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斡旋受贿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受贿人利用自己职务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可交换关系;受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应当包括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和通过行贿手段获得的不确定的、竞争性的利益;国家工作人员离退休后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浅析受贿罪

受贿犯罪的核心是国家工作人员违背了其应遵守的廉洁义务,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制度。利用职务之便,就是指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仅指利用本人现在职务上的便利,不包括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将来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利益",从性质上讲,既可以是合法的利益,也可以是非法的利益;既可以是正当的利益,也可以是不正当的利益;既可以是物质性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质性利益。从作用上讲,为他人谋取利益仅仅限定着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而不限定索取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法定要件;"为他人谋利益"不应被规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为他人谋利益"是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受贿罪利益要件与损失型受贿罪有关问题探讨

利益已成为权钱交易的筹码或权力寻租的基础条件,取消贿赂犯罪的"利益要件",不符合社会现实状况,将给惩治腐败的政治生态环境带来消极影响。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主客观要件之争,与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主客观要件之争相伴而生,在司法实践中,持"主客观统一说",将贿赂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作为证明要素能够普遍接受。《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作为入受贿罪情形,形成了"损失型"受贿罪,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股东知情权之“不正当目的”研究

股东知情权是一项法律赋予股东的基本权利。《公司法》第33条赋予了股东知情权也对权利行使做出了一定限制。该条款在实际运用中就“不正当目的”的运用存在不少纠纷。为了解释“不正当目的”这一含糊不清的概念,谨防公司乱扣“不正当目的”帽子,《公司法解释四》第8条在兜底条款前列举了竞业经营冲突、商业间谍、商业间谍前科这三类应当认定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的情形。司法解释的出台部分解决了司法实践中“不正当目的”判断标准不具体、操作性差的问题,但是也同样存在用词不明确、需要再解释的不足。对此,应当进一步明确司法解释中关于“实质性竞争关系”的界定,并在审判中引入比例原则以平衡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犯罪认定的困境与对策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由于资金流动复杂，其单位犯罪的认定面临个人意志与单位意志难以区分的问题。在单位犯罪认定标准上，相比于“体现单位意志”,“为单位谋取利益”发挥着实质作用。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中，是否“以单位名义借款”和“成立公司从事犯罪活动”不具有实质的定罪功能，“借款是否用于公司经营”应当是单位犯罪认定的核心要素。     

关于行贿犯罪几个问题之管见

区分行贿的类型，有利于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行贿犯罪，贿略物的来源应成为判定罪与非罪的重要依据。扩大贿略标的物的范围，便于准确定罪，是否“谋取正当利益”应该成为认定行贿行为是否造成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尺度。     

穆沙拉夫：国内建别墅，颐养天年

“在过去的9年中，我遇到了无数次常人难以想像的挑战。每一次都能将危机转化为机会……我的人生信条永远是将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弹劾问题可能会造成对抗。给国家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因此我决定辞去总统职务。”     

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机制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产学研合作的成效取决于利益分配机制是否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各方的积极性。影响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的因素主要有利益分配监督机制缺乏、利益分配与风险承担不平衡等。为建立产学研长效合作,应实施“政府主导、政策引导、优势互补、利益同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新机制。     

试论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我国合同法中的“新鲜事物”，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一方因违背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义务，而导致对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所应承担的一种损害赔偿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存在的法律基础是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是否违反诚实信用的义务是认定当事人是否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根本依据。缔约过失责任的确立对于完善我国民法理论和繁荣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利益表达机制的完善与和谐社会构建

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现阶段的利益表达机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利益表达主体表达意识缺乏、利益表达组织发展不平衡、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利益表达机会不均衡、群众性利益表达作用不明显等。必须进一步完善利益表达机制，让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合法的方式、畅通的渠道和途径平等表达自己正当的利益诉求。     

监护权与子女最大利益

监护权的撤销、监护权的变更都将影响未成年子女的个人权益。非婚生子女的监护权问题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监护权的撤销、变更应综合地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譬如物质生活与精神状况。目前,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对监护权撤销、非婚生子女监护等规定还远未完善,难以应对当前我国离婚率不断攀升的社会形势。因此,宜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以积极的态度去完善子女监护的立法,最终确立监护领域的＂子女最大利益＂原则。     

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追求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目的是要将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植根于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强有力的思想基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很好地体现了人民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价值尺度的原则;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我们必须和人民群众一块干、一起过,在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为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现创造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下区域碳不平等量化及政策启示

在全球贸易背景下量化分析“一带一路”区域的碳不平等,厘清“一带一路”区域隐含碳排放和经济收益不均衡分配的内在机制,是践行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科学前提及基础.本研究基于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数据库,构建环境拓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涵盖10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且依沿线区位合并为9大研究区域,核算生产和消费视角下“一带一路”区域碳排放、增加值,追溯隐含碳排放、增加值在研究区域间的空间转移格局,通过构建双边贸易中碳不平等指标及全球贸易网络中碳不平等综合指标,全面地量化分析了“一带一路”区域的碳不平等现象.研究表明：1)2014年“一带一路”区域生产和消费视角下的碳排放分别占全球碳排放总量（25 966.23 Mt）的65.29%和60.54%;“一带一路”区域生产和消费视角下的增加值分别占全球增加值总额（669 714.27亿美元）的40.87%和40.10%. 2）在全球贸易中,“一带一路”区域承担来自非“一带一路”区域的净碳排放转移（即“一带一路”区域向非“一带一路”区域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1 234.25 Mt,同时从非“一带一路”区域获得了5 154....     

全面质量管理框架下高等教育管理的创新模式

在对质量和效率的追求日益激烈的今天,高等教育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人才培养的过程都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而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门类,高等教育管理的"质量"将直接关系到这一组织存在的意义、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关系到社会的未来走向。因此,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应将对教育质量的追求作为关键的战略加以实施,并根据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管理模式上的创新,以此来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服务于社会发展。     

向上流动的心理代价:农村大学生的情感体验研究

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社会流动使个体在情感体验上“受益”,但也有学者提出流动带来的是“离解”效应。通过对知乎网站“农村大学生”话题的数据以及深度访谈的分析,发现处于社会流动过程的农村大学生虽有积极情感体验,但也有被忽视和压抑的消极情感体验,进而支持整合“离解”与“受益”效应的解释。这种体验以“心路历程回溯”与“阶层旅行比较”两种逻辑联结起身份认同、教育流动、阶层忠诚及阶层位置等主题。对长距离流动者而言,积极体验是一种“突围的成就感”,因为获取了目标阶层文化资本;消极体验是“离开的煎熬”,主要是对原始阶层的忠诚带来的压力。对短距离流动者而言,积极体验是一种“投入的充实感”,在于流动者广泛的实践性参与;消极体验是一种“位置的焦虑”,是因为生存境遇所致。研究结论为当前农村大学生的校园与职场适应的干预措施提供了新的视角。     

民国初期传媒关于袁世凯对藏政策的报道

破坏镇压人民斗争、强化独裁统治、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是舆论界对袁世凯的基本评价。关于袁世凯在对藏政策方面的评论和介绍或语焉不详,或很少介绍。通过对民国初期传媒材料的梳理并结合各类历史资料,发现袁世凯执政时期,继承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主张以汉藏民族间平等团结为基础,以“谋内政之统一”和实现“民族之大同”;在中英交涉中,充分利用外交手段、依据国际惯例,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各类条约;调整政府机构,采取由剿到抚的策略,争取西藏内向中央。袁世凯在处理边疆西藏危机时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使萌芽中的“现代中国”在西藏主权问题上占有一定的主动性。     

我国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政策的演进--基于39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运用内容挖掘技术对1949年以来中央层面发布的39份高校分类发展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出台分类发展政策的数量越来越多,发布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地方政府承担更多主体责任,政策样本的语义网络形成了“发展-建设-特色”“高等教育-质量-结构”和“高等学校-学科-水平”3个核心聚类。“分类发展”经历了重在学校建设、由重在学校建设向重在学科建设过渡和重在内涵建设3个发展阶段,高校分类标准呈现出丰富性和全面性,政策效力由强规划性转向强指导性,政策工具由强制性向诱致性转变。由此可见,在分类发展政策中,中央的角色已由“主导者”转变为“指导者”,政策导向由调整外部关系回归教育本身,发展策略从终身制转变为“有进有退”的竞争机制。为完善高校分类发展政策,应进一步提升政策执行力、平衡政策着力点及优化政策工具。     

林农创业行为主要可控因素的机制研究

【目的】研究量化创业各可控因素对于林农创业行为的影响,找出其中关键因素,为建立林农创业激励模型提供数据和理论基础。【方法】基于创业理论、行为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方法,设计调查问卷,从林农自身素质和政府行为激励的角度对林农创业行为的机制进行分析; 收集江苏林农创业的相关数据,建立相关林农创业的计量经济模型。【结果】通过统计检验发现:有无配套激励政策、林农受教育水平、有无创业平台、是否接受过创业培训、有无树立创业榜样、林农年龄等因素对创业的影响呈显著正向关系; 政策支持资本、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虽然为正向,但不显著; 风险态度对林农创业行为的影响是负向的。【结论】政府可以从如教育、培训、创业平台、配套措施等方面入手,同时扶持树立创业榜样、建立创业风险保障体系等措施提高林农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收益,从而完善林农创业的激励机制。     

“怯气”和“惬气”

“怯气”“惬气”明清小说中常见,词义均同“服气”,“惬”可能是本字,而“怯”是通假字。《鼓掌绝尘》中的“恡气”当校为“怯气”,意为“服气”。虽然“怯气”“惬气”在现代汉语中仍使用较多,但词义都不再是“服气”。     

从语言学角度解读“X+悬崖”复合词

随着"财政悬崖"的流行,"X+悬崖"类复合词逐渐被应用到各个领域。"X+悬崖"类复合词的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X"被其他形容词和名词代替。"X+悬崖"类词语整体为名词短语,与运动类动词、含有危急性的名词搭配。依靠语言模因和隐喻类比机制,构建语义丰富的新词汇。对"X+悬崖"类词语的翻译可以采用直译和意译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