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与宗炳佛学理论之异同及其对文艺理论与创作的影响

谢灵运与宗炳同属晋宋之际文人，一为山水诗人，一为山水画家，由于对佛学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对于佛法与山水自然之关系的认识也就有所差异。宗炳认为自然山水皆为佛之神明所感生，只有在澄怀息虑的精神状态下，才能“应目会心”，故提出“畅神”之说。谢灵运则认为山水与佛法的关系乃是色与空的关系，观照幽静空灵的自然山水之境即是体认自己朗然清净的真如佛性，因此通过观照山水体悟佛理，遂形成山水诗中的“玄言尾巴”。     

“山水鼻祖”谢灵运的佛学因缘

东晋南朝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有多种,佛教是其中之一。本朝的谢灵运不仅被奉为“山水鼻祖”,同时也是一位在佛教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与高僧广泛交游,对佛经义理有较深的研究,写了不少佛教著作。谢灵运今存诗近百首,其中半数是山水诗,以佛理为指导,由空观色,从自然山水中体悟佛理,流露出浓郁的佛教意识。     

论王昶对袁枚诗学的批评——兼及乾嘉之际诗坛传统与新变的矛盾

袁枚与王昶是乾嘉之际吴地最重要的诗坛领袖.袁枚论诗主张性灵,首重才情;王昶论诗讲格调,首重学问.对学问与才情在诗学上排序的不同,是二人论诗最大的区别.袁枚“性灵说”过分强调才情,独抒性灵,不遵守先辈作诗规范,创作求新求变,相对忽视学问的作用,导致乾嘉之际诗坛形成了一股过分推崇自我性灵的风气.王昶强调诗歌的雅正传统,在袁枚过世后批评“性灵说”及其后学的创作流弊,虽存门户之见,也体现出其企图匡扶诗教的用心.     

但观丘壑美 何以舍情物——论谢灵运及其永嘉山水诗

谢灵运在永嘉的时间不长,“在郡一周,称疾去职”(《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以下简称“本传”),却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对风景名胜的真实自然作具体刻划的山水纪游诗,不仅数量占这位“山水诗鼻祖”流传至今的山水诗作的一半以上,而且名作迭出,说谢灵运山水诗的精华主要在于永嘉并不过分。含咀英华,谢诗之味异于初涩而后清之     

浅析晚明小品文对“性灵说”的理论诠释

“性灵说”是明末著名学派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主张,其核心是强调文学作品创作要直接抒发作者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是作者个性化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其学说给晚明那僵如死水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其理论影响晚明小品文的创作.同样,晚明小品文也体现“性灵说”的理论主张.     

山水文学之起源与谢灵运研究

关于山水文学的起源,大家常常会受到刘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话的影响,好象刘宋时庄老的玄言诗真的就告退了,到谢灵运的时代山水诗才正式兴旺、抬头的。我认为这句话并非全面对的,因为谢灵运诗中,不少都含有“庄老”的典故,有四分之一几乎是说理的。玄言诗在谢诗中并没有被抛弃。这恐怕是每个读谢灵运诗的人都有的感觉。至于说“山水方滋”,     

浅析慧能的佛性论

慧能的佛性论思想具体体现在“明心见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性本空”、“佛法在世间”的思想之中。提倡回归人之本性，超越现实的外在世界，进入佛界的殿堂之内，不受外在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人性的真正解放。     

《辨宗论》与谢灵运对玄言诗的改制

玄言诗以感性形象体悟玄理时，遵循玄学思想方法的“略于具体而究心抽象原理”，即“得意忘象”，自然景物须先通过概括、抽象后才能使之具有玄理意味。谢灵运山水诗虽也述说某些玄理，但其诗中的自然景物则具备鲜明的具象性和充分的特殊性，其理论基础即是《辨宗论》提出的“顿悟”，认为面对自然景物不须经过概括化，一般化的过程就可以“顿悟”玄理，这就是谢灵运对玄言诗的改制。     

谢灵运山居考辨

东晋南朝时期的谢家大族曾于会稽始宁县为家。谢安“再起”于今上虞东山为众所周知,而谢玄“旧居”在今嵊县“(山雩)山东北太康湖”,却知者甚少。那么谢灵运的山居在何地呢?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书多说在“始宁墅”。但始宁墅又在何处?有说在东山的,也有说在(山雩)山的。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论柳宗元后期诗歌

柳宗元后期的诗歌创作,透露出一种幽怨凄苦的“寂寞心”。性格特征、政治遭遇、家庭生活、贬地环境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是其形成的原因。另外“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常见心态,而柳宗元与谢灵运的“寂寞心”却有不同之处。     

论谢灵运山水诗的自然生态景观

谢灵运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著名诗人,其山水诗中蕴含着大量自然美因素。文章将从山水之色、山水之声、山水之形三个方面对其山水诗的自然生态景观进行探索研究,并力图作一初步论述。     

林景熙佚文《春声君传》

宋末受国诗人林景熙，其托物言志的讽谕小品也很特色，新发现的佚文《春声君传》就是一篇难得的佳构，从中可见作者的高风高节。     

江山之助：《文心雕龙》的地理环境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使用了"江山之助"一词,第一次提出了文学批评中的地理环境论.刘勰认为,山林皋壤是影响诗人创作的重要因素,可以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这一理论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时代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前提和条件.刘勰的论述非常简略,但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影响很大.     

陶渊明、谢灵运诗歌的语言艺术比较

关于陶谢二人诗歌风格的差异,最有代表性的是以富艳精工为谢灵运山水诗的主导风格,以平淡自然为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特色。陶诗的平淡自然既包括其思想情感的平凡,也指其表现形式的朴素,而谢诗的富艳精工主要指语言形式的特征。本文主要从诗歌的语言层面来阐释谢灵运山水诗的富艳精工,陶渊明田园诗的平淡自然及他们这种特色的产生原因。     

《徧行堂集》文字狱案考略

《徧行堂集》是澹归和尚（1614-1680）所作的诗文集。乾隆＂寓禁于征＂是导致《徧行堂集》文字狱案发生的原因。南韶连兵备道李璜并非该案的举报者,而是赴丹霞山别传寺实施＂屠、逐寺僧,椎碑、毁塔＂的始作俑者。《徧行堂集》案牵涉甚广,＂株连僧俗五百人＂。这不是偶然的个案,是清朝封建统治者为了镇压与钳制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而施行的文化专制手段。     

谢灵运山水诗解读

谢灵运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奠基人,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山水诗写作的杰出诗人,山水诗占他的传世诗作总数的2／3以上。解读谢灵运的山水诗,可从谢灵运山水诗的两种表现形式：叙事-写景-悟理的纪游模式与情景结构模式以及“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和“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自然神韵来解读。     

魏晋山水意识及谢灵运的山水诗

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学体裁多样化的时期,而此时出现的山水诗备受学人关注,它的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的。魏晋时社会动乱、昏暗,个体生命的无所依靠及朝不保夕,使他们感到人生的悲哀和无奈,他们醉心娱乐,去游山玩水,所以出现了游乐诗。不仅如此,当时文人尚谈玄学,老庄思想的兴盛,使精英分子“谈玄’成为一种时尚。由谈玄与游乐结合,形成了山水与玄言杂糅的诗歌。随着文人山水意识的加强,东晋时出现了山水诗宗匠谢灵运,为山水诗的开山立幢建下了丰功伟绩,并对后来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前人无以超越的基础。     

北宋明州高丽使行馆

明州(即宁波)地处中国大陆东海之滨，航道四通八达，海外交通便利，是开展海外贸易较早的城市之一，和世界各国进行通商贸易已有一、二千年的历史．到了宋代，明州和世界各国(如：高丽、东南亚、阿拉伯等)的交往达到繁盛的阶段．特别是到了北宋时期，明州与高丽的交往有了显著的增加．北宋时，由于与高丽的交往日益频繁，高丽来明州的人日益增加，北宋政府为了接待高丽使者和商人，在明州兴建了“高丽使行馆”．为了了解北宋和高丽的交往情况，中韩两国历史学界和建筑学界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高丽使行馆作为两国交往的重要场所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尝试了解、研究有关高丽使行馆的情况．     

南北朝至宋重庆地区的蛮系民族--向氏、田氏和冉氏研究

南北朝至宋,今渝鄂湘黔数省交界地的"蛮"系民族中,尤以巴人后裔冉氏、向氏、田氏发展最快.他们各率部众,屯据三峡,称雄渝东南,在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其后裔主要演化成当代的土家族,继续在今天的重庆民族大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钟嵘《诗品》“汉都尉李陵”条疏证

李陵诗与楚辞的渊源关系主要表现在：屈原和李陵二人的身世背景和人生遭际相似,诗歌作品都注重怨情,都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李陵诗在诗歌内容、意象描写和语言表达上体现了＂凄怨悲怆＂的风格。钟嵘评价李陵诗的理论方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