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与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83个地级市2007～2015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显著正相关,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显著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专业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负溢出而多样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分区域而言,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西部,重点环保城市多样化集聚能有效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非重点环保城市表现为专业化、多样化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都促进了技术效率改善,对技术进步没有显著影响。     

产业集聚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2～2016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SYS-GMM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均会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更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制造业集聚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效率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东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小于中西部;制造业集聚促进东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对中西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城市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双赢，推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通过建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人才集聚效应、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等，是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动力源；第二，该结果在采用Bartik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调整样本量和替换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具有一致性；第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Porter外部性都是影响本城市及周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同时作用于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路径，其中Porter外部性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发挥尚有阻碍。本文对于新发展阶段探索城市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开拓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动力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对要素错配的影响——兼论产业集聚与要素市场化的调节作用

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筑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将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两类基础设施以及产业集聚、要素市场化同时纳入要素错配分析框架，基于中国除西藏、港澳台地区之外的2005～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对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的影响，以及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和要素市场化，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均在不同程度上矫正了中国的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比较而言，两类基础设施对劳动力错配的矫正作用均更为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对要素错配的矫正作用，主要存在于中国南方地区或要素配置过度地区，而在北方地区或要素配置不足地区不显著；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以及要素市场化，均在两类基础设施对要素错配的矫正作用中发挥出正向调节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针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称之为“两大产业”)的产业协同集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IV-GMM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将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以探究两大产业的协同集聚对GTFP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两大产业协同集聚还没有发挥出正外部效应,其对技术创新和GTFP还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技术创新是两大产业协同集聚影响GTFP水平的重要途径,但在目前,两大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抑制技术创新水平的发展从而抑制GTFP的提升;受不同地区差异性影响,在中介效应检验中,我国“北京等10个省(区、市)”等3个地区的检验结果各不相同。为促使两大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创新和GTFP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从加强跨区域联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产业创新集聚演化

考虑到企业间复杂的交互网络结构和知识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收益的影响,采用粒子群算法及计算实验方法构建创新集聚演化模型,并对演化过程中的信息化因素进行分析。首先,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为产业创新集聚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产业创新集聚又进一步促进企业间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从而促使产业内部协同发展。其次,在全局信息化水平不变且不考虑其它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当企业之间的空间距离降低时,企业间知识溢出效应增大,但集聚区内产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无法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全局信息化程度越高,创新集聚速度越快,产业发展规模也越大。局部信息化与全局信息化水平均为影响集聚形成的重要条件。     

空间集聚和知识溢出的微观机理与动态模拟

针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企业生产率的设定、企业间知识溢出的机制、集聚地区生产率提高的来源等方面存在的3个“黑箱”,借助复杂经济学和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利用遗传算法对企业的知识结构进行编码,并开发基于agent的空间经济仿真平台,模拟企业通过知识溢出和创新,实现生产率提高和空间集聚的过程。研究发现：知识溢出机制下的企业流动具有渐进性、双向性等动态异质性特征。在空间集聚过程的早期,地区生产率的提高源于高效率企业进入形成的“拉高效应”和本地知识溢出的共同作用,集聚过程的后期地区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源自本地的知识溢出,并出现低效率企业进入的“拉低效应”。     

要素空间集聚、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要素空间集聚影响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制度质量影响要素积累效率,两者的综合作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通过量化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创新要素集聚,构建要素空间集聚指标,运用中国1997-2016年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数据(SDPD)模型实证检验了要素空间集聚、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要素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表现出阈值效应,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的集聚中心分别是广东、湖北、四川以及辽宁;要素空间集聚和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作用,两者存在互补的影响关系.研究还发现: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要素空间集聚、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要素空间集聚、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最显著.     

人力资本错配与人力资本贡献率：系统测度与实证关联

研究将人力资本错配纳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简称人力资本贡献率）分析框架，对2005~2018年中国除西藏及港澳台之外的30个样本省份的人力资本错配指数和人力资本贡献率进行系统测度及演进态势分析，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影响及效应，进一步讨论了产业集聚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国整体人力资本错配趋于缓解，但演进态势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呈现为趋于改善、反复波动、不断恶化的事实特征；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且区分配置不足和过度两种错配类型后，这一效应仍然存在，但人力资本配置过度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均不同程度地矫正了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负向效应，而制造业集聚会强化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抑制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在学理上丰富和完善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相关问题及影响机制对于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丰富的政策蕴含。     

产业结构演变对工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基于58个国家的实证检验

基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本文采用58个国家面板数据,通过全局最优的模拟退火法(SA)和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回归,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变化对工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化是实现产业结构工业就业效应的有效机制,城镇化通过第二产业发展和产业集聚促使劳动力由农业转向工业;企业规模是产业结构变化推动服务业就业的有效内在机制,企业生产扩张和竞争力提高使服务业就业得到优化配置.第二产业对工业就业,第三产业对服务业就业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产业间的总体就业溢出效应为负向;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就业弹性较小,就业结构并不能跟随产业结构演变而发生质变.此外,发达国家的产业间就业溢出为负,表明在产业结构的成熟阶段,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间就业溢出为正,表明还处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阶段,拥有剩余的人力资源,可以实现工业和服务业就业"齐头并进".     

KIBS集聚、区域创新及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建立了以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推动作用以及潜在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产业集聚视角下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推动作用受限于一定的人力资本水平;然而在城市空间集聚视角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已然表现出显著的创新促进作用,但基于人力资本门槛的结构变动依然存在。本研究拓展了传统的知识生产函数并考虑了区域间人力资本的异质性。     

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双视角分析

本文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分别构建了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的数据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基于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两个角度,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研究发现:该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推动了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城市制造业产业清洁度和企业生产率相比政策实施前都得到显著提升.并且,短期内环境规制政策主要是通过调整生产性要素投入对制造业产业清洁度产生影响,尚未形成行业创新驱动.同时,企业技术升级主要依赖于政府补贴的增加,尚未观察到企业创新和资金筹措的变化.本研究对厘清环境规制政策效果,提升城市环境规制执行的内在激励,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产业集聚与僵尸企业"脱困"——基于集聚外部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沪深两市2010-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首先,针对国内僵尸企业核心特征提出本文的判别标准,构建企业僵尸化程度指标与空间集聚指数.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企业内部融资约束、外部融资约束和生产效率视角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外部性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产业集聚能够帮助僵尸企业脱困.具体而言,集聚外部性通过缓解企业内部融资...     

时空一致视角下异质性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2000年至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本文计算出三类环境规制强度: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利用门槛模型(PTRM)和空间面板门槛杜宾模型(SPDM-PTRM)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分类型环境规制强度在时空统一过程中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约束特征,空间门槛溢出效应,溢出效应衰减边界及特征,结果表明:1)三类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差异性的非线性约束特征;2)特定强度的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溢出效应的空间衰减边界约在1500 km处,且异质性环境规制在距离约束下地理特征具有明显差异.     

非研发投入、知识积累与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

基于最新发展的SBM-DDF模型，测度2008~2014年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指数，并将制造业行业的知识积累异质门槛纳入非研发投入驱动绿色创新增长机理框架，运用改进的动态门槛回归方法，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行业不同知识积累门槛下非研发投入对绿色创新的异质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整体水平较低，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且行业异质性显著；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绿色创新水平在样本考察期内变化没有较大增长，甚至呈现一定幅度下降趋势；总体上，制造业非研发对绿色创新增长起到了显著有利促进效应。随着知识积累水平加强，非研发创新路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非研发投入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呈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当制造业知识积累水平位于7.736和9.313“临界规模”时，最有利于非研发路径进行绿色创新。研究为探索促进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的动力来源、路径选择与政策设计提供了有效参考。     

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间品进口贸易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当前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如何影响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考察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机制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提高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工资水平,进而提高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需求,但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需求;东部地区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进口资源类、其他类初级产品、农业资源型和低技术工业制成品的技术溢出阻碍制造业就业的增加,而其他资源型和中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技术溢出显著促进制造业就业增长。     

什么样的绿色创新模式产生城市高竞争力?——基于fsQCA的组态分析

绿色创新是实现区域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力量。如何推进绿色创新、提高城市绿色竞争力是创新领域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整合交易成本理论、知识溢出理论与资源配置理论,采用QCA、NCA和PSM方法对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分析,从整体视角探究异质性环境政策、制度环境和集聚效应对城市绿色创新的联动效应,以及不同绿色创新路径是否均有利于城市绿色竞争力的提高。结果表明：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高绿色创新产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高绿色创新产生的充分条件。异质性环境规制、制度环境和集聚效应联动匹配,形成了城市绿色创新的多样化组态形式,具有明显的“殊途同归”特点。具体表现为制度环境导向模式、命令控制导向模式、市场激励导向模式和政策组合导向模式。4种绿色创新模式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有“殊途不同效”的特点,并且不同绿色创新模式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研究结论从组态视角为城市开展绿色创新及提升竞争力提供了决策依据,弥补了传统定量分析对该问题解释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     

互联网应用、信息连通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基于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知识信息化、数字化的新特征,构建互联网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模型,分析信息连通的中介效应及异质性影响,以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回归方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使用互联网对于创新投入及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信息连通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互联网的信息连通中介效应对消费品制造业企业显著,而对工业品制造业企业不显著;与用户信息连通的中介效应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探索信息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并为不同类型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获得“连接红利”提供参考。     

京津冀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加剧,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绿色创新的重要性,同时,作为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结合点,绿色创新必将成为京津冀地区以及全国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关键抉择。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以京津冀13个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2008～2017年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绿色创新效率,并利用全局莫兰指数分析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相关性及空间集聚特征,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效率水平的高低与京津冀地区创新、环境政策紧密相关,资本投入力度和废水、 SO_2排放水平等非期望产出冗余是绿色创新效率未达到DEA有效状态的关键制约因素。城市间绿色创新水平差距明显,从时序上来看差距有明显缩小趋势,河北省多个城市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空间较大。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值,绿色创新效率具有空间集聚特征。通过空间分析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资助力度、城市信息化程度、城市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均对绿色创新效率有正向驱动作用,但京津冀的对外开放水平受地区绿色创新发展程度作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影响效果不显著。鉴于研究结论,本文从扶持政策、产业结构、人才培养、创新协同等方面对京津冀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提供了一些对策建议。     

能源强度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创新效应视角

当前中国能源资源过度消耗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迅速凸显，提高能源利用率是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推动生态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基于Super-SBM及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文章着重分析了中国工业各行业之间绿色转型存在的异质性差异，并引入创新效应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探讨能源强度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的工业绿色转型水平较低，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且行业异质性显著，在转型期间表现出比较显著的波动趋势。值得说明的是，能源强度对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存在明显的创新效应异质门槛作用；较低水平的创新效应并不利于降低能源强度驱动工业绿色转型。而随着创新效应水平的提高并突破“临界点”，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发挥了能源强度的影响作用，进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