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受贿的司法认定——以收受未变更权属登记房屋型受贿为视角

从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入手,结合受贿罪的司法审判实践,提出区别真实的借用房屋与以＂借用名义＂收受未变更权属的房屋型受贿提出相关的认定标准。     

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与受贿罪的认定——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反思

针对司法实践中查处受贿犯罪时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两高”发布了及时查处、依法惩治新类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解释。细加分析“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不难发现其立场有违刑法受贿罪的规定,并且条文中“及时”、“掩饰犯罪”之用语不明确、欠严谨。因此,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进行反思,有助于厘清异议,正确适用刑法和司法解释解决受贿罪定性问题。     

集资诈骗案件中刑事推定的应用与滥觞

推定为从已知的事实推论未知的事实的方法,而刑事推定基于国家从严打击某种犯罪的刑事政策的考量,更有利于入罪,不致于轻纵犯罪。考察几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不难发现＂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史中体现了刑法边界的历次扩张。主观心态的认定确实需要借助刑事推定方能实现,但是其也应当允许反证,并对推定的基础事实和推定的适用作严格的规定,如此才能实现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严密法网——论我国刑法对单纯受贿行为的规制及完善

我国刑法第385条对受贿犯罪规定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导致司法实践中意欲利用此规定逃脱罪责的现象比比皆是。特别对于单纯受贿行为，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使得实践中宽严不一，做法参差，严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为此，重新理解我国刑法相关条文真义，乃至运用相关理论完善刑法对单纯受贿行为的规制，极具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论"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由于犯罪主体关系的特殊性,它比普通的共同受贿犯罪更具复杂性,特别是在实践中对刑法有关条款的理解和对共同犯罪理论的具体应用尚存争议,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具有共同受贿行为和共同受贿故意,已成为当前困惑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完善问题探析——以保障人权为视角对“两个规定”的考量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诸多方面细化和完善了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仍存遗憾。本文以保障人权为视角,分析＂两个规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和遗憾,结合国外先进立法和中国的实际,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和措施,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两个规定＂,真正发挥这一规则的应有功能,实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的目标和宗旨。     

论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目前,我国关于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还不够科学,完善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已成为刑法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对于受贿罪,改变目前只设立单一罪名的立法模式,针对受贿犯罪的各种不同构成情况,分别设置多个罪名。＂性贿赂＂应予犯罪化,将现有刑法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修改为＂不正当好处＂,对于性贿赂没有必要单设罪名。     

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自2009年2月28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设立以来,其犯罪主体中对＂近亲属＂及＂关系密切的人＂的界定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中笔者认为＂近亲属＂的界定应以《民法通则》中的规定为准,而＂关系密切的人＂应参照＂特定关系人＂的规定加以确定但并不止于其内涵,且其应在日后的司法解释中加以明确的界定才可在司法中严密适用。     

浅议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在公共交通上抢劫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务中一个难点。本文从相关法条和司法解释出发,结合众多学者观点,以期准确理解和适用。本文对交通工具的范围等有较大争议的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论述。     

招投标商业贿赂的防范与治理

文章阐述了招投标过程中存在违法规避招标、规避公开招标、通过编制招标文件事先确定中标单位、泄露评委名单、串通投标、挂靠企业资质投标、招标后随意变更合同等违规现象,分析了招投标过程中的商业贿赂出现了利用合法交易的幌子受贿、未实际出资而享有收益型受贿、期货交易型受贿、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利用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等新形式,提出应当完善招投标制度,加强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并扩大对商业贿赂犯罪圈的认定范围。     

丹麦的贿赂犯罪规定研究及启示

丹麦被评为“世界最清廉的国家”,其有关行贿受贿的法律规定极具特色.从其行贿受贿犯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其关于达到犯罪程度的标准、犯罪的主体与对象以及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等相关规定,都体现着丹麦对廉洁正义的极致追求.比较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更明显地看出丹麦对行贿受贿犯罪刑罚处罚的各种特点,这对我国的廉政建设立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教唆未遂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中是否仅将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的罪认定为教唆未遂,学界存在诸多争议。由于教唆未遂存在多种场合,因此对教唆未遂仅规定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不妥。可以根据被教唆者是否产生犯罪意图进行界定：在没有使被教唆者产生犯罪意图而未遂的场合构成犯罪预备;在使被教唆者产生犯罪意图,但犯罪最终未遂的场合构成犯罪未遂,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结合修正案和《公约》浅析受贿罪的变革与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行贿受贿行为愈加猖獗．刑法中对于受贿罪的变革已经跟不上现实生活中打击受贿犯罪的需要，急需我国作出积极回应。笔者准备通过对近年来频繁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研究，阐述一下我国刑法相关规定的变革与不足。     

浅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认定问题

随着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经济形式的日趋多样,现实生活中经济犯罪的手段、形式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新的罪名,不仅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要求,也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但是由于相关的司法解释没有出台,加之该罪规定上的不明确,使实际操作存在着已些困难。     

斡旋受贿犯罪的独立性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将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从＂国家工作人员＂延伸至五类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将《刑法》第388条之规定从受贿罪中独立出来单立罪名十分必要,成为独立的罪名不但有助于消除立法目标与刑法基本理论的冲突,而且有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为了使立法简约,不会使司法实践中陷于被动,应将《刑法》第388条统一为斡旋受贿罪。     

关于受贿罪主体的探讨

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受贿罪的规定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下打击受贿犯罪的需要,对于受贿罪主体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很有必要。本文对受贿罪的主体不完善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与立法再完善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相关条文作出了修改、完善,但是,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理解和认定上的困难。《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还需要进一步界定"食品安全"的内涵,细化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状;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其他严重情节"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便于司法机关准确界定罪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现实中仍存在司法认定的困难,不能适应新的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要求。在对刑法作出新的司法解释时,要注意严密刑事法网。另外,再次修订刑法时,应当增设生产、销售妨害食品安全器具罪等罪名,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整对象,扩大对"掺入"罪状的描述。     

论盗窃罪的想像竞合犯

司法实践中,盗窃罪与其他犯罪之间存在想象竞合犯的问题.而且,对此问题如何认定和处理一直是个难点,本文结合刑法理论和司法解释进行了探讨,以期为刑事司法实践正确认定处理盗窃罪的想像竞合犯提供参考.     

浅析受贿罪中受贿主体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颁布,突破了受贿罪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限制,新增加了5种受贿罪主体,完善了受贿罪主体的范围。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受贿罪的范围仍有一定的困难,原因在于立法者并没有对＂从事公务＂、＂国家机关＂等概念作出具体的立法解释,也没有明确＂近亲属＂、＂关系密切人＂的具体范围,导致对受贿罪主体的认定不统一。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结合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影响受贿罪主体认定的问题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剖析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对相关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建议。     

论大学生犯罪预防的模式定位及其机制构建

根据比较犯罪预防学的相关理论,在调查分析大学生犯罪的的基础上,应该建立高校＂防控型＂大学生犯罪预防模式的思路。在大学生犯罪预防机制的构建方面,指出应从＂教育＋惩戒＂的传统型犯罪预防机制向以＂情境教育与控制＂为中心的＂防控型＂预防机制转变,从而将大学生犯罪尽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