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的语境论科学编史学

科恩作为20世纪著名的科学史学家,他的语境论科学编史学由科学史学科的语境性(contextuality)、科学史研究的主客观语境条件、科学史研究的语境方法构成,这是非常独特和深刻的.他的语境论科学编史学对当前科学史基本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约瑟夫·阿伽西早期证伪主义科学编史学研究

约瑟夫·阿伽西完成了首部科学编史学专著《论科学编史学》,并用科学史案例证明波普尔方法论证伪主义能较好地指导科学史实践。立足于阿伽西科学编史学和科学史著作,结合其理论与实践,考察阿伽西早期证伪主义科学编史学。主要内容包括:科学史应接受新的批判科学哲学指导,批判当下受归纳主义和约定主义影响的科学史研究,提出证伪主义批判理性作为方法论原则。科学史的目标是更接近科学和历史事实,并提供有趣、生动的历史。阿伽西早期证伪主义科学编史学体现出批判性史学的独特性,开启了一种分析批判的视角,为科学史研究开拓了范围广泛的问题领域,对后来的科学史研究来说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开拓意义。在科学史研究国际化趋势及多元化路径趋势下,仍有一定价值。     

“自然数学化”与“新实验运动”

西方科学史编史思路存在着连续论和革命论之争。然而,在不同编史纲领下工作的学者却几乎一致性地从有关数学与实验的当代理解出发,整理解读古代科学文献。这种对概念工具所预设理论前提的忽视,会让研究者将自己的默认理解不自觉地投射到历史研究当中。因此,结合古今不同的形而上学背景,澄清数学与实验具体含义的历史变化,有助于古代科学思想的重新激活。这一激活工作能在更深的层面上推进革命论者的史学工作。     

试论科学编史学的语境化综合

关于科学史研究走向综合,科学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就如何实现综合还没有统一可行的方法。自然科学研究的语境化,科学史研究本身的语境化,科学哲学与SSK等研究的语境化,史学理论研究的语境化四个方面,阐明了科学编史学综合化的必然性,表明科学史研究必将走向语境论的科学编史学综合,这也将成为科学史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库恩与科学史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库恩一直强调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并认为自己"既搞科学史,也搞科学哲学"。库恩强调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既相区别又密切联系并需要进行合作的整体性思想。库恩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上的独到见解,凸显了他从科学史中呈现科学形象的独特的方法论视角和观点;他既不同于他之前的科学哲学家又不同于一般史学家的观点,使得他遭到来自双方的批评并引起诸多争议。库恩看起来部分像历史、部分像哲学的主张,使得他更像是"欧洲派的史学家,美国味的哲学家"。虽然库恩强调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重要影响、主张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发展等思想,已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并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也导致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历史的再现"研究工作的兴起和发展;但是,库恩的科学史学观,在科学史家中并没有真正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也没有实质性的深刻影响。库恩的科学史学观,看似矛盾、实则谨慎而深刻;彰显库恩这方面的思想及其深刻性还有待时日。     

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

科学史家们是否需要通过一场新的综合穿越内史与外史之间、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的种种壁垒，突破现行科学观与科学史观的限制，有意识地为二十一世纪科学史研究开拓出新的生存、发展空间？提出此一问题是本文之宗旨。作者还从（广义的）科学编史学（包括科学史史、科学史哲学与狭义的科学编史学）角度就此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希藉此敦促同仁更多地关注此一问题。     

现象学-诠释学的科学编史学纲领——一种更适合于哲学系科学史教学的纲领

科学史教学在哲学系比较尴尬,要提高它的地位就需要选择一种恰当的编史学纲领。现象学-诠释学的编史学纲领是已有纲领中最适合的,它能够给出科学史的基础,按照科学自身的方式来显示科学,把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看成是"科学世界"的形成和转换,并展示出科学与人生的关系。     

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意义——对证伪主义法拉第研究案例的分析

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间的关系受到了来自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史家的关注,二者的关系也是科学编史学领域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从科学史家的角度来看,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二者之间隔着一道鸿沟。通过考察以科学家法拉第为对象的科学史作品,从证伪主义研究的案例出发具体地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影响、意义以及局限,可以认为科学史作品都在其作者科学哲学立场的影响下完成,这种影响抑或是明晰的抑或是潜在地,基于不同的科学哲学立场,写出的历史都是历史的一个侧面,都是"真实"历史的某种简化、理想化。     

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编史学的贡献

文章认为，对科学编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系统阐述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两大学术成就之一。其代表人物关于科学史层次划分的思想对科学编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它为探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内史与外史的关系创设了新的理论平台，而科学发展的合理性模型的构建为科学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历史分析的基本工具。     

科学史的辉格解释与反辉格解释

如何看待和解释科学的历史?用今天的观点和标准去审视衡量,还是以历史的眼光和尺度去看待、复原历史,西方史学中有"辉格史学"和"反辉格史学"之争.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历史的梳理说明能否正确处理这两种历史解释方式,必须有一种真正的辩证眼光.科学史家的任务不是给过去"打分",而是理解科学、理解科学的历史、理解科学历史长河中的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的思考-兼论古代中医的科学性

科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和演变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形态和标准.西方学者习惯以近代科学作为衡量历史上科学存在与否的标准,并以此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科学.笔者认为,这种非历史性地以现成标准反注历史上某一区域和民族"文本"的做法并不合理.事实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形态和特征的科学.尽管古代西方科学中公理化方法和实验初具雏型,但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即便是在近代西方社会,牛顿力学在严格的定量实验基础上建立起完整、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在其他领域并无如此鲜明特点,医学尤其如此.但人们并不因此否认古代西方科学和近代西方牛顿力学之外科学的存在.评判某一区域或民族存在科学与否,应深入考察该地区或民族把握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方式及其表现形态.古代中西医相异的发展源流与模式典型地说明了科学有无的衡量标准不是惟一的,而是历史的、多元的.本文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深入发掘科技史料,探索衡量古代科学的基本标准及不同地区或民族科学的特殊标准,兼论中医的科学性.     

论博物学历史中的“断裂”

博物学历史悠久、内容繁杂。学界对博物学在历史发展中是否出现过"断裂"进行了广泛的争论。迈尔、法伯及罗杰等科学史家认为,生物学的基本问题没有变化,因此生物学的历史应该是一部连续的历史。另一方面,福柯、阿什沃斯等人从哲学和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博物学经历过若干次断裂,形成不同的阶段。博物学的问题旨趣在不同的阶段有很大的差别。本文以连续论者迈尔和断裂论者福柯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和评判其主要观点,力图将断裂问题置于编史学的视角下理解。结论认为,"断裂"不是生物学或生物学史问题,而应该看做一个编史学问题。关于"断裂"的讨论有助于拓展博物学史及科学史研究的多元视角。     

海德格尔关于科学两种不同表述的内涵与统一性

海德格尔关于科学"本质"的两个命题虽然在表述上大相径庭,但在理论内核和论证方法上具有内在统一性。从内容上看,1938年"科学的本质是研究"和1953年"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命题蕴含了科学"对现实之物的干预性加工"、"方法对科学的胜利"以及科学"专业化"的必然性与积极方面,体现了海德格尔科学思想的深邃和丰富性的一面。从逻辑结构上看,这两个命题通过"对置性"(Gegenstndlichkeit)这一概念贯通起来,体现了其思想与方法论上"一致性"的一面。只有把这两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命题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深入地把握"科学的本质"及其局限性。这两种论述基本上包含了海德格尔关于"科学"的其他命题。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不迷恋确定性、严格性与客观性,立足于"存在的历史"和活生生的"此在的生存",才能更好地把握科学。     

必要的分析--从历境主义认识论反思到本土化可能的理论构架

历境主义是科技史研究领域中后起的一种研究模式,源自西方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由于西方的历境主义论域主要集中在19、20世纪的科技史,故而其既有的经验可能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史境中的中国问题.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在哲学认识论层面上对历境主义展开必要的反思性分析.中国历境主义也是一种经验研究模式.这个模式可能的理论资源有二: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和罗伯特·默顿的"中层理论",以及可以分解为可操作的经验变量,它们来自基础性的社会学范畴,但切合中国史境.     

科学与宗教:和而不同如何可能?

科学与宗教之所以在现代出现冲突,原因主要不在于它们之间存在某些本质差异,而在于它们都试图成为人的存在中至高无上的惟一主宰。因此,二者间实现和而不同的关键是：依据它们都旨在造福人类这个共同点,通过自我批判放弃对排他性至上地位的争夺,在“批判人本主叉”的基础上达成统一。     

对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科技关系的考察

近代以前的科学史不能看成单纯的科学思想史,把科学思想史与科技关系史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对古代科学、科学思想的特点以及它们的缓慢发展进行较合理的说明.     

历史的逻辑理性--科学哲学理性的未来转向

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理性经历了从逻辑理性到历史理性的演进。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科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表明,科学哲学理性的未来转向应是将二者统一的“历史的逻辑理性”。正确把握历史的逻辑理性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历史。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历史的本质是实践的。历史的逻辑理性将是科学哲学理论的生长点。     

对“非”达尔文革命的多视角透视(对话)——兼论同时发现者华莱士的境遇

我们从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系统科学的观点,对达尔文革命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透视:(1)作为达尔文革命的功臣,华莱士确实受了许多委屈,对这种科学史中的"异化"现象,可以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进行解读。(2)达尔文的思想历经四次革命的飞跃。(3)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纲领可以用系统科学观点得到合理解释。(4)作为达尔文纲领的对立面,"宇宙完美设计"纲领仍包含合理内核和启发性。(5)借助于系统科学理解模式,进化论的科学语言与自然神论的宗教语言之间通过转译,有可能进行对话。     

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科学史、人类学与"跨文化比较研究"

科学编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科学史研究方法的探讨。本文站在科学编史学的立场上,分析人类学中“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对科学史研究的启示,并结合具体的案例,讨论对这种方法的借鉴和引入可能给科学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以及这种借鉴的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