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论》《齐论》与《鲁论》考述

汉初，《论语》出现了不同的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三《论》在出现的先后次序上是《齐论》、《鲁论》的出现要晚于《古论》。在内容、篇次、文字的异同上：《鲁论》与《古论》除篇次不同外。篇目、内容大体相同；《齐论》比《鲁论》和《古论》多“问王”、“知道”二篇，其他20篇中“细章文句”也多于《鲁论》和《古论》；在都有的20篇中，《齐论》、《鲁论》的篇次相同。在源流上，三《论》同源而异流。     

《诗经·国风》诗旨阐述差异比较——以《毛诗序》《诗集传》和《诗经原始》为例

历代学者对《诗经·国风》主旨都有着不同的解释和阐述,汉代《毛诗序》从政治观念出发,对《国风》的解读与政治事件紧密结合,宋代《诗集传》从情感方面解读,将《国风》中涉及到男女爱情的诗歌评为“淫奔之诗”。《诗经原始》通过“反复涵咏”的方式对诗歌文本进行分析,力图推究诗人原意。三者虽各有偏颇,但都为解读《国风》提供了新角度,都有时代价值。     

《荆棘之城》对《白衣女人》的改写

萨拉·沃特斯《荆棘之城》在人物设置、叙事者安排和背景构建等方面对威尔基·柯林斯《白衣女人》进行了改写，赋予曾被边缘化的女性以“声音”，表现她们之间的深厚情感和在逆境中自我拯救的勇气。这也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阴暗面，从现代人的立场重构了一段繁华与罪恶并存的历史。     

《牡丹亭》和《风流梦》比较

《牡丹亭》是我国古典戏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根据《牡丹亭》改编的作品为数不少。本文以汤显祖原本《牡丹亭》和冯梦龙的改本《风流梦》作为研究对象，结合二人不同的创作思想、作品风格，从更定题目、角色、宾白、曲词等方面具体分析。冯梦龙对《牡丹亭》的改编，受到了“汤沈之争”的影响，也受到他自己的编剧理论的支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牡丹亭》原本不利于搬演。《风流梦》让《牡丹亭》这部具有无限才情的“案头之书”变成了“当场之谱”，更适合舞台演出。     

试论《寻欢作乐》的艺术魅力

在小说《寻欢作乐》中,由于“人物——叙述者”——“我”具有戏剧化与非戏剧化的双重身份,并执行着人物和叙述者两种不同的功能。诗意的戏剧化叙述与陌生的非戏剧化叙述的运用使叙述者与主人公在价值上、理智上、情感上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对话。     

花拉子米《代数学》探源

关于花拉子米《代数学》的来源，历来科学史家都持有不同意见．笔者从《代数学》的形式、内容、修辞及方法等方面与古代东、西方的有关论著作了比较，并对各种不同观点进行对比分析，得到一些初步认识：《代数学》中所讨论的一次和二次方程以及某些运算技巧可能源于巴比伦．花拉子米对第四种二次方程的讨论，使用的“三率法”．对圆周率的计算以及某些术语可以在旱期传入阿拉伯的印度典籍中找到出处，而在这些数学知识中有一些可能是远源于中国的（比如“三率法”）．花拉子米讨论一元二次方程时所采用的算术解法与几何论证相结合的方法似乎是受希腊人推崇几何学的观念的影响，但经过仔细分析，认为他的几何证明本质上区别于欧几里得的“几何代数”，而与中国古代的“出入相补原理”更相像．通过与丢番图《算术》的比较，发现它对《代数学》没有直接的影响．《代数学》中几何篇章的内容完全是古希伯来人的一部《测量准则》的翻版，而后者中又有大量题材来源于海伦的《度量论》——一部反映了亚历山大后期希腊数学特点的著作．我们认为，在《代数学》中比较突出的反映出东西方数学并存、但以东方数学传统的影响更为突出的特点．事实上，花拉子米可能通晓中东、近东、巴比伦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科学遗产，他博采众长，非常明智地吸收了东、西方不同数学源泉中的合理因素，从而创造性地完成了他的代数学著作．     

言此意彼的策略性选择——解读《霸王别姬》、《喜宴》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3）和李安的《喜宴》（1993）是华人电影中最早涉及同性情感的影片。由于历史、习俗和文化诸因素,此类题材对于1990年代初的华人世界还是禁忌较深的话题。陈凯歌以同性情感纠葛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叙述;而李安则从叙事语境入手,在相同角度下关注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及传统习俗和现代观念的冲突。由此,两部影片表层的同性情感叙述更多地表现为叙事策略而非导演真正的叙事目的,因此,所谓“发轫之作”也就仅仅是对同性情感做了“涉及”而非本体意义上的表达。     

新读《独坐敬亭山》

李白的绝句《独坐敬亭山》，描述了他一段流动的情感。两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意象：“众鸟”与“孤云”，现而继逝，将诗人的情感逐步推向孤独，最终与敬亭山的默然对视，使其孤独情绪明朗化，并达到了最高潮。梳理诗人的情感流程，将有利于对诗美的把握。     

《鸿雁传书》：一首白族民间“思妇”诗

白族长诗《鸿雁传书》是大理白族民间“思妇”诗。用功能主义的观点解读，长诗因是那个时代白族人民艰难处境的现实写照而流传至今；长诗中的“思妇”因承载了白族人民的孝道思想、美好心灵而为白族人民世代传唱，并被赋予夫妻团圆的幸福结局；长诗因是白族人民古往今来的情感需求、情感宣泄而历久弥新。长诗说的是民风、民俗，唱的是民心、民魂。     

《红楼梦》与《金瓶梅》细节刻画比较点滴

《红楼梦》中赵姨娘借助巫术几乎致死凤姐、宝玉，《金瓶梅》中潘金莲用驯猫扑肉的方法致死官哥儿。两种写法实际上是“神事”和“人事”因素的比较，很明显，《红楼梦》在这一点上的现实主义程度远不如《金瓶梅》，且《红楼梦》中巫术的写法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主观表现与客观模仿--《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比较研究之二

本从创作手法的角度对比研究《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认为两部作品都以写性爱为题材，不同的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写“性”更多地是主观表现，充满激情与理想，具体表现为对爱情的讴歌，对生命的礼赞与对人性的呼唤；而《金瓶梅》写“性”则是客观模仿，其客观性表现为摄入生活的不加粉饰、灵与肉的分离、叙事的零度情感处理。     

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厚”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以“厚”为词中三味之一，频频以“厚”论词。“厚”是从“沉郁”的风格里体现出的一种美学特征，它含有正、深、阔、沉、重、隐、曲的种种内蕴，被用来形容词中意蕴的幽深窈曲、飘忽绵邈，亦带有词人内心深处有感社会人生的情感色彩。于词中求“厚”之根本是词人要有温厚的性情，实现“厚”的途径是做到沉郁，具体采用比、兴手法。“厚”对了解《白雨斋词话》的词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易传》对《易经》的理性重建及原因分析

关于“经”、“传”的关系,传统上一般认为“传”是对“经”的解释。但是我们认为《易传》不是对《易经》简单的解词释义,而是一种理性重建,体现在极大地丰富了“德”性思想;摒弃《易经》原意,另立新论;抒发个人理想抱负。这种理性重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世界的思想认识逐渐深化的的必然结果。     

《诗经》采摘诗研究

《诗经》中有许多寄托怀人情感的诗歌，而这些诗歌中经常出现思念之人的一个动作，那就是“采”，诗人常以“采摘”作为思念怀人的一种方式。我们把诗中出现“采”字，且“采”字具有摘取、折取之意的诗歌，归类为“采摘诗”，并将它们分为以“采”字起兴的诗歌、采集某种植物表达思念之情的诗歌、记录采摘的过程来表达喜悦之情的诗歌三类。     

关于刘勰的“变乎《骚》”——《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的主要论文方法，《文心雕龙》“变乎《骚》”一语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折衷”思维模式。在刘勰看来，体“资于故实”、数“酌于新声”是文“变”之“势”、“理”，而《楚辞》则是对这两者的集中体现。“变乎《骚扩者，实指《骚》（概指《楚辞》）为文“变”之典范。     

《双合莲》、《孔雀东南飞》：文学史上两部长篇叙事诗之比较

《孔雀东南飞》作为成熟叙事诗的确立，作为一个“源”，对后世的作品具有典范和启示的作用。鄂南民间长篇叙事诗《双合莲》作为这一“源”上的“流”，对其优良传统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本文从背景、主题、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几个方面对这两首诗进行比较，期望借《孔雀东南飞》这一诗歌史上的坐标，确定《双合莲》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挖掘鄂南民间文学的价值。     

同而不同处有辨：《水浒传》与《隋唐演义》之比较

虽然《水浒传》与《隋唐演义》同为具有历史根据的英雄传奇性质的长篇巨制，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世俗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审美意识，但二者在对历史真实的依赖和改造程度上迥异，对主题的提炼与集中程度不同，对作品的驾驭和艺术处理也不同，因为作者的主观情感制约着作品的思想力度，编写方法影响着作品的艺术效果，创作理念决定着作品的风格特点。前者进入“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行列，而后者没有取得这样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作者写作水平的限制。     

论《咏怀诗》的抒情化倾向

阮籍对情感极为重视。他将《咏怀诗》作为他复杂感情的载体。阮籍但求抒发情怀，无论是指斥世人，还是高歌遁世，都是情郁结于中，喷薄而出。这使《咏怀诗》对五言诗的情感范围有所拓展。这一组诗中的情感不仅浓烈、执著、厚重，而且寄托“遥深”。与此相适应，《咏怀诗》的结构模式、语言风格、修辞手法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而在阮籍手中完全改变了五言诗的民歌性质。     

《麦克白》与《窦娥冤》的谋杀比较

《麦克白》与《窦娥冤》中人物对谋杀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作者与主人公的两种常见的关系，即主人公控制作者与作者控制主人公。在前一种关系中，主人公是“自为之他”，其形象不可能被完成化，其性格特征是发展变化的；在后一种关系中，主人公是“为我之他”，其形象是完成化的，其性格特征稳定而单一。     

中日古代文学中的“葛”研究——基于《诗经》与《万叶集》比较探究视角

通过比较《诗经》与《万叶集》里“葛”这一意象,发现中日两国歌人用 “葛”(日文:クズ)入诗时,其描述内容常与家人亲情、婚恋有关; 从文学意象与民俗意义上探究,婚恋诗中的采葛行为不仅是普通的劳作,也是男女表达爱意的方式;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诗经》中的“葛诗”更多关注民间疾苦等社会问题,而《万叶集》的“葛诗”则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