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外交: 从“一边倒”到“走平衡”

长期以来,越南外交总是以一个或两个大国为依靠来对付其他大国。40年代到50年代中期,越南依靠中国的支持先后打败日本和法国侵略者: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依靠中国和苏联的帮助抗击美国侵略;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又以苏联为依靠同中国对抗,并入侵柬埔寨。苏联解体致使越南长期奉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摆脱外交上的困境,越南开始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     

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越来越重视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研究。他正确及时地把握住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机遇,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调整中国的对美政策,同有远见的美国政治家一道,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调整的三点考虑促使毛泽东认真思考并全面调整中国外交政策的因素有三。其一,当时中国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而且实行以“反对帝修反”为特征的“革命外交”,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日益恶化     

推动外交战略的调整

“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到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显然已经不适应国内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需要进行重大调整。胡耀邦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1981年3月,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他认为,要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必须做到以下三条: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他还指出,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必须包括以下四个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艾森豪威尔经济、外交思想与他的外交战略

艾森豪威尔从他的经济保守主义和国际主义观点出发,提出了“新面貌”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集体安全主义原则。研究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思想,对深入理解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外交战略及今天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艾森豪威尔经济、外交思想与他的外交战略

艾森豪威尔从他的经济保守主义和国际主义观点出发，提出了“新面貌”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集体安全主义原则。研究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思想，对深入理解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外交战略及今天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北约战略趋向“欧洲化”

当前,以美国思想为主导的北约战略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由于美国的相对衰落和欧洲地位上升,北约开始出现“欧洲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北约未来的走向,引人瞩目。几经变迁不再是“美式翻版”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其战略从总体上讲体现了美欧双方的利益,但其核心思想则是以美国的欧洲军事战略理论为依据制定的。不论是40年代末奉行的“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还是50年代执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60年代以来的“灵活反应战略”,都是     

确定区域知识产权战略的重点

案例解读：日本是一个根据其经济和科技发展速度适时调整专利策略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其目标是构筑小型专利网的专利战略;70年代至80年代,向自主专利战略过渡;20世纪90年代,其重点放在了促进原创技术的专利战略上;进入21世纪,则是建立全面的知识产权战略。日本的做法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比喻的启示

正毛泽东主席生前常常喜欢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叙述中国政治外交的重大问题,给人留下深刻启示,也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指针。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印发生严重分歧和冲突时,毛泽东在多个场合谈反复讲过,这与整个中印友好关系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他在接见阿富汗副首相和外交大臣纳伊姆时说:"我们需要和平。     

汉语象声词研究述评

<正> 象声词在汉语里是一种很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词,自古以来就活跃在汉语中,为人们广泛使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许多象声词,如“关关雎鸠”、“其呜喈喈”、“坎坎伐檀”等等。但是,对象声词的语法研究只是近百年的事,而真正把象声词作为一个词类来研究还不到四十年。本文从语法学史的角度,对汉语的象声词研究作一述评,以总结研究成果,为对象声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帮助。汉语象声词研究从总体上可以分三个阶段:(一)1898至本世纪40年代末为萌芽期;(二)50年代至60年代为发展期;(三)70至90年代为繁荣期。     

略述丁日昌外交思想的成因

丁日昌的外交思想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这对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内容有:坚守条约的和平外交思想,“自强为本”的实力外交思想,“遣使设领”、“保护华侨”以及主张实行“均势外交”的外交策略等等。从三方面对丁日昌外交思想的成因作一略述。     

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     

略述丁日昌外交思想的成因

丁日昌的外交思想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这对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内容有：坚守条约的和平外交思想，“自强为本”的实力外交思想，“遣使设领”、“保护华侨”以及主张实行“均势外交”的外交策略等等，从三个方面对丁日昌外交思想的成因作一略述。     

“一边倒”外交方针终结的原因探析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一项重要外交方针，然而到了60年代这项外交方针却走向了终结。这源自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以及引发的中苏国家利益的冲突。赫鲁晓夫倡导的对美“缓和”同中国的反美战略发生了矛盾，使得旨在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外交策略遭受考验；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不断公开和不可调和，加之国家利益冲突的加深，导致了中苏党和国家关系的被迫中断，“一边倒”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尽头。“反帝反修”的提出则暗示了“一边倒”时代的结束。     

浅析尼克松主义出台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动因

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局势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而美国却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危机重重。为了摆脱美国的困境,第37任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之际,采取现实主义态度,提出新的对外战略——尼克松主义,缓和美国力量相对下降的危机,堪称是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点睛之笔。     

尹仲容的经济思想与经济主张

在台湾的财经官僚中,尹仲容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自1949年去台至1963年去世,曾先后担任台湾经济决策机构“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和“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组”的负责人,及“外贸委员会”主任、“中央”信托局局长、台湾银行董事长和台湾“经济部长”等财政金融机构的要职。在台湾经济恢复时期、50年代发展民生必需品和进口替代工业品时期,以及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经济从面向岛内转到面向世界的关键时期,上至经济发展战略及方案政策等的拟制,下至某些企业的设置,无不躬身参与,精心策划,具体领导了前期的两次重大经济改革,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和起飞作出了贡献,被誉为台湾经济发展的“灵魂”。     

从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看美国外交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在美国外交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孤立主义达到了顶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孤立主义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渐渐动摇。罗斯福顺应时代召唤,勇于与孤立主义斗争,最终使国际主义取代孤立主义走上美国外交前台。     

超越“和平与发展”

“和平发展论”是趋势论而非时代论十几年前,我们提出这个“和平与发展论”干什么?作为在一种特定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理论,“和平与发展论”对较长时期(至少10年～20年)的国际趋势(不仅是形势)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判断,为整个国家成功实现内政与外交的战略转移与政策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是一种服务与服从于中国改革与开放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趋势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其他观点一样,“和平与发展论”具有拨乱反正的特定作用。70年代末和80年代     

从"形式"与"实质"之争看语文教育的百年难题

中国语文教育自1904年独立设科以来,围绕课程性质、目的、任务等问题展开的争论,延续了百年之久：20年代初有“形式”目的和“实质”目的之争;50、60年代有“文”、“道”之争;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工具性”和“思想性”之争;90年代以后又有“人文性”和“工具性”之争。虽然每次争论的时代背景、具体内容不同,但实质都是如何看待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这和世界教育史上“形式教育”与“实质教育”之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形式”与“实质”由两相对峙到相互消融、最终归于统一的演变轨迹,对于语文教育是否也有普遍意义呢?     

俄罗斯展现新姿态

叶利钦进入第二届任期后,俄罗斯外交战略不断完善。回顾俄罗斯独立初期曾推行“亲西方”战略;1992年底改变为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的“双头鹰”外交;1993年提出“恢复大国”地位;1996年普里马科夫外长上任,开始实行“确立强国地位”的全方位外交。1997年,俄罗斯在北约东扩已成定局、国内经济略有好转、叶利钦能适度控制局面的形势下,大国外交活跃。全方位外交突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两次调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美苏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两次调整了外交政策,即由“一边倒”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进而发展为“一条线”、“一大片”。两次调整的外交理念明显不同,前者的主要依据是意识形态;后者是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主要标准。因此,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在战略重点和策略风格上也就存在着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