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的调和——刑事司法审判中的民意渗透及限制略论

司法审判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主要形式。理想中的司法似乎只为抽象的法律条文、原则和价值服务。然而司法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和进行的,各种社会因素无法从中排除出去,其中,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巨大压力和影响就是很突出的一例。我国从古至今都有对民意过分偏好的传统,然而由于民意具有非理性、流动性等特点,因此,司法审判与民意之间应该保持一定距离以使其二者之间保持适当张力。     

舆情民意与司法公正探析

舆情民意和司法公正是辩证统一的,舆情民意对于司法公正具有促进、监督作用,同时,舆情民意在自身局限性下会对司法公正产生不利影响。完善立法民意收集制度和司法民意吸纳制度、培育公民的法治观念、建立舆情引导机制和司法与媒体的良性互动机制是解决二者冲突的衡平之术。     

许霆案对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启示

许霆案之所以发生由无期徒刑到5年有期徒刑改判的大逆转，媒体的持续报道功不可没。媒体如此关注许霆案。又与沸腾的民意分不开。说民意救了许霆一点不为过，是民意影响了司法。值得商榷的是，法院选择民意介入司法的方式和做法。文章分析了许霆案中人民陪审员失声的原因，提出了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议。     

论民意对司法审判的监督

目前,民意已影响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司法领域表现颇为彰显。为有效规范民意对司法审判的监督,文章主要对监督的必要性、如何监督以及如何解决监督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从而保障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论网络民意介入刑事司法

网络民意具有伦理性强的特点，因而时常会得出非专业的结论。而刑事司法频频向网络民意妥协，是有违罪行法定原则的。民意介入刑事司法必须有限度。司法机关应当建立文书说理制度去引导民意。     

民意助推司法公正

随着人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舆论民意对热点案件的关注度逐年提高,民意对司法公正的监督作用也日益凸显。有观点认为舆论民意的参与是对司法的干预,但事实上民意对于司法公正的作用是助推而不是干预。     

“广场围观”下的司法权威——从热点案件应对谈起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司法面临了新的挑战，广场与剧场时空交错，角色、思维冲突之下，司法在权威与亲民间摇摆。大量热点案件涌现，司法在两难困境下以顺从“民意”为名步步退让，受伤害的无疑是法律生命基础之一的法的可预期性以及本司法权威。文章简要介绍了当前司法在热点案件中所遭遇的困境，对其缘由进行了简单分析，并对司法权威重塑进行了展望。     

论司法中的偏见

偏见在司法中可以分为正当的司法偏见与不正当的司法偏见,两种偏见都会对司法过程产生一定影响.心理学上的"信念固着"理论和"锚定"效应理论可以解释偏见对司法认知和决策的影响.司法实践中既要确立识别司法偏见的适当标准,又要采取有效的方法尽可能避免偏见对司法的负面影响.     

涉诉信访与司法权威——从民意表达角度进行的考察

信访制度是我国一项十分重要的民意表达制度，作为联系公共权力与普通群众之间的纽带，有效地调节着公权力机关与民众的关系。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模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展开的人民司法．这既决定了我国司法与西方式司法模式的重大差别，也决定了作为执政党充分利用中国本土资源发展出的联系群众的基本方式之一的信访必将与由西学东渐而来的近代司法方式发生碰撞。“涉诉信访”这一概念的提出，即是这种“碰撞”尖锐化的一个标志，从长远角度看，真正对我国司法制度构成危险的既非所谓“信访大潮”的冲击，亦非对所谓“正当程序”的干扰，而是其背后所隐含的非制度化因素对于我国建立本土化的有效司法模式的阻碍。     

略论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

急于取消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有悖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不符合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在一定条件下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不是“无诉而审”，而是一审、二审之诉效力的延伸与补救，不是对诉权的侵夺而是对诉权的监护，合国情，顺民意，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度和司法效率。我们应以审判行为瑕疵为标准，区分生效裁判“客观上错误”与“法律—错误”来确定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的范围。     

从权利救济制度看我国的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赋予了其公民权利救济的功能,但这一作用的发挥有诸多方面的缺陷。现代法治要求对公民权利的救济要走规范、程序化的道路,因此,必须把公民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中分离出来,完善司法、行政救济制度,以还原信访制度民意表达、公民政治参与的功能。     

论民意疆域的设定对民意反映结果的影响

公共选择理论学派有“决策疆域”概念，笔者籍此提出“民意疆域”概念，通过公共决策中一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来阐明在同样的公共决策主题上，不同的民意疆域设定方式将会得出不同的民意反映结果。要使公共决策准确反映民意，既要将所有直接利益相关公众纳人民意疆域，又要清楚把握利益集团与民意疆域的边界，使公共决策对社会利益的协调和平衡能够建立在一个坚实的信息基础上。     

刑事政策民意考量机制的建构——“源头管控模式”探寻

刑事政策指的是国家或执政党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略。而民意的内涵稍显复杂,具体可分为伪民意、感性民意、理性民意。民意对刑事政策的作用具有双向性,其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刑事政策合理性、可接受性的提高,但也会导致非理性刑事政策的产生或者干预刑事政策的实施。故应采取"源头管控模式"以减少民意对刑事政策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其正向作用。源头管控模式概括而言即"源头控制,疏纳结合,执行独立,双层筛选"。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技术创新绩效与产业升级

研究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技术创新绩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显著地促进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产品创新绩效的交叉项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的影响较为显著,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流程创新绩效的交叉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技术创新绩效对战略新兴产业升级的影响在不同行业均呈现较为明显的异质性。这些结论对于全面提升我国知识产权综合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虐童案引发的法律思考

虐童事件的层出不穷，引起了社会高度的关注与思考。不难发现，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法律问题。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民意与司法、增设虐待儿童罪这三个方面对虐童案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旨在通过法律切实保护儿童权益，竭力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社会环境，使其能够远离伤害，茁壮成长。     

法律与民意的轮回

近年来社会上对一些司法案件的讨论热度日益加温,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可以反映出的是中国的司法过程已经日趋公开化和公正化,并且公民的话语权得到了极大的保护。其次就是网络这一新型媒体的出现让更多黎民大众人有了一个发声的平台,加之"位卑未敢忘国忧"的主人心态让大众也积极参与对这些案件的讨论。那么民意和法律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定位呢?     

回应性刑事立法反思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随着社会发展,刑法规范随之发生变化是必然的,但是刑法修正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不应当随意被民意影响而动摇其立法价值.回应性刑事立法旨在解决当下社会中已经发生且引发广泛关注的问题,屈从民意在刑法中作出回应的非理性立法模式.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针对近年来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包括长生疫苗问题、冒名顶替上大学问题、性...     

司法克制主义——中国语境下的司法意识形态探析

司法克制主义要求法官在司法中严格依法审判，认真地对待规则，坚持适用法律的职能，对立法和行政机关保持谦让与克制，这是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在当代中国的法治语境下，采用司法能动主义将对法治建设带来不利影响和冲击。     

论网络舆论对法院审判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舆论作为新闻传媒的一股新兴力量,正逐渐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网络舆论以不同于传统媒介的新特点为公民发表言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使网络舆论监督成为促进司法公正、推动司法民主化的一柄利剑。但同时,网络舆论对案情未审先断的评论和倾向性的报道,很容易给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使法官对案情的认识和对法律的理解发生偏差,甚至造成法官屈于舆论压力,民意左右司法的结果。面对这把双刃剑,人民法院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做到既避免网络舆论干涉审判的独立性,又充分发挥网络舆论监督司法活动、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理念更新的作用。     

刑法修改对民意的回应及其限度

刑法修改回应民意是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要求,也是确保刑法有效实施的前提。但是过度回应民意不仅会导致情绪性立法、应急性立法的出现,还会导致刑法范围的过度化,违背刑法的谦抑性,破坏刑法的稳定性和体系性。因此,刑法修改在回应民意时应当保持合理限度,把握好二者的关系,实现立法与民意的良好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