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与引经注律

汉代援礼入法开始法律儒家化,其体现为《春秋决狱》和引经注律,这种儒家化一方面改造了汉律的苛酷性,但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与深入,引经注律克服了《春秋决狱》的缺陷,使法律儒家化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论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的历史逻辑

春秋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断案方式,它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的流传和延续与儒家思想法律化存在密切联系,春秋决狱也正是儒家思想法律化最强有力的体现.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有着自身独特的演进逻辑,对儒家思想的巩固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途径.     

论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的历史逻辑

春秋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断案方式，它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的流传和延续与儒家思想法律化存在密切联系，春秋决狱也正是儒家思想法律化最强有力的体现。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有着自身独特的演进逻辑，对儒家思想的巩固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途径。     

从"春秋决狱"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影响着中国法律的走向。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此后,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们的推动之下,儒家法律思想全面贯注到了古代立法与司法领域。     

从“春秋决狱”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影响着中国法律的走向。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此后,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们的推动之下,儒家法律思想全面贯注到了古代立法与司法领域。     

论两汉司法与引礼入法途径

两汉时期是“德”（礼的实质）进入中国传统法律的初期阶段,这主要体现在司法领域里。两汉时期的“引经决狱”具有中国传统的人性和为政治服务实有性的特点,所以能够在司法领域里顺利地进行;司法官是“引礼入法”的桥梁,两汉时期很注重司法官的经学素养;同时,两汉的“引经决狱”具有原则性的倾向,这为礼法完全融合的《唐律疏议》一书的编撰提供了前提。这一时期的引礼入法司法活动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晋代“引礼入律”论略

晋《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较为典型儒家化法典,“引礼入律”是晋代法律发展的重要特点,它在《晋律》中有突出表现：刑罚实用上“准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保护士族、官司僚政治、经济特权的政治经济立法以及维护等级秩序的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等。其产生根源有：从文化根源看,是因为礼有区分贵贱等级、定分止争的功能;从政治学方面看,司马氏所建立的是门阀士族统治,所以任用儒家制订、解释法律;从经济方面看,民本思想是礼的重要内容,“引礼入律”有助于恢复经济、安定民心。     

小议董仲舒“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曾在中国法制史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它通过以礼司法的契入点和以礼统法的立法指导以及对以礼注律的推动,最终达到了以礼入法、礼法融合的目的。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地分析,总结历史经验,为当今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供借鉴。     

论汉简中礼对律的影响

"礼"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礼在中国古代政治上、思想上、法律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法制史学中,法律儒家化,亦即法律在礼的影响下的转变始终是该学科的重要内容。但礼的崇高地位在我国古代不是一成不变的,礼自身也有一个进化的过程。一般认为,法律儒家化是始于汉朝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法律规范的证据,如其中户律、傅律、置后律等,这是从法律实证的角度来说明礼在律中的反映。     

汉代“春秋决狱”的原因探析

＂春秋决狱＂是汉代一种特殊的断案形式,从汉武帝开始,以后盛行于两汉。其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汉武帝时期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此外,政治利益的驱动和古代法律对官贵的不适用性也是其出现的重要原因。     

从《春秋》决狱看中国义务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参照西方的义务论理论,分析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务论伦理思想,得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务论的伦理思想——尤其是《春秋》决狱制度——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要认真研究传统的道德理论,并应用到现实实践中,尤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继承传统文化的理论精华。     

分途与合流:从算学与经学的关系看南北朝数学史北大核心CSCDCSSCI

东汉大儒郑玄引《九章算术》注解儒家经典,奠定了算学与经学的紧密联系;魏刘徽注《九章算术》则使传统算学打上了魏晋玄风的烙印。南北算学之分途与南学重魏晋经学、北学重两汉经学相关。在刘徽注的基础上,何承天、祖冲之、祖暅之等述其算理未尽之处,取得了高度理论化的成就;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等补其基础知识、算题类型之不足,开启了筹算文本化之历程。南北朝后期,祖暅之滞北授信都芳天文历算,甄鸾适北撰注算书。隋唐设立国子监算学馆、李淳风等注释十部算经之后,传统算学获得了合流。然而,皇侃延续魏晋玄风,在经学研究中创设算法,与传统算学不同。随着后期两边交流频繁,皇氏算法北传获得诸儒之认同,导致算学之再分途。信都芳撰注《五经宗》,甄鸾撰、李淳风等注释《五经算术》,以传统算学解儒家经典,并将之纳入十部算经。但是,唐初孔颖达、贾公彦等注疏儒经都采经算方法。两家算法传统在唐代国子监获得了制度保障,并立至清末现代数学传入为止。因此,中国数学具有多样性和混杂性,数学的基础或其本质深受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竹林七贤”名号考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八)的篇目《魏记》对竹林七贤的评价,是一个具有贬义的重要转折。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注引的《魏记》内容,并不是马鹏翔所说的《隋书.经籍志》中的"《魏纪》十二卷,左将军阴澹撰",而应该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八)的篇目《魏记》;在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注引资料中,并非只引用书目,有时会书目、篇目兼引,有时只引用篇目,或概括引述,引用资料来源并不规范。在没有确凿证据出现之前,较早记载"竹林七贤"名号的文献,还是以东晋孙盛所著《魏氏春秋》和刘孝标注引的《晋阳秋》为好。     

质疑西周时期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立说

西周时期已经存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分立，是法律史学界很流行的现点。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周礼》中关于大司寇听狱与听讼的不同规定，再加上汉儒所做的“争罪日狱、争财日讼”的注。然而，由于《周礼》中关于听狱与听讼的不同规定及郑玄的注没有能够得到先秦时期其它典籍的印证；且反映西周时期司法状况的铭文内容也不能表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存在差别。这样一来，依据目前的史料，尚不能证明西周时期在审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程序上有质的不同，因而西周时期已经存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立的说法不能成立。     

嬗变的前奏——论《诗经》在先秦的流传与应用

《诗经》本是上古文学作品，汉代经儒家神化处理遂变文学作品为儒家经典。本文力图从西周时期的“以声为用”，春秋至春秋战国之交的“声义皆用”及战国时期的“以义为用”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诗经》在先秦的流传与应用。以期揭示《诗经》变成儒家经典这一嬗变的必然性。     

析《文选》李善注同字解《字林》较《说文》之准确性

李善注释《文选》时引书众多,就字书而言,《字林》虽条例不多,但它的辑佚价值吸引笔者研究。本文就《文选》李善注引《字林》中字、词,同《说文》进行比较分析。从《文选》李善注引《字林》同字解用《说文》引申义、《文选》李善注引《字林》同字解较《说文》更符合文本含义、《说文》本身释义的偏差使李善注《文选》引《字林》舍《说文》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就李善注《文选》而言,引《字林》较《说文》的确更加准确。     

李善《文选注》引书试探

李善《文选注》引书众多,问题复杂,其中尤以古《汉书》注问题最为突出。清代学者汪师韩统计李善征引二十九家古《汉书》注,另外还有数十条不知名的汉书音义。但通过对《汉书》注释史及目录学的考察,可以发现李善注引用的古《汉书》注并非逐家征引,而是基本引自东晋蔡谟所作的《汉书》集注本,它是颜师古《汉书注》通行之前最主要的《汉书》注本。汉书音义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另外,从整体上看,李善《文选注》引书还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喜引晋以前的注疏;二、多用集注本。     

《春秋左氏传》(卷1)通假现象分析

<正>0引言《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简称《左传》,它是中国历史上彪炳千秋的重要历史文献。"春秋"本为东周时期纪事史书的通称,但由于仅有鲁国的"春秋"得以流传,故《春秋》也就成了鲁国"春秋"的代名词。而《左传》又是为《春秋》的三家之中公认最好的一家。《春秋》原书文字简练,犹如记事年表,《左传》大量补充了《春秋》的史实,并用文学的语言出色描写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历来被奉为经典。中国古人一直有尚古传统,《左传》的文辞也就自然被后来的读书人甚至是史家奉为     

论《墨子》研究中援墨注儒现象

春秋战国,儒墨颉颃,百家争鸣。即使是在《墨子》兴盛一时的战国,《墨子》研究亦未完全脱离援墨注儒的藩篱。儒学为宗,《墨子》绝而不息,牢固的儒家正统观念更使得后世的《墨子》研究者很难跳出援墨注儒的窠臼。以致于后世学者立足儒家学说,看墨必提儒、说墨必比儒,赞墨必赞儒。     

《易经》中记载的周代诉讼

《易经》是周朝人占筮用的底本。它在迷信的外衣下,广泛涉及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历史现实。有关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状况,散记于《易经》的六十四卦卦辞当中。研究中国奴隶社会特别是周朝的法制史,也应重视它的史料价值。如卦六《讼》即专门记载了当时的争讼之事。《吕览春秋·决狱讼》高诱注:“争财曰讼”,看来“讼”是专指民事讼诉。《讼》卦没能记载周代诉讼的全部情况,但几段筮辞起码能反映出以下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