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发愤著书”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认同

司马迁以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强烈认同感而作《屈原列传》，对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伟大的人格精神，坚贞的意志品格作了极高的评价，高度赞赏屈原的伟大文学成就，并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一个价值前提，即追求生命价值之不朽。鲁迅说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道出在文化精神上司马迁与屈原的一脉相承之处。     

论司马迁"发愤著书"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认同

司马迁以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强烈认同感而作《屈原列传》,对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伟大的人格精神,坚贞的意志品格作了极高的评价,高度赞赏屈原的伟大文学成就,并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一个价值前提,即追求生命价值之不朽。鲁迅说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道出在文化精神上司马迁与屈原的一脉相承之处。     

司马迁的“悲其志”与《离骚》的内在情感

在对《离骚》的接受过程中,司马迁的悲其志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在理解这句话时,人们多从司马迁与屈原的悲剧性人生理解,这并不能达到十分准确的理解目的。结合《离骚》和《屈原列传》,可知司马迁的悲其志与《离骚》的内在情感是一致的。屈原之志主要指其高洁人格、忠君爱国理想和怀才不遇的经历,而司马迁的悲其志表现的正是对屈原高洁人格和忠君爱国理想的赞美以及对其怀才不遇的哀伤。     

稼轩人格论

接照心理学的解释,人格即是人的个性。马克思说:个性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特质”(《黑格尔哲学批判》)。人格,就是具体的人在他的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我国古代有不少历史人物做为人格的典范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之中。范蠡不能为世所容而功成身退,屈原不能为世所容而怀沙沉渊,司马迁不能为世所容而隐忍著述,陶渊明不能为世所容而弃官归去。同样,辛弃疾不能为世所容而饮恨终生。他们的人格,既有特色,也有共性。他们都怀有美好的政治理想,都从人民、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出发而有所     

从《芙蓉女儿诔》看屈原《离骚》对曹雪芹的影响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光耀千秋,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十分广大而深远的影响,仅就文学创作方面来讲,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词赋史,就是一部受屈原影响而产生的一类作品的历史。除赋这种体裁之外,屈原的作品所开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道路,对于后来的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各方面的影响也是普遍而深入的,“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激动着后代的作家们。”从我国清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曹雪芹的天才作品《红楼梦》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如果说屈原的作品如丽日当空,则曹雪芹的作品像明亮的慧星,交相辉映,并照千古。下面仅就《红楼梦》中的《芙蓉女儿诔》和屈原《离骚》的关系谈谈我粗浅的看法。     

靳尚不是上官大夫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由于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在楚国推行政治改革而遭佞臣嫉妒,政敌颇多,如上官大夫、子兰,子椒、郑袖、靳尚等。但后人的许多著作中将上官大夫和靳尚合而为一,认为靳尚即是上官大夫,这是错误的。 上官大夫和靳尚在汉人的著作中屡屡提及,刘向整理的《战国策》和司马迁《史记》中都记载了靳尚。《楚策二》载:楚怀王因张仪以商、於之地欺诈楚国而拘张仪,欲杀之,张仪厚币靳尚。何建章《战国策注释》曰:靳尚,楚怀王宠臣,与张仪友善。靳尚受贿后即不让杀张仪,他让郑袖急劝怀王,放走张仪。《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同样的记载。但是,据《战国策》载,靳尚就在这一年被杀掉了,《楚策二》说:     

略谈《诗经》兴的发展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是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比兴手法的一个源头,其影响至深且远。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作,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知识分子是把《诗经》和《离骚》作为文学的最高典范来学习的。《离骚》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司马迁称赞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爱国情与相思泪——兼谈诗歌的比兴寄托手法

比兴寄托是我国诗歌艺术创作的优秀传统之一.其中借助男女情爱表达故国之恋、怀乡之思,更是各种爱国诗歌的惯用手法.最早可见之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当年屈原遭到楚怀王嫌弃放逐之后,他依然不甘寂寞,一心维系着国家安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屈原骚赋对《诗经》语言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屈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诗人。由屈原奠基并定型的骚体诗以其独特的风格独占了一个文学时代,和《诗经》一起,成了先秦文学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几千年来,他们分别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两个源头。但是,这两座高峰却又并不互相隔绝。象任何一位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一样,屈原吸收了前人和同时代人在文学方面的各种成果,同时又全力进行创造。细读屈原骚赋,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原始艺术,楚国的经济、历史、文化和北方的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这座奇峰的基础,而作为中国诗歌开山之祖的《诗经》,对屈原的影响更是直接而明显。     

端午佳节忆故友

每当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或观赏赛龙船的时候,人们自然想起中国历史上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怀念《屈原》历史剧作者、伟大的文学家郭沫若同志,和把《屈原》搬上日本舞台的日本著名戏剧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河原崎长十郎先生。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古代散文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散文足可与诗歌并驾，不惟历史悠久，而且佳作如云，它以其灿烂的光焰，照亮了中国文坛。早在春秋战国，以《左传》、《国语》、《国策》为代表的历史散文，和以《孟子》、《庄子》、《韩非子》为代表的诸子散文，光辉交映，形成双壁。两汉之世，有司马迁、班固等大家，史传体散文勃然兴起，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建安文学和六朝小品，光怪陆离，清新可爱，亦有不少佳作。唐宋两代，在“古文运动”推动下，异军突起，名家辈出，致有唐宋“八大家”。自元以降，一方面是戏剧、小说兴起，另方面是“八股文”的毒害，散文似不如前，虽…     

浅论楚辞在中国古代诗体演变中的地位

楚辞是以我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一种诗体。在中国诗歌史上,楚辞曾以其特有的异彩照亮了《诗经》之后沉寂了若干年的诗坛,从而使我国的诗歌艺术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楚辞对后世诗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单就诗体演变来说,它的贡献就很值得重视。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明胡应麟在《诗薮》中也说:“四言变而《离     

《史记》人物心理描写艺术探微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可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作为传记文学名著,《史记》“记录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有一百多人,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往往代表了社会上的某一类人,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有的达到了一定的典型化的程度”②“。《史记》之所以成功地描写出众多的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司马迁善于观察人、研究人、揣摩人的内心情感,而且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把人物的内心世界精微细致地刻镂出来。关于《史记》…     

叙写无愧于时代的传记文学——论《史记》纪传体及其文学意义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耗尽毕生精力所创作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而且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文学名著。他所创制的纪传体体例和表现手法,以及他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历史人物传记和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空前繁荣的今天,重新研究、探讨《史记》纪传体的产生、基本特点及其文学意义,对于提高我国当前人物传记和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的质量,对于写出无愧     

鲁迅旧体诗与楚辞关系浅探

鲁迅的旧体诗,流传中外,脍炙人口,郭沫若就曾作过极高的评价:“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诗稿〈序》)。深厚的古典文学的修养,是使鲁迅旧诗创作取得杰出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旧体诗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而在灿若繁星的我国古代诗人中,屈原给他的影响,无疑是最为显著的。     

吕凤子先生所创正则学校之“正则”涵义发微

“正则”是吕凤子先生为他所创办的学校的命名,源于屈原诗作《离骚》,吕凤子先生之所以取屈原的这个“名字”为校名,是缘于吕凤子先生对屈原的人格和品质的景仰.因此,要理解正则的深刻含义,就应当从屈原的人格、品质对吕凤子先生的影响以及吕凤子先生的追求和作为中去把握.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探析

“通古今之变”是《史记》撰述的主旨之一。司马迁的历史变易思想重视以“原始察终”和“见盛观衰”的方法，来认识和把握自黄帝以来三千年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司马迁以《易传》“《易》穷则变”思想为其哲理基础，肯定“承弊易变”，并以“使民不倦”为其目的；司马迁接受了三统、五德说的历史循环史观，肯定历史变易的循环性。同时也采纳了三统、五德说和《易传》的历史进化思想，而肯定历史循环交易的表象之中又蕴含着历史进化的因子。     

屈原与司马迁悲剧意识之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分别是战国末期楚国和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他们身上都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悲剧命运和他们对待悲剧命运的态度这两个方面。屈原的悲剧是乱世之悲。司马迁的悲剧是盛世之悲。两人的悲剧实质上都是源于个人人格与黑暗势力的冲突。面对悲剧命运,屈原选择了自沉汨罗,以死“殉道”;司马迁则选择了忍辱著书,用生“矢志”。他们都在“发愤”中发泄了自己的情感,并最终寻求到了各自的解脱。     

中国山水诗从产生到发展之我见——兼议刘勰宋初“山水方滋”说

我国最早论及山水诗问题的批评家是刘勰。他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可是对于他的这一宋初山水诗“方滋”说,后世有很多人是不敢苟同的。缪钺先生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亦非知言”。钱钟书先生也说:“山水方滋,当在汉季”。的确,在我国诗歌史上,以自然山水、景物为欣赏、描写、歌颂、赞美的主要对象的作品,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方滋”了,而魏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