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度君主立宪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在如何挽救内忧外患的中国如何使中国强大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政治思潮——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对它们的不同选择意味着救国之两条不同政治道路。杨度之所以选择前者作为政治目标，是与他较多地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他结合当时国内外时局，对近代中国社会状况、国民素质作出仔细分析的结果。     

上海求学与马寅初"实业救国"思想的确立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其前半生以发展民族工业,实现“实业救国”理想为己任。然而,出身于一个传统手工业者家庭的马寅初之所以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与他于1897至1904年7年间在上海求学的特殊经历不无关系。在这里,他主要形成了三个重要的观念：其一。认识到强的基础在于富;其二,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结合在一起,主张发展经济实现救国的目标;其三,确立了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竞争达到救国、富国的目的。     

民族与国民——简述杨度的民族观

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杨度始终认为民族思想、民族主义是宗法社会的产物,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他主张在中国塑造具有一体化特征的现代国民,进而建立五族合一的民族国家。     

李德裕与“会昌之政”

李德裕是唐中后期杰出的政治家，历仕宪穆敬文武五朝，武宗任为宰相，君相合璧，开创会昌新政局，唐室几至中兴。长期以来李德裕多受贬抑，今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析杨度和他的“帝王之学”

杨度一生以“帝王之学”安身立命,以之指导自己的人生,并孜孜追求“帝师”之梦。他的所谓“帝王之学”其实有“术”而无“学”,是战国以来纵横家思想的嬗变与翻版。杨度最终落泊仕途,沉沦史河,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没把“帝王之学”学到家,而是时代注定了他的这种学术是行不通的。     

西方文化思潮对鲁迅的影响

鲁迅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他注重吸收外来文化，并以此为武器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全方位的攻击。从医学救国到精神救国，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历程几乎反映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全过程。     

播火拓荒，守死善道——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的定位

通过对民国时期人物任鸿隽的科学救国行为主张的描述，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科学救国思想的特点，揭示了世纪之交中华民族探寻自身解放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并指出其科学救国思想对当代科教兴国和对民族科学理念认知的现实意义。     

论朱舜水的民族精神

朱舜水前半生生活于明清社会变革之际的中国，后半生旅居异国他乡，人生阅历十分丰富。这种特殊的时代、生活背景，赋予了他独特的民族精神。这其中包含着对异族入侵的愤慨，漂泊各国时所应对的态度，侨居异国对中华文化的传播等。     

蔡元培与中国科学

教育和科学是蔡元培一生事业中的两大支柱。他把“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积极推行科学教育，普及科学知识；创建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性心理探析

《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悲剧,不只是社会悲剧,也是性行为和性心理悲剧。由于涓生对自身性心理认识不足,给受他启蒙并追随他的子君带来了灾难,也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可应用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来分析涓生和子君的性心理,进而明晰在这场悲剧中作为性行为原动力的＂力比多＂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蔡锷丙午年致杨君书考论

蔡锷丙午年致友人杨君书是新近发现的蔡锷佚文之一。经考证，这封信是蔡锷1906年9月至10月中旬之间给杨度的回信，对于研究蔡锷早期的活动和军事教育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论唐代诗人杜甫的社会责任感——以杜诗为中心

杜甫是我国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关心社稷百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杜甫的这种精神,在他的诗歌中有集中的反映。文章以杜甫的一生轨迹为线索,以他的诗歌为内容,论述杜甫胸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杨谭任桂州刺史时间考辨

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据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将之定于肃宗上元元年（760）,仅此一年。然而综合杨谭《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贼露布》及新旧《唐书》等有关材料来看,杨谭出任桂州刺史应在至德二载（757）,离任应在上元二年（761）四月后,首尾共有五年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所定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以及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显然都把时间范围定得太窄了。     

论黄庭坚学杜及其得失

黄庭坚对杜甫和杜诗非常推崇,既注重其思想意义,更推崇其艺术技巧。黄庭坚在自己的诗歌中大量使用杜诗的典故,作诗喜以杜诗为韵,更重视对杜诗句法的学习。但是,黄庭坚学杜颇有未至之憾,他的诗好用僻典,在句法和形式上故意求奇求怪,并有以文为诗的倾向。他的诗歌题材狭窄,眼界不宽,也缺乏情韵,特别是对民生疾苦不大关心。这都是黄庭坚诗歌的学杜未至之处,也是其诗歌的不足之处。     

杜甫诗歌色彩运用之美

杜甫诗歌的色彩运用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不但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明丽的缤纷画卷,而且还再现了诗人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方式和内心情感。从色彩的运用角度分析,杜甫诗歌的写作手法颇值得探究,从语法语用的角度看,它不但精当而且艺术。     

论范成大学杜及其宗唐倾向

在宋人崇杜的风气下,范成大的诗歌受到杜诗的影响。范成大诗中大量使用杜诗典故,并学习了杜诗的句法。他的诗歌继承了杜甫关注现实、关心民瘼的传统,其《四时田园杂兴》等诗歌较多反映了民生疾苦,其使金纪行诗也有诗史意味。但从总体上说,范成大的诗歌温和秀丽,不仅不似杜诗,不学江西诗派,反而有较为明显的宗唐倾向,这说明南宋前期江西诗派的影响在逐步减小。范成大诗歌中有宗唐倾向,亦有宋诗的特点。     

论杜甫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情圣”杜甫辗转一生,其诗歌中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人其诗又分别被称为“诗圣”、“诗史”。杜甫对各阶层女性的丰富描绘与深刻展现,构成了其诗歌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中的女性亲人、女性歌舞伎、上层女性以及苦难的乡村女性形象丰满真实。其进步的爱情观、女性观,亦玉成了其高尚的人格,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敬仰。     

以“心”行政——杨慈湖的政务活动及政治主张

南宋时期“为斯文宗主”的杨慈湖的思想历来受到重视。在杨慈湖本人,思想与政务两者之间密不可分。杨慈湖所经历的如富阳行政、绍兴施政、两次被荐、乐平教化、进谏皇帝及温州善政等主要政务活动,都是以其对“心”的体悟、理解为基本前提的。杨慈湖的政治主张,因强调“心”的纯然之善的普遍推行而绝对理想化,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未能持久地发挥作用。     

洪宪帝制时期的激进派

袁克定、杨度等认为民主制总统五年一改选即发生动乱,国家难以承受,主张君主立宪,一劳永逸,属于激进派。袁克文等认为袁克定等急燥冒进,对袁世凯不利,属于缓进派。袁世凯在激进缓进之间摇摆,及日本表示支持,始决定激进,日本等国又表示反对,洪宪帝制归于失败。     

生活的记忆心灵的咏叹——杜鹏程散文印象

杜鹏程的散文创作记录了时代与个人前进的步伐，表达了对历史和生活的感叹。文章分析了杜鹏程散文的主要内容，阐述了其特定内涵，指出这是他一贯的创作思想使然。同时联系当今散文写作现状．指出杜鹏程散文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