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公元一世纪初的改革

公元九年,王莽废西汉末帝(孺子)自代。四个月之后,颁行著名的王田令于天下,历时十五年之久的王莽改制便正式出台。其涉及面之广、社会震动之大、历史影响之远和最后结果之惨,使它成为两汉之际乃至中国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场涉及土地制、奴婢制、工商制、市管制、币制、税制、官制、禄制、封爵制和政区建制的全面改制,究竟是一场心血来潮,自扰扰人的历史闹剧,还是西汉社会危机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开历史倒车、儒家复古主义大悲剧,还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起来自发     

王莽改制中私属政策的社会文化内涵

王莽改制是两汉之际发生的一件大事。王莽改制中＂私属＂政策除了具有政府与地主争夺劳动力以增强政府物质力量的功能,还寄托着王莽浓厚的儒家思想情怀,反映了王莽利用社会心理以巩固政治统治的政治谋略,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     

从王莽量器到“刘歆圆率”

西汉末年,王莽即位后,为了统一度量衡,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命刘歆制成王莽量器百余套,颁行天下.刘徽注《九章算术》屡言“晋武库中有汉时王莽所作铜斛,可知西晋时代王莽量器之一嘉量斛曾藏于武库中.惠帝元康五年(295年),武库大火,嘉量斛可能失传.     

论苏轼以唐诗为词

今人对苏轼的豪放词己经认同甚至赞赏,但在以婉约词为霸主地位的北宋词坛,苏轼的豪放词一出现,便引起了天下舆论哗然,明眼人一下就看出苏轼是在“以诗为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     

唐代官吏致仕与国家政治之关系

官吏年老退休，我国古代称为“致仕’。即“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1]“还禄位于君”[2]商代王朝元老伊尹“复政厥辟，将告归”[3]是我国官吏致仕见诸史籍的最早记载。从西周的“大夫七十而致仕”[4]到秦国范睢请归相印，我国致仕制渐具雏形。到了西汉官吏凡年达七十或耳目不聪、手脚不灵者，即准致仕[5]。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下诏：“天下吏比三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二分故禄，所一与之，终其身”[6]致仕制开始形成。然而，我国的致仕制虽滥觞于商周，但自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却一直步履蹒跚，发展缓慢，充满随意性，始终未成定制…     

试论西汉思想学术对当时选举的影响

汉代选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其中的察举征辟制。关于该制度的产生,历来认为是由于当时将各种灾异看作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上天降下灾异,皇帝就要下诏罪己,并招纳贤才,广开直言之路,以匡正过失。其实察举征辟制产生的最本质原因并不在此,而在于当时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于董仲舒援法、阴阳等家思想入儒后改造而成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其著名的“天人感应”学说的深刻影响。     

试论西汉思想学术对当时选举的影响

汉代选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其中的察举征辟制。关于该制度的产生。历来认为是由于当时将各种灾异看作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上天降下灾异，皇帝就要下诏罪已，并招纳贤才，广开直言之路，以匡正过失，其实察举征辟制产生的最本质原因并不在此，而在于当时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于董仲舒援法、阴阳等家思想入儒后改造而成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其著名的“天人感应”学说的深刻影响。     

杨朱学派的政治思想

介绍了杨朱学派治身、治天下统一的主张。指出杨朱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的养生理论推之于治天下的不取、不与的理论。其至高的政治理想是“君臣道息”,而现世的理想则是“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其基本内容是“行贤而去自贤之行”。     

傅友德 冯胜之死因再探

近年来，史学界对明初功臣群体的研究着力颇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然对功臣个体的研究似嫌不足。本文拟就傅友德、冯胜之死因作进一步探讨，为研究明初功臣整体的命运提供参考。明初，朱远璋借胡蓝党狱大肆屠戮功臣，“株连死者且四万”，①“元功宿将相继尽矣。”②事后，还颁布了《昭示好党录》与《逆臣录》，将其“罪状”公诸天下，以示惩戒。洪武二十六年九月，朱元津以胡、蓝二党诛杀过当，下诏回：“今后放其余党，皆勿问。”③然此诏颁布后不久，大将如颗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等亦相继被赐死。但唯独冯胜、傅友德被诛后，朱元津始…     

略谈汉代禄秩的特点与倾向

本文通过与先秦爵制和南北朝唐宋散阶制度的比较，来探讨汉代禄秩制度的特点和倾向。先秦爵制与散阶制都属“品位”等级，独立于职位而以官员个人身分为本。汉代禄秩的“月俸”形式则与周代“稍食”相关，禄秩附丽于职位，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具有以“职事”为中心的鲜明特征，这与秦汉“以吏治天下”的政治精神是一致的     

从汉代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变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地方行政体制如何,直接影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关乎一代治乱兴衰的大问题。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是结束诸侯纷争割据、维护王朝统一安定的一个重大决策。但是,力敌万国、富有天下的秦并没有因此坐稳天下。秦始皇死才数月,陈胜登高一呼,“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汉书·贾山传》)。秦王朝的迅速灭亡,与其地方政权顷刻瓦解有重要关系。“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不仅是由于地方反秦社会势力的强大,秦始皇集权专制,“天     

杨万里《诚斋策问》年代背景考述

杨万里《诚斋策问》25篇为《诚斋集》所不载,胡思敬《豫章丛书》称曰“弥可贵矣”,但未见有人做过研究。笔者考定这25篇策问先是应进士策试,后是应贤良制举,皆为杨万里36岁以前所作。并由此发现扬万里曾应试绍兴三十二年贤良制举这一段生平史实。     

汉代婚姻形态中“无子出妻”制论辨——以刘勋“出妻”为视角

对子嗣之追求源于人类生殖繁育的本性，亦为传统婚姻之宗旨，此皆无子出妻成制之根基。无子出妻为礼法关系演变诸多环节之一，其制虽未见汉法有述，世亦信存并多以唐律相况。征诸史文，尚能爬梳期间反映此制度精神、原则已渗至社会的例证，在建安文学中颇具影响的平虏将军刘勋出妻便属其一。以此事可管窥汉制，特若出妻时妻之年龄并无所限，即汉时并无以无子出妻须待女方年满五十岁之婚俗，这有别于无子出妻一制汉法同于唐律的通识。     

媒体与当事人“共谋”中的私性话题

用“共谋”笼统地定义电视私性话题节目的本质问题,这一学术批评思维值得推敲.由当事人自愿公开的私性话题,一定程度上虽有媒体共谋的操纵因素,但与严格意义的“隐私”无关,以“隐私情感公开”有悖常理作为价值批判立足点需要商榷.情感当事人与媒体“共谋”现象只存在于一种情形:相对于第三方而言,隐私事项被共同隐私主体的一方强行公开,而媒体公开又以签订形式合法的责任约定策略为手段.“共谋”中的媒体权力并非无所约束,鉴于合同约定人格权的无效性,施加侵权责任对于当事人或媒体机构都具有可操作性.     

从变乱的角度试析西汉、西晋分封制度难以为继的原因

“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皆欲广树藩屏，崇固维城。”统治者在外敌的环伺下恐独木难支，愿遍设藩屏之国。增固连卫之城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但如何处理好封国与中央的微妙平衡，把持分封制度这把“双刃剑”是国势衰荣之关键。汉初昊楚七国之乱和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充分揭示分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却难以持久的缘由。     

汉武帝与“龙首渠”的修建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是一个杰出的法家,他坚决推行法家的“耕战”政策,認为“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寝,所以育五谷也。”①于是他积极发展水利,用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对巩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加强和巩固我国的统一起了重要的进步作用。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三十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在解读这一句的时候，有必要再回顾一下前面两句：圣人有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在这两句中，圣人界定了“象”和“爻”的概念及其产生过程，     

面对知识经济挑战的教育观念调整

一、知识经济只能诞生于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中　　近年来，“知识经济”的概念及其所指称的社会经济性状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各种推介、评价文章层出不穷。这使人不禁联想到８０年代初宣传“第三次浪潮”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国人传统观念的冲击和对落实“改革、开放”国策的促进作用。而这一次的影响更加深远。如果与１００年前我国历史上的变迁对比，则“第三次浪潮”的宣传相当于１００年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初，注意到西方之强盛在于船坚炮利之技术，而“知识经济”之传播则相当于其后才认识到西方强盛之本在其制度…     

王莽对"尧后火德"说的移植利用

“尧后火德”说本是为了证明汉家天子具有君临天下的本钱而炮制出来的,但在西汉末年,此命题为觊觎帝位的王莽所利用,不仅没有起到维护皇权的作用,反而成了瓦解社稷的催化剂。王莽的做法是:按“汉家尧后”说裁制“王氏舜后”说,再按“尧汉火德”说裁制“舜新土德”说,然后以五行相生说为据,制造“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的舆论,最后在“符命”帮助下,一步一步接近权力顶尖,最后以“受禅”方式篡夺了汉祚。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意义及其论证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同志一九四四年发表的一篇著名史论,文章在总结明末农民起义的失败教训,以给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提供借鉴方面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作为一篇论文,它的观点和材料在不少地方是统一不起来的。这主要集中在文章的后一部分(“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至结尾)。这一部分第一自然段便开宗明义——“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接着引了《北略》卷二十所载“内官降贼者白宫中出,皆云,李自成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上下,凡事皆总共谋之”为证,并主要以此为依据,进而推出——“李自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