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投入对省际间相互溢出效应的影响

要素流动产生溢出效应,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离不开省际间相互溢出效应的持续作用。通过构建GVAR模型,利用全国29省（市）的面板数据,在充分考虑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异质性基础上,实证了上海、武汉和重庆各区域的经济增长空间外溢效应,以及3个中心城市间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东部省际间经济增长的联动性较强,中部次之,西部较弱;而中心城市间的经济关联程度不高。进一步对溢出效应的变量回归分析,发现本地区的资本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溢出效应呈正相关,而外地区的资本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溢出效应呈负相关;实证结果有助于规划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相互间的发展关系,推动创新发展。     

“互联网+”装备制造业融合的绩效评估——以山东省装备制造业系统发展为例

"互联网+"装备制造业是在原有装备制造业经济系统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生产要素,是经济系统的创新发展。本文以系统理论与系统哲学思维为指导,基于产业融合的相关理论,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出山东及全国"互联网+"装备制造业各行业的融合度,进而构建装备制造经济系统基于SCP分析框架的模型,以估算产业融合对产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山东省"互联网+"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度与科技发展水平及资产贡献率均呈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政府应加大对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深化"互联网+装备制造"等产业政策,企业应抓住互联网带来的产业变革机遇,增强创新能力,实现生产过程智能化。     

研发存量、知识溢出效应和产出空间依赖性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的影响

首先基于新增长理论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研发积累与产出增长的理论模型,然后根据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中心-外围理论分区域构建了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中研发投入的高回报特征得到了充分体现,并且,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中心省份向外围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产出增长具有差异化影响. 总体而言,高新技术产业各地区内产出的空间依赖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实物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显著. 政府应引导中心省份加大研发投入并将产出和研发活动向外围转移,增强产出的带动效应和研发的溢出效应.     

中国制造业需求驱动研发模式及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解了不同类型需求驱动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的模式,研究了网络特征在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投入是国内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共同驱动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投入结构则为中间需求主导型.各类需求引致的研发投入均对中国制造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贡献由高到低依次为国外最终需求、国内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因此最终需求是驱动研发投入进而实现创新产出的主要动力.生产网络特征在研发推动创新产出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心度与各类需求引致的研发投入交互促进了创新产出的增长,上游度限制了中间需求驱动的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贡献的发挥.     

我国制造业低碳升级进程评估及预测

本文结合SBM和逆向DDF——AAM构建环境效率分析机制,进而构建动态的制造业低碳升级进程评估指数,运用改进的动态ES对评估指数做进一步预测,结合产业关联度因素综合分析我国制造业低碳升级进程。     

产业转移、高端资源错配与创新绩效——基于医药制造业数据的门槛机理

本文利用2010～2016年省级医药制造业面板数据,基于地区高端资源错配视角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产业转移驱动创新绩效的非线性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中国27个地区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高端资源错配,且错配情况近年来没有明显改善;产业转移驱动创新绩效的效应显著受限于地区高端资源错配程度,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随着门槛水平的提升,产业转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由促进变为抑制。最后,本文结合医药制造业行业特点,从深化市场改革、加强东西部地区联动、合理引导要素转移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提升医药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空间溢出及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30个省级单位的相关数据,利用熵值法和Moore结构变化值,分别对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进行测度,通过计算全局Moran'sⅠ指数,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空间依赖特征,在此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显示:新型城镇化通过发挥其"选择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社会生产率,有效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产业结构处于调整期,产业结构升级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减速"现象,但其经济增长效应仍显著;"产城协同"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产城联动对于缓解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带来的"结构性减速"和"三重压力"等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因产城关系的时期性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     

非研发投入、知识积累与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

基于最新发展的SBM-DDF模型，测度2008~2014年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指数，并将制造业行业的知识积累异质门槛纳入非研发投入驱动绿色创新增长机理框架，运用改进的动态门槛回归方法，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行业不同知识积累门槛下非研发投入对绿色创新的异质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整体水平较低，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且行业异质性显著；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绿色创新水平在样本考察期内变化没有较大增长，甚至呈现一定幅度下降趋势；总体上，制造业非研发对绿色创新增长起到了显著有利促进效应。随着知识积累水平加强，非研发创新路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非研发投入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呈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当制造业知识积累水平位于7.736和9.313“临界规模”时，最有利于非研发路径进行绿色创新。研究为探索促进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的动力来源、路径选择与政策设计提供了有效参考。     

互联网应用、信息连通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基于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知识信息化、数字化的新特征,构建互联网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模型,分析信息连通的中介效应及异质性影响,以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回归方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使用互联网对于创新投入及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信息连通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互联网的信息连通中介效应对消费品制造业企业显著,而对工业品制造业企业不显著;与用户信息连通的中介效应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探索信息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并为不同类型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获得“连接红利”提供参考。     

生产服务业与专用设备制造业耦合发展研究

专用设备制造业为其他行业提供专用的、专业的设备,在传统制造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和升级的过程中,该行业发挥着基础的、广泛的制造优势,同时,此类专用制造业更是支持服务业长期发展的一类物质基础行业。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发展是一种趋势,研究专用设备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的耦合形态,是论证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一个重要支撑。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分析生产服务业与专用设备制造业的耦合运作机理,发现两者的耦合发展能够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价值链,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由制造驱动转向服务驱动。基于物理学耦合机制构建生产服务业与专用设备制造业的耦合发展模型,并依据产业特征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最后,对我国生产服务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实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进入了初步的耦合发展阶段,但产业间的协调度有待大力提升。     

电子信息产业协同创新网络时空演化分析

为探究电子信息产业协同创新演化规律,基于电子信息产业1985—2017年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方法构建协同创新网络,揭示产业协同创新演化路径和空间格局演化态势。结果表明：电子信息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网络连通性增强,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合作模式由以研究所为主导逐渐转向以企业为主导、高校和研究所作为知识伙伴的协同创新模式;空间格局非均衡发展特征显著,跨区域合作呈现出以核心区域为主的放射型网络形态。     

知识溢出的空间外部性测度——基于空间和产业双重维度

以知识生产函数为框架,将空间地理邻近和产业技术邻近同时引入空间计量模型,系统分析两者在空间知识溢出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实现了溢出效应在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的有效结合.基于全国各地区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贝叶斯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方法去估计空间杜宾模型,并将空间外部性划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避免了空间杜宾模型参数的错误解释.实证结果不仅证实了空间外部性的存在,而且还发现基于技术邻近的区域内专业化经济促进创新产出的作用突出,而基于地理邻近的区域间空间溢出效应相对较弱.     

基于耦合系数模型的高技术制造业与要素协同度测度及实证

要素与产业协同,是推进区域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的关键。利用协同学思想,建立要素和高技术制造业子系统发展指标体系,基于目标规划评价模型的主旋律分析方法,识别子系统序参量,对高技术制造业子系统和要素子系统进行有序度分析,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将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与有序度模型融合构建协同度测度模型,并设定协同发展的判别标准,研究京津冀三地高技术制造业与要素系统的协同程度。结果表明:2009~2015年京津冀三地生产要素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度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北京增速领先于天津和河北,协同发展模式均从现代型向结合型转变。研究结论将为京津冀制造产业转移与升级提供决策依据。     

处理环境效应和随机误差的创新驱动发展绩效时空异质研究——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基于2009~2015年高技术产业省际面板数据,首次纳入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的环境效应和随机误差考虑,利用SFA模型进行分解修正调整样本投入的偏移量,进一步结合超效率技术改进,更为有效真实地反映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成效及其时空异质和来源体系配置特征。研究发现,环境因素对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绩效产生显著异质影响。总体上,调整后2009~2015年高技术产业的创新驱动整体效率还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纯技术效率改进显著优于规模效率,是其创新驱动发展绩效提升的主要动力来源。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绩效时间上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而空间差异显著,亟待进行引领产业创新驱动结构转型。     

中国省域协同创新效率的实证研究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同创新更是推进我国各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以2002~201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分别应用DEA模型和四阶段DEA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各省域协同创新效率。研究表明:在两种模型的测评结果中,中国省域协同创新效率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和周期波动。其中,东部省域协同创新效率最高,西部省域协同创新效率最低;全国省域协同创新效率波动较为平稳,西部上升较快;市场化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是提高协同创新效率的有利环境因素,而政府支持力度则为不利的环境因素,对协同创新效率没显著影响的则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结构这两个因素;全国的协同效率值在受到控制环境的影响后会有所下降,其原因是规模效率下降效应大于技术效率上升效应,中西部表现为较大的技术效率和较小的规模效率,而东部两个指标正好相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产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利用2005～2016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本身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均显著提升了本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制造业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对本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相邻城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双轮驱动与经济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实施了创新和投资双轮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是否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效应?为系统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基于实物期权原理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投资和创新双轮驱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设定时变VAR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投资和创新双轮渠道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冲击效应.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经济增长,且呈现出时变特征,得益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这种抑制效应在新常态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缓减;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干扰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驱动效应缓慢降低,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正向驱动效应略显增强.政府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惯性,警惕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双轮驱动政策的影响.     

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双视角分析

本文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分别构建了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的数据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基于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两个角度,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研究发现:该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推动了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城市制造业产业清洁度和企业生产率相比政策实施前都得到显著提升.并且,短期内环境规制政策主要是通过调整生产性要素投入对制造业产业清洁度产生影响,尚未形成行业创新驱动.同时,企业技术升级主要依赖于政府补贴的增加,尚未观察到企业创新和资金筹措的变化.本研究对厘清环境规制政策效果,提升城市环境规制执行的内在激励,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跨界协同创新收益分配

从价值共创共享的视角,构建具有跨界创新风险和协同合作创新效应的基于跨界协同合作创新利益分配模型,并划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种情景展开分析。基于所构建的跨界协同合作创新利益分享模型推演,构建了跨界协同合作创新利益分配的3个推论和3个命题。基于这些推论和命题,获得有关协同、跨界创新风险和分享系数等结论并揭示：跨界创新风险对于创新各方的努力程度和创新整体净收益存在负面的影响,有效开展跨界协同创新,①应适度跨界;②应激励各方更大的投入（努力）;③加强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来化解和减弱跨界创新风险。     

集群网络整体结构特征对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德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群是国际或区域竞争优势的源泉,其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集群内知识和信息的传递。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集群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有哪些,结构特征如何表征,及其对集群创新能力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等问题。从实践的角度,以我国德阳装备制造业集群创新网络为实证对象,运用上述理论分析的结果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具体研讨了我国西部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对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装备制造业集群创新网络的若干对策,对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对西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