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礼”思想的几对范畴

“礼”思想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儒家“礼”思想包括礼与仁、礼与义、礼与法、礼与乐、礼与和五对范畴。“礼”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于完全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道德教化制度 ,对我们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礼之用，和为贵”的再认识

“礼之用,和为贵”是儒家和谐思想的完整内容,但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错误地将儒家思想中的礼与封建礼教混为一谈,在传承儒家和谐思想时“礼之用”被刻意隐藏,片面地彰显“和为贵”。这已经对我们当代人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对构建和谐社会极为不利。应该正确认识“礼之用,和为贵”之间的辩证关系,准确地古为今用。     

论先秦儒家经权思想

先秦儒学中经与权的关系,与群己、义利之辩紧密地联系着,是先秦儒家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同的儒家思想家对经权关系的阐释不尽相同,但作为先秦儒家整体趋向的则是在强调经即道德原则绝对性的同时,没有否认权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权即道德原则相对性的确认.在经权关系上,先秦儒家的思路大致预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对作为经之本的仁义的普遍制约性的强调,蕴含着导向独断论与权威主义的理论向度;其二,对权即道德原则相对性的确认,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独断论与权威主义的内在限制.     

论先秦儒家经权思想

先秦儒学中经与权的关系,与群己、义利之辩紧密地联系着,是先秦儒家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同的儒家思想家对经权关系的阐释不尽相同,但作为先秦儒家整体趋向的则是在强调经即道德原则绝对性的同时,没有否认权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权即道德原则相对性的确认。在经权关系上,先秦儒家的思路大致预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对作为经之本的仁义的普遍制约性的强调,蕴含着导向独断论与权威主义的理论向度;其二,对权即道德原则相对性的确认,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独断论与权威主义的内在限制。     

从“规范”到“制度”--试论儒家传统之“礼”的基本内涵

“礼”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儒家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传统的礼学研究多局限于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考察,而对于儒家传统之“礼”的究竟内涵则鲜有明确的阐述。作为规范的“礼”首先表现为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各种礼仪,而这些礼仪经过理性的加工便提升为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和价值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作为制度的“礼”在相当程度上则是礼仪规范的结构化、刚硬化的结果。而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就是这样一套规范建构和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     

从“规范”到“制度”试论儒家传统之“礼”的基本内涵

“礼”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儒家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传统的礼学研究多局限于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考察,而对于儒家传统之“礼”的究竟内涵则鲜有明确的阐述。作为规范的“礼”首先表现为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各种礼仪,而这些礼仪经过理性的加工便提升为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和价值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作为制度的“礼”在相当程度上则是礼仪规范的结构化、刚硬化的结果。而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就是这样一套规范建构和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     

西方自然法思想和我国儒家自然法思想比较

自然法之概念来源于西方 ,它所蕴涵的正义、平等与自由等观念造就了西方的法治思想和法治传统。自然法思想也是我国儒家政治法律思想中的题中之义 ,但儒家视自然法为“礼”,从而在我国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且影响至今的政治法律思想和体系。同是一自然法思想 ,却在东西方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政治法律观念和传统。了解此差异 ,以对我国的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有所借鉴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多重进路

围绕着如何实现儒家三代之治理想政治以及如何达到至善社会的问题,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展开了多重进路的思考。孔子政治哲学的理路是既重视仁、又重视礼,既重视收拾人心,也重视重建秩序;孟子则侧重于内在之仁,将政治内向化,用政治主体内心的道德意识（仁心）来解释政治事务并强调仁心对于政治事务的无可替代性;荀子主张泛礼化的政治,用礼来解释政治活动,强调礼的规范对于政治的意义,将政治与儒家礼学典制结合起来,以此来保证政治的合理性。     

论荀子对孔子礼学的发展

荀子承继孔子,他深入地探讨了礼的起源,在发生学上完善了孔子礼学思想;荀子“援法入礼”,以礼“合群制分”的思想使礼在社会功能上更加扩大化;荀子以礼“正名”的思想完善了孔子礼学中的正名理论;其以礼节欲的义利观发展了孔子礼学中的义利之辩。荀子以礼为道德之极,全面推进了孔子礼学理论的发展。     

中国传统法文化正义观的从属性及其成因

在传统中国,法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法之正义价值亦从属于“礼”的规范.该从属性主要表现在以儒家的道德诉求为立法依据,以儒家典籍及其主导原则为断狱依据.其成因主要在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族群本位的思想观念.     

胡瑗易学思想与中庸之道

胡瑗在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升华为“实体达用之学”方面有卓越的表现，不仅首先自觉倡导“体用并重”的学风，并将之普及于社会，而且博通儒家五经，长于易学，继承了中唐以来的疑经惑古思潮，体现了宋学疑经、改经的学风。胡瑗在易学中表述了中庸之道与中庸之德的主张。将儒家的仁、礼与中庸对应起来，表达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     

礼的流变与阮籍的自然之道

周礼和儒家之礼都是对社会的规范、对人的约束。阮籍不赞同也不反感它的存在；魏晋之阮伪礼之风甚嚣尘上，不仅亵渎了礼的原则，也践踏了人类的善良与本真。于是，阮籍率意任性，践行自然之道，以此呼唤自然人性的回归。     

老子《道德经》的仁义思想

老子的仁义思想是以“道”为基础。凡是人类所有阴阳两仪的良性互动，皆是“仁”的表现。凡是所有人类价值判断均收敛至“社会福利及伦理共识”的适宜性，皆是“义”的表现。老子认为，“仁义”是在人类社会的大道不受重视之后，才被突现出来的人为道德规范，因而，从“道”来立论，才能论述道德仁义礼的等级与其间之差异。     

权:先儒的不同阐释

孔、孟的礼权之论是后世经权论的思想源头,但过去学界对先儒的这一思想缺乏深入的抉发.本文尝试取礼权论与先儒基本的思想学说(礼、仁)间的关系为视角,对其进行初步的探颐清理.     

论李觏的俭奢观

李觏对儒家功利学派的发展有着奠基性的贡献。在李觏所处的时代,奢靡之风盛行,已经对国家安全形成潜在的威胁,为此李觏提出自己的俭奢观：提倡节俭,量入以为出,节用以为本;抑制奢侈之风,尽物之所能;提出抑制奢侈的策略,主张节约分等级、取用有定制。社会环境、底层的生活经历和忧国忧民之心是李觏俭奢观形成因素的三个主要方面。李觏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礼”的观念,所以其俭奢观是在“礼”规范下的典型功利论思想,并建立在农本主义思想之上,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其俭奢观点对当下的社会治理和社会风气的引导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德治教育思想论略

先秦儒家学说强调“德治教育”的原则,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儒家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德治教育思想体系,把教育作为实施“德治”的中介手段,从而形成了“德治教育体系”。“德治”是西周政治思想中的核心,也是儒家德治教育思想的基础。先秦儒家德治教育主要以四种途径展开,面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儒家的教育内容也不尽相同。最后,文章阐发了对儒家德治教育思想对于当今教育的积极意义。     

儒家道德思想与新加坡思想教育

儒家道德思想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继承和发扬，到今天不但成为一套人人适用的人生道理，也成为东南亚各国一种主要的文化传统。新加坡在儒家道德伦理与思想教育的结合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为我国在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并将之运用于当前的学校思想教育和道德建设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儒玄兼宗 以礼闲情──三论陶渊明“新自然说”与东晋士风及佛教的关系

陶渊明“不佯狂任诞以积极抵触各教”的放达风度，既是东晋儒玄思想相互冲荡融合的结果，亦是重新抬头的儒家礼学对老庄玄学影响的反驳和校正．故不是陶渊明个人思想的“革新”或“创获”。     

以礼释《易》:王安石易学思想探析

王安石易学的特点是以礼释《易》,他在《九卦论》中将礼看作是九卦的核心,认为礼是君子行之成。郑玄也曾以礼释《易》,但他侧重于用具体的礼制、礼仪解释卦爻,而王安石注重礼之精义,他认为章句传注之学忽略精义,这导致圣门之学不传、异端之学四起。王安石还认为礼是德得以体现的方式,内在德性需要通过外在之礼才能彰显。他进而论述了道与仁义礼智的关系,强调道需要通过德才能体现,德表现为人之仁义礼智,以此他反驳了将道看作是神秘实体的思潮以及韩愈以道德为虚位的观点。     

中华传统人学与现代公共关系的交融和回应

中华传统人学思想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发展的思想伦理基础。其具有生命力的思想、道德、观念、行为、心状,渗透、催发着现代中国公关文化观念、公关文化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现代公共关系只有合理地筛选和借鉴中国传统“人主”、“人和”的伦理精神,“人礼”、“人情”的价值观念,“中庸之道”的诚信思维框架,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与现状的公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