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风险投资项目的激励影响与福利分析研究

初创企业与风险投资之间会存在双向道德风险问题,考虑到创新的外溢效应,本文从可转换优先股的角度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初创企业以及风险投资的微观激励影响,并且进一步从产业层面对比讨论了不同的扶持政策对整体社会福利的冲击.研究发现事后补贴与公共服务配套都能够实现有效激励,让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都选择社会最优的投入水平.政府的投资兜底政策尽管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实现福利增进,但是总体来看无法解决激励不足的问题,甚至还会导致激励扭曲.与此同时,从整体产业层面来看公共配套服务的成本优势使其福利效果优于事后补贴.而政府的投资兜底政策依然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集中采购规制下制药企业创新激励与市场绩效研究

本文立足中国医药市场,构建双寡头竞争制药企业和集中采购平台间的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制药企业和采购平台的决策行为,探讨集中采购规制、平台的收费模式和产品差异化战略对制药企业创新激励与药品市场绩效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中采购规制并非总是降低制药企业的创新激励,而是受到平台收费模式的影响.其次,集中采购不一定能够提高药品市场的配置效率,当且仅当集中采购效率较高时,才能提高药品市场的配置效率.最后,产品差异化战略不仅能缓解市场竞争对制药企业的不利影响,还能提高其创新激励,且对集中采购规制对社会福利的增进具有正向强化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集中采购规制设计,优化集中采购平台的运营及集中采购规制下制药企业的定价和创新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社会福利视角下的产业链研发政府补贴方式

通过构建下游企业进行产品研发情况下的上下游企业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产量补贴政策、研发投入补贴政策对均衡态下社会福利和上下游企业利润的影响,以及研发补贴政策实施的条件。结果表明:(1)当下游企业产品研发难度系数r3/(4b)时,政府不需要投入研发补贴;(2)当r3/(4b)时,政府实施研发投入补贴政策能够增大社会福利,并增大上下游企业的利润;(3)当r1/b时,政府实施产量补贴政策比研发投入补贴政策能够实现更大的社会福利,并使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大幅提高。     

基于减排研发的补贴和合作政策比较

在外生的排放税的条件下,对企业减排研发分别实施补贴和鼓励合作的技术政策,对其效应进行了分析比较。当排放税率较低时,政府对减排研发提供补贴;当税率较高时对减排研发实施征税。当排放税较高时,合作研发下的研发水平和利润大于补贴下的研发水平和利润,当排放税较低时,则相反。在排放税很低或者很高的情况下,对减排研发进行补贴政策下的社会福利总是比较高;而在税率适中的情况下,合作研发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比较高。     

不对称双寡头企业半合作创新模式研究

研究不对称性(初始成本、创新率、溢出水平)对半合作创新模式下企业间的研发投入、产量、利润对比以及社会福利水平造成的影响.建立了该创新模式下的不对称双寡头博弈模型,运用数值模拟对模型的均衡解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 具有初始成本优势的企业研发投入、产量、利润较高;具有创新率优势的企业研发投入、产量较高, 但利润的相对大小与溢出水平有关; 溢出不对称情况下, 溢出小的企业研发投入较低,产量、利润较高; 当初始成本差距越小、创新率差距越小、企业溢出都非常低或非常高时, 社会福利较高.     

寡头竞争模型下的R&D溢出与内生定价策略

当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产品成本时,产品定价具有内生基础。针对这一特点,将传统Hote lling模型中外生的定价策略作为内生变量,研究了技术溢出王件下的三阶段RD/产品问题:双寡头企业先决定RD投入水平,然后对单一定价策略或歧视定价策略进行战略选择,最后在产品市场中进行价格竞争。研究发现,歧视定价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占优策略。当市场中只有一个企业实施歧视定价时,其研发动力最强;当竞争对手同时实施歧视定价时,则该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创新惰性",研发动力减弱。在均衡定价策略下,企业利润与技术溢出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适度的技术溢出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而过度的技术溢出将导致社会福利降低。     

政府扶持与企业创新

为深入考察政府创新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与内在机理,本文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的研发补助政策和税率优惠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对政府创新扶持政策的双重效应进行识别.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政策兼具“前期激励”与“后期奖励”效应,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而税率优惠政策并不能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显示,持续且平稳的研发补助额度、企业经营地理分散化和外部创新环境显著强化了创新扶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本文不仅弥补了现有研究对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内在动机和潜在机制的忽视,还将研究视角由“政府之手”扩展到“市场之手”,对政策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逻辑链条进行了必要补充.本文研究揭示了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实施的内在规律,为我国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政府扶持驱动企业创新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政策对发电企业能源决策的影响及最优化模型

论文考虑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和传统化石燃料发电企业组成的电力供应市场,分析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政策、不可再生能源碳排放价格政策的影响,建立了两类电力企业以自身利润最大为目标的决策模型,给出了最优解的表达形式.论文结合我国生物质能源政策,分析得出: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率是刺激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的有效措施;为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同时增加社会总发电量,不能将碳排放价格制定过高,而应重点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最后,论文引入由消费者剩余、电力部门总收入、补贴或者税收收入转移、环境损害组成的社会福利函数模型,构建了基于社会福利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决策模型,得出我国应加大生物质能源研发投入补贴率、提高碳排放价格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论文的研究工作和得到的结论对相关部门制定有效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基于网络安全保险的信息系统安全投资激励机制

网络互联环境下企业被黑客入侵的概率受其自身信息系统安全水平和整个网络安全水平的共同影响.通过研究企业非合作博弈下的个体最优选择的均衡结果和合作下的社会最优投资选择,发现非合作企业在信息系统安全投资时会忽略其他企业的边际外部成本或收益,这种负外部性特征会导致企业自我防御投资额低于社会最优投资水平,从而影响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为解决这种非合作下的安全投资不足问题,根据网络安全保险设计了一种信息系统安全投资激励机制.结果表明,适当的保险免赔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负外部性内部化,进而改善了企业安全水平,并有效提高了社会福利.     

水平溢出,垂直溢出与合作研发

对d’Aspremont和Jacquemin的两阶段双寡头模型加以扩展,构建了纳入水平技术溢出和垂直技术溢出的三阶段古诺竞争博弈模型,利用逆向归纳法求得的均衡解考察了水平和垂直技术溢出对不同合作研发模式下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发现除了在不合作的情况下,企业R&D投资总是随着垂直溢出的提高而增加,当采取混合与水平合作时,R&D投资随着水平溢出的提高而增加.根据R&D投资的外部性就不同合作研发模式下的R&D投资加以比较,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当技术溢出水平较低时,垂直合作能够最大化R&D投入;当技术溢出水平较高时,混合合作是促进企业R&D投资的最优选择.     

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可持续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

碳交易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评价该政策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采用中国30个省(市) 2009–2017年面板数据构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并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价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可持续经济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碳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增长,相对于碳交易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提高了0.122万元/人. 2)碳交易政策对东部试点地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的影响相对最大,为0.202万元/人,同时,随着清洁能源消费和研发投资增加,碳交易政策能显著促进东部试点地区可持续经济福利水平提高. 3)碳交易政策对可持续经济福利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滞后期约为两年.     

衰退情景下组织绩效与研发补贴对决策者创新意愿的影响——基于实验研究的证据

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设置3种不同创新意愿选择和4种成长绩效程度、2种研发补贴情景,检验成长衰退和研发补贴对决策者创新投资选择及其意愿转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决策表现出盈利时的创新刚性和衰退时的创新动力,衰退程度越高,被试的创新意愿越强;研发补贴加大了被试转向深度创新的可能性,尤其在低中度衰退时趋向于选择深度创新,在高衰退时也趋于向中度创新转移;资产帐户余额对被试的创新意愿呈现典型的"U形"特征,在资产极高或极低时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意愿,在资产中等时表现出弱的创新意愿;衰退情景下被试的创新行为表现出短视效应,在持续经营环境下,前期收益结果对当期的创新决策具有明显的影响。     

企业家地方政治关联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以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基于社会资本互惠互换理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地方政治关联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研发投资在二者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而低成本战略作为调节变量弱化了研发投资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对地方政府而言,不要仅仅关注GDP增长而给企业施加太大的压力,而应该给企业提供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平台.另一方面,企业在与政府建立关联之后,应利用好从政府手中获取的稀缺资源和便利条件,投入到创新项目之中,为企业带来新的转变,这才是资源的良好利用.低成本战略是不利于产出创新成果的,企业不要一味地追求低成本高利润的经营模式,在长期计划部署上做出更多关于创新产品的规划.     

反化工诉求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产业结构战略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宏观环境状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与产业维持的成本和成功的概率、以及社会福利对地方政府产业战略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产业升级的期望收益率与产业维持的期望收益率之间的差额越大、产业升级成本与产业维持成本之间的差额越小、以及社会福利越大,则产业升级的概率越高;社会福利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其大小不仅取决于居民在收入和环境之间的权衡,而且取决于居民对政府产业发展战略的认知水平;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发展重化工业是最优选择,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进行产业升级是最优选择。因此,地方政府在选择产业战略时不仅需要综合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需求的特殊性,还要努力提高居民对政府产业发展战略的认知水平,最终提高产业战略成功实施的概率。     

不注意消费者对企业突出竞争的影响

在寡头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通过进行特别投资变得突出,可以获得竞争优势。在Hotelling空间差异化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两期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企业变得突出的激励以及产品差异和突出对于企业竞争和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并刻画出竞争均衡的特征。通过分析均衡时社会福利和社会有效福利之间的关系,发现均衡时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有效福利并不一致,企业在选择是否变得突出时,既可能存在过度激励,也可能存在激励不足。     

公交乘客福利补贴及公交企业运营管制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缓解交通拥堵、提高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选择.由于公交运营的专业性及特殊性,科学合理地对公交企业进行管制以及对公交出行者进行补贴是保障公交行业健康发展、提升社会整体福利的重要手段.本论文拟探讨政府该如何结合企业管制与用户补贴两种手段对垄断型的公共交通市场进行合理干预,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本论文提出了面向公交乘客福利的公交管制与补贴的优化模型,并在分析模型性质的情况下对模型结构进行化简,最后给出关于票价、发车间隔及车载能力的解析关系.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均显示在补贴资金的社会成本低于临界值时,为公交出行者提供补贴有助于增加消费者剩余及社会福利.     

上下游企业研发费用分担与一体化的比较分析

比较分析上下游企业合作研发的费用分担与一体化的个体效益与社会效益,与横向企业研发合作的信息共享形式不同,上下游企业之间研发合作的基本形式是费用分担。建立了一个上游垄断企业和两个下游企业的产业组织理论模型,其中下游企业进行成本降低型生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上游企业有两种选择:一是分担其中一个下游企业的研发费用或是进行纵向并购实现一体化。通过比较上下游研发费用分担与上下游纵向一体化两种情况下的企业利润之和以及全社会研发水平等总体效益,判断上游企业是应该选择纵向并购还是选择分担下游企业的研发费用,以及政府对两种情况下全社会总的研发水平变化进行分析,确定哪种情况下更能改进总的社会福利水平,对于类似的企业纵向并购行为应该鼓励还是限制。     

消费者反广告行为对媒体平台竞争与社会福利的影响

在双边市场理论框架下,分析了消费者广告屏蔽和信息隐藏两种反广告行为对媒体平台竞争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以期为媒体运营商和传媒产业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在广告商单归属情形下,媒体平台竞争的均衡广告量不依赖于消费者反广告强度大小.在广告商多归属情形下,媒体平台竞争的均衡广告量、均衡利润均随消费者广告屏蔽概率单调递增,均衡广告价格随广告屏蔽概率单调递减;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广告投放量随广告屏蔽概率单调递增,随信息隐藏程度单调递减;当广告商对消费者的网络外部性强度大于消费者对广告商的网络外部性强度时,消费者信息隐藏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水平小于广告屏蔽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水平.     

网络外部性条件下厂商产品创新与过程创新动态最优控制

讨论了一个生产单一产品的垄断企业在连续时间内进行产品创新(提高产品质量)与过程创新(降低边际生产成本)的最优控制问题，并建立了网络外部性条件下的动态控制模型，探讨系统的稳定均衡以及相关的投资策略问题。研究结论表明：系统存在唯一的鞍点均衡。当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投资变化率的符号相同(相反)时，两种投资具有互补性(替代性)。当网络外部性的固定强度减小时，企业的稳态产品创新与过程创新投资随着产品质量提升而增加，随着产品边际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增加，且产品质量和边际生产成本在稳态状态附近变动时，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投资具有互补性。此外，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企业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投资均高于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相应投资；尽管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产品价格由企业决定，该情形下的产品价格依然高于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产品价格。     

考虑消费者隐私的厂商竞争模型和市场进入研究

为了获得更好的服务,消费者有时选择向厂商提供个人隐私。鉴于此，构建了圆形城市模型，其中，消费者决定自己的隐私提供量，厂商竞争消费者隐私信息，并从消费者的购买和隐私披露中获得利润，分析消费者隐私信息的披露对于市场竞争的影响，考察市场最优进入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当消费者支付意愿较低且水平差异化较大时市场不完全覆盖，此时厂商价格可能为负，且厂商的定价和利润都随着支付意愿的增加而增大，隐私披露水平随着支付意愿的提高而降低。当消费者支付意愿较低且水平差异化较小或支付意愿较高时，市场完全覆盖。此时，如果消费者支付意愿较高，则厂商不对消费者隐私进行披露，否则厂商从消费者购买和隐私披露两个方面获得利润，且定价和利润都随着水平差异化的增大而增大，随着厂商数量的增加而减小。厂商市场最优进入分析表明，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厂商数量相比，自由进入的情况下厂商的数量过多。但是，自由进入的隐私披露水平等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隐私披露水平。从规制的角度而言，当厂商告知消费者的隐私披露水平时，消费者的隐私提供量和厂商的隐私披露水平能够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