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村账乡镇代管体制的优化

为治理农村财务管理混乱的状况，西安也实行了村账乡镇代管体制。该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但仍存在报账员水平不高、制度执行不到位、财务手续不完善、农村财务收支缺乏标准、监督不力等问题。对此，应采取加强业务培训、统一开户、明确开支标准、加强票据管理、明确财务公示制度、加强审计、提高监督主体独立性等措施加以解决。     

中国农村改革的两大主题及其难点透视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村改革两大主题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再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亿万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再造基层社会的民主权威，使亿万农民群众当家作主。但由于受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缺乏应有的发展，一再拖延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乡村社会也出现了“治理危机”。下一步，应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重点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机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综合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农村信用社企业文化建设: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

影响农村信用社企业文化的制约因素有：农村文化背景，监管体制、法人体制、管理体制不完善等因素。改变农村信用社企业文化的关键在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变管理方法，树立崭新企业形象等。     

对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考

目前，很多统计数据表明，河北省乃至全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不是缩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国政府正在努力地减轻农民负担，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实际上，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很多，如农民本身的限制，资源的有限性，体制政策等等，这里主要从一个侧面入手，利用钱纳里－赛尔昆模型对当前的城镇化和就业结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找出制约农村发展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农”问题与农村教育的思考

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但目前农村教育状况难以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改革农村教育投入体制、农村教育体系、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农科教结合工作等途径，从而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谈司法效益及其影响因素和对策

在原有体制下，由于司法独立不能真正贯彻执行、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的欠缺以及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疲软，司法效益受到严重影响。为改变这种状况，可采取如下措施：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改革司法体制；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改变司法监督体制的疲软现象，以提高司法效益。     

中国政府发展生态政治建设的困境

改革开放后，我国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和有效的经济发展政策，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走的是一条“边治理边破坏、治理与破坏同步、破坏大于治理”的道路，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破坏。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后，自然环境的状况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我国目前的生态治理体制、政策和政府结构与职能有其内在问题与矛盾，成为中国政府生态政治建设发展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论协同治理的价值及其在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中的运用

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城镇化进程加快下的民主管理被“虚置”、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错位”下的治理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资源“碎片化”下的治理功效不明显等问题。以协同治理有助于无缝隙服务政府的构建、有助于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优化、有助于激发农村治理活力、实现农村治理资源优化配置的价值特性入手分析,探索了实现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再造公共服务流程,打造无缝隙服务政府,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构建“一核为主、多元共治”的农村治理机制;激发治理主体活力,完善治理资源配置体系。     

构建农村发展的人才保障制度

中国农村地区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人才的严重匮乏。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途径是国家为人才流入农村构建一套全面的保障制度，即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有条件受教育；改变中小学的教育内容，培养具有农村现代化理念的人才；为人才流入农村创造制度保障。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

与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较,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治理手段相对短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机制尤其不完善,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自身以及宏观管理体制等问题。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注重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外部监督,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其次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实现治理方式上的主体多样、治理效果上的社会公平、治理图景上的政治民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筹资模式探析

对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现行的各类合作医疗的筹资模式的优点和不足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村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具体条件合理地选择合作医疗的筹资模式。     

美丽中国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

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使得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农村社区治理题中应有之义,将有助于切实实现乡村振兴。在美丽中国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生态破坏严重、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文化传统逐渐衰败、村民参与程度不足、专业治理人才缺乏等现实困境;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法律规章制度缺失、农民生态意识淡薄、农民臣民意识浓厚和人才激励机制匮乏诸因素共同制约着农村社区治理的成效;进行农村社区治理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培育农民主体意识、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农村文化建设。     

制度变迁：1930年前后关中地区的水利改革——以泾惠渠的修建和小型水利改革为例

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关中地区逐渐形成了水利治理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它们分别代表着国家和地方的水利治理原则。而1930年前后进行的一系列水利改革,却力图打破传统的水利运作机制,建立国家掌控下的层级水利制度。以此次水利改革为研究案例,探讨国家如何看待传统乡村水利治理的非正式制度,以及如何在乡村水利治理中推行并确立水利治理的正式制度,以及两者之间是否协调,如何推动问题解决机制的演进,对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关中水利设施的治理无凝是有帮助的。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要求，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日益变化，养老重新成为家庭的责任。因此，必须按照现行的政策和条件．不断探索建立符合我国特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     

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是中国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领域。文章运用抽象分析和文献研究的方法,梳理了国内外农村社区治理的研究成果,阐述了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分析了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太空资源开发的现状与中国的立场

 太空资源开发活动具有重大的经济、技术和政治意义。利用规范分析、经济学和政治学方法,分析了太空资源开发的现状,现行的多边与单边治理机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结合中国的经济特点、行业利益和未来战略发展需要,类比了相似的资源开发制度,提出了中国对太空资源开发的应有立场与主张,包括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治理,及时颁布国内相关政策法律等。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视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实质,就要对治理及相关概念的内涵进行分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必然要求。为此,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其他主体的治理能力。     

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农村体育治理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推进农村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农村体育需求的扩张和分野将农村体育治理问题推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如何构建一个结构科学合理的治理体系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顺应乡村振兴战略时代潮流,从农村体育治理的内在逻辑、治理模式及优化路径推动农村体育治理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农村体育治理能力和水平。面对当前农村体育治理结构变革,充分发挥“政治统领、法治保障、自治基础、德治先导、智治支撑”的合力作用,促进农村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组织结构优化;针对乡村异化的不同类型,创新治理模式,以求达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农村体育治理的现实需求,采取有力的优化路径予以回应。     

信息化技术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从信息化技术及农村社会发展的内涵出发,探讨了信息化技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动因,并从信息化技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观的扭转、对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等方面剖析了信息化技术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对中国农村息讼问题的成因与对策之探究

一旦农民的权益遭到侵害时,农民往往选择的不是起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是选择息讼。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制约了农民起诉,农民自身的条件阻碍了农民起诉,农民的经济条件影响了农民起诉,中国目前的法治环境导致了农民选择息诉。可以从以下途径对当前农村息讼的状况加以改善:加强法制宣传,消除农民的思想顾虑;大力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改善法治环境,增强农民对法律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