诗

钱先生对宋诗情有独钟,有《宋诗选注》在焉。而《谈艺录》对宋诗,尤其对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等,都有精辟独到的评论。提出以“体格性分”别唐宋诗;而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更提出了全新的认识。这些都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诗学价值。对吕本中提出的“活法”也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以文体相互“侵入扩充”的观点,来解说宋人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     

略论宋初之“晚唐体”

宋初晚唐体在中国诗歌史上或许算不上什么名门大派，但它以其创作实践中取得的成就和独特的艺术风貌对宋诗的生成和发展起到了甚为显著的影响，其“苦吟”为诗的创作精神亦为宋人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创作方法，影响有宋一代诗人。     

“张王乐府”与宋诗

本文从宋人诗论对“张王乐府”的推尊，对其艺术特征的总结和归纳，“张王乐府”的题材特点对宋人开拓诗歌题材内容的启发，以及“张王乐府”的体制形式和艺术风尚对“宋调”中一种范式的巨大影响等诸方面，探讨了“张王乐府”与宋诗之间密切的承传关系，初步说明“张王乐府”何以会对宋人诗论和诗歌创作产生如此影响的原因。     

宋诗平淡理论辨析

因为中西方本就拥有两种不同文化特质,中国诗与外国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故宋诗平淡是否成为理论,如果完全参照西方的理论界定和标准,这是有问题的.本文从宋诗"平淡"的说法入手,通过考察宋代的文学观念变化,辨析了宋诗"平淡"说法提出的原因,并解析了宋诗"平淡"的内涵及评价标准.这说明宋诗"平淡",已经成为宋人关于诗学创作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中国的气脉出发,假若我们将古人对于诗歌的认识大致归纳为"诗歌理想"、"诗学(创作论)"、"诗学理论化、系统化"三个阶段的话,那么宋诗平淡虽未完全达到诗学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然而它已超越了一般"诗歌理想"的层面.成为宋人关于诗学创作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论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

杜诗对宋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宋人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有时又以杜诗为韵。     

试论宋诗议论化的原因

宋代诗歌有一个显著特点,这便是议论化。对此,古今学者都颇为注意。如明代屠隆说:“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今人王水照先生说:“宋诗篇什中不仅普遍地增加议论成分,而且有不少纯乎议论的长篇短制,专论社会问题,政治措施或其他问题。”但是,对于宋诗议论化的原因,论及者似乎不多,本文拟加以粗浅探讨。 大家知道,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既离不开它所处的社会环境,也离不开文学传统的制约。这两方面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和文学的因素,同时在起作用,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翁方纲“肌理说”再认识

鉴于学人或有把翁方纲诗学主张“肌理说”与他的创作实践“以学为诗”混为一谈的倾向,文章对翁方纲“肌理说”的本来面目作了探讨。认为翁方纲“肌理说”是一种在修正补充“神韵说”基础上提出的、探讨如何创造出具有“神韵”艺术境界,探讨义理、文理之“理”的诗法理论,而其诗学指向则在实境宋诗甚至是学问诗。     

《文心雕龙》声律论对格律诗文制式形成的作用与影响(下)

论文在概括论述刘勰以前及齐梁时人对诗、骈中声律的认识和运用的基础上 ,全面地分析了《文心雕龙》声律论对诗、骈内声律运用的革新性、拓展性见解 ,并以《文心雕龙·声律》等篇的写作实践为依据 ,深入探讨了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论尤其是“浮切相调、飞沉交错”说对后世格律诗文制式形成的导向、定位作用与深远、重大影响。     

《文心雕龙》声律论对格律诗文制式形成的作用与影响(上)

论文在概括论述刘勰以前及齐梁时人对诗、骈中声律的认识和运用的基础上 ,全面地分析了《文心雕龙》声律论对诗、骈内声律运用的革新性、拓展性见解 ,并以《文心雕龙·声律》等篇的写作实践为依据 ,深入探讨了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论尤其是“浮切相调、飞沉交错”说对后世格律诗文制式形成的导向、定位作用与深远、重大影响。     

论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内部“变调”理论的融通与超越

在历经三百多年的宋诗史上,江西诗派统治诗坛的时间长达近百年。在如此强大的诗学传统面前,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本着求新求变的创作精神,开创了新的诗歌审美范式——“诚斋体”,打破了江西诗派笼罩宋代诗坛的格局,最终超越了宋诗以才学、文字、议论为诗的诗学传统,而他早年对江西诗派内部“变调”理论的融通则是其超越江西诗法的关键环节。     

一部高扬原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评谌东飚教授《颜延之研究》

宋人张戒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岁寒堂诗话》）颜延之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以用典繁多著称的诗人。阅读用典繁多的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研究用典繁多的诗，则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颜延之历来缺乏研究，恐怕也与此有关。谌东飚先生却迎难而上，其所撰新著《颜延之研究》虽系全面研究颜延之之作，但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研究颜延之诗中的用典乃“重中之重”。     

韩愈“以丑为美”诗的奇险与平易对宋诗的影响——兼论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

韩愈“以丑为美”和雨果“美丑对照”都强调“丑”在审美活动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韩愈以日常人、事入诗,影响了宋诗的平易之风,以怪诞奇异之事入诗,拓展了宋诗的表现领域;雨果的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美丑对照观念影响了波德莱尔与罗丹等人。他们的“审丑观念”及“丑”在创作中的大胆运用,开创了文艺界审美活动的新风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谈现代诗的阅读和分析

在诗的阅读和批评上,应该把“悟”和“评”结合起来,把对诗的意会、感受和科学的批评、分析统一起来。“悟”是评诗的基础,舍此,“分析”可能走上歧路;而分析,则是对可贵的情感感受的进一步说明和深化。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     

几首寓意诗分析

几首寓意诗分析王韵在诗歌王国里，有一种诗字面上讲甲事，而实际上是讲己事，也就是言此而息彼，借某种事物来寄托本意，可以说是一种＂寄寓诗＂。在唐人，宋人的诗集里有不少这种类型的诗，现选出几首较为著名的试加分析。三日人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诗法”与“文法”——语文教学中运用组合教学法的尝试

语文学科是工具科目，其综合性决定了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因而语文的教学方法也不拘一格。组合教学法便是众多教学法中的一种，这种教学法对教学内容进行有目的的组合，便于学生有系统地识记。如把描写春天的句子组合起来赏析，把肖像描写、心理描写的分别组合起来学习等等。这些方面教师较为重视，却往往忽视了诗与文之间的组合教学。其实，“诗法”与“文法”也是相通的。课本中所选的课文有文也有诗，阅读教学时把一些写法相似的文与诗组合起来讲析。会使学生豁然开朗、耳目一新，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增强认知…     

关于秦观绝句的评价

自元好问《论诗》绝句中对秦观发出“始知渠是女郎诗”的说法后,前人对秦观的诗颇有贬意,以为过于柔弱。本文通过对秦观七绝诗的评析,认为苏轼“以诗入词”受到赞扬,扩大了词的境界,而秦观“以词入诗”亦未尝不可,在宋诗中独树一帜,丰富了宋诗的艺术风格。故此文一反传统习见,借评价秦观七绝诗的同时,对其“以词入诗”从积极的意义上进行了肯定。     

“苏学行于北”——论苏轼对金代文学的影响

苏轼诗、文、词对整个金代文学的影响很深，金初苏学之盛是由北宋使金文臣被留之人带去的，诗文风格往往“不出苏、黄之外”。至金代中叶，金国文人已成长起来，仍对苏轼崇拜有加，金代系统研究宋诗特别是苏诗的是元好问，金人尊崇苏轼而亦知其短，王若虚在充分肯定苏轼的同时，也有不少中肯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