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七贤形象在宋诗中的发展

竹林七贤在后世文学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代出现一批描写竹林七贤的诗歌,如曾巩的《多景楼》、李元膺的《洞仙歌》等。从现存的作品看,七贤形象在各个时期存在较大的差异,首先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不同,同时宋代各个阶段也不同,主要原因大致可归结为社会经济、文化思潮及诗人的身世经历、心理情感变化等几个方面。     

辉县竹林寺调查

辉县的竹林寺时常出现在清代《卫辉府志》和《辉县志》之中,均表述为晋竹林七贤的游隐之地。为了解竹林七贤的游历地情况,对辉县市吴村镇所辖的山阳、鲁庄、重泉村等地进行调查,收集了一些关于竹林七贤、百音碑、竹林的传说,查访了竹林泉的现状以及相关的碑刻,并就竹林寺、七贤祠、竹林泉以及七贤故居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辨析。辉县市的竹林寺一带应当是竹林七贤的游历之地,但并非寓居地。辉县之"山阳县"与竹林七贤寓居的"河内山阳"是两个概念,不能相提并论。     

唐代小说中的士子宴集研究

唐代士子宴集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必须,它伴随着士人的终生。根据唐代小说中的记载,将士子的宴集分为出仕之宴集和怡情悦性的宴集,认为两种宴集是士人的出路与遁薮。总结士人宴集的两点特征,即诗化特征和＂征奇话异＂的宴集内容。     

论嵇康诗歌中的飞鸟意象

作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是七贤的灵魂,也代表了七贤的精神,在魏晋文坛上可谓继往开来。他志在高远,不为世事所累,追求人生自由,喜欢直抒胸臆,在其不同的人生经历中形成了其独特的诗歌创作风格。在嵇康诗歌中经常出现飞鸟的意象。深入探究诗人的这种飞鸟情结,可以发现,实际上这是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暗示,是诗人飞翔精神的表现,是诗人希望摆脱现实的苦闷,追求个性的自由抒发,追求生命价值的实现的反映。     

山涛对竹林之游的功过

竹林七贤可谓是中国人文精神史上的里程碑，然七贤在作竹林之游中，各人的出发点和以后的表现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山涛是七贤中的核心之一，对竹林之游的发起曾起过相当的作用。然他的经世致用与治国平天下的观念，最后使他脱离了竹林。此外，他对嵇康的举荐与嵇康的拒绝，成为嵇康被害的原因之一。因此，山涛对竹林之游的瓦解与终结，负有首当其冲的责任。     

百家岩碑刻中的竹林七贤

从百家岩碑刻涉及的与竹林七贤相关的遗物或遗迹来看，主要集中于嵇康淬剑池、刘伶醒酒台、孙登啸台、竹林、嵇康锻灶处、王烈泉等遗址方面，与竹林七贤有一定关联的汉献帝避暑台、明月泉、七贤乡等遗迹或遗物也屡屡出现。这些遗址虽为历代文献所记载，但一些碑刻内容无论是地方文献还是其它文献却从未著录过，为竹林七贤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朝圣七贤——百家岩竹林七贤文化遗存开发的历史依据与设想

以云台山百家岩竹林七贤游历地为依托,研究如何开发这已成为稀缺资源的地标性地面文物。笔者查阅大量典籍,钩稽相应的历史记录,融入灵动的人文轨迹,揭示竹林七贤生存的现状,为开发提供确凿的历史依据。最关键处,是强调作保护性的开发,即严格保护仅存的历史古迹,利用荒地进行拓展性的延伸,新建七贤堂等建筑,使之形成美仑美奂且古今合璧的胜迹,打造成文化大品牌。     

从《与山巨源绝交书》看嵇康的隐逸思想

隐逸思想与传统的出仕思想相对,是士人阶层拥有的一种归隐心态、看法或倾向。隐逸与出仕在士人的思想中组成了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对隐逸思想的探查,是研究士人思想的重要途径。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其中佼佼者当属"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嵇康兼容儒道两家思想,又深受魏晋玄学影响,形成了比较独特的隐逸之风,在他众多作品中均有体现。相比游仙诗中的超然洒脱,《与山巨源绝交书》更能体现他的隐逸思想。     

"竹林七贤"称名依托佛书说质疑

以嵇康、阮籍为核心的而形成的“七贤”固为实有历史人物，“竹林”亦非假托佛教名词，“竹林七贤”标目决非东晋中叶谢安首创，亦非纯属意念虚构的中华传统与天竺佛家异型文化的合成品。产生并流传于历史的这一标目的意蕴，与佛教寺院文化无直接联系。作出“竹林”为“假托佛教名词”的推测，固然大胆而启人心智，却缺乏经得起推敲的小心缜密的求证来支持。     

竹林七贤的价值取向

竹林七贤作为魏晋时期士人的典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魏晋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紧密相连。在魏晋政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竹林七贤采取了退隐而静观时变的态度。待政局明朗化之后,因为不同的人生操守,竹林七贤发生了分化,与司马氏政权合作者有之,远离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些不同的政治态度,渊源于他们价值取向的差异,并进而导致了他们迥乎相异的人生结局。     

《世说新语》中的女性意识

《世说新语》凸现了魏晋男性士人阶层对女性作用的肯定，说明魏晋士人意识中的女性超越了原定的所谓“社会角色”，男性士人对女性反权威行为的认同体现一种深层次的平权思想，对女性才情的肯定还是魏晋士人阶层尊重妇女的重要表现。     

二十一世纪“竹林七贤”研究趋势概述（二）

进入二十一世纪,对竹林七贤的研究空间由文学领域正在向哲学、历史、艺术、考古等专业不断发展,具有逐渐扩张的趋势.《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注引的《魏记》内容,继承了《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魏记”内容.“竹林之游”包括以嵇康、阮籍、山涛为核心的“七贤之游”与以嵇康、向秀、吕安为核心的“嵇康之游”两个阶段.竹林七贤的价值取向有偏重儒家理性与偏重道家审美两个方面.竹林玄学研究大致可分为儒道兼综和重视庄学人生体验两个类别.     

中的女性意识

<世说新语>凸现了魏晋男性士人阶层对女性作用的肯定,说明魏晋士人意识中的女性超越了原定的所谓"社会角色”,男性士人对女性反权威行为的认同体现一种深层次的平权思想,对女性才情的肯定还是魏晋士人阶层尊重妇女的重要表现.     

“仰俯”的宇宙自然观与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

＂仰俯＂话语结构承载着的宇宙自然观的文化蕴涵及其对魏晋士人审美精神的影响。＂仰俯＂的审美视角是经学衰落、意识形态、士人思想观念、文学自身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彰显了魏晋士人对宇宙自然和现实的体味与感悟,体现了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和宇宙空间感。     

牡丹与寒梅:以两种花卉阐释唐宋士人的差异

在中国古代,历来有花卉鸟兽抒情明志的传统。在特定历史时期中,某种自然物象同特定的情感和意义之间建立了相对稳固的关系,经过社会的认同,物象便转化为人的情感符号而失去了自身客观性质的特征而成为时代的一种标志。牡丹与寒梅就是唐宋两代士人给予充分观照的审美对象,前者艳绚丽、神采外放,代表了唐代建功立业、开张扬厉的时代精神;后者瞿瘦淡雅,外枯中膏,可与宋人淡泊收敛,质朴深微的心态相契合。唐人爱牡丹,宋人重寒梅,从两种花卉的分析中,可对唐宋的时代精神加以阐释。     

《唐语林》与唐代士人心态

唐代笔记总集《唐语林》收录了大量的唐代资料。此书体现了唐代士人积极进取的面貌,本文将从积极入世的豪情和遇到挫折后的痛苦这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魏晋时期,士人尊琴爱琴蔚然成风,琴不仅在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和诗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且成为士人生命境界的一种表征,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承载了士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由此而形成的琴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昭明太子与竹林七贤

梁昭明太子萧统对竹林七贤似乎有着特殊的偏爱。他不仅根据七贤的能文程度,在《文选》中选录了阮籍、嵇康、向秀和刘伶的诗赋文章,而且还专门作《咏山涛王戎二首》,称颂山涛善处于君臣之间,王戎能晦迹而自保其身,在弥补了颜延之《五君咏》未取二人缺憾之余,也寄寓了个人因"埋蜡鹅"事发、备遭父皇猜忌的身世感慨。     

从唐代科举诗看及第士人心态

唐代出现大量与科举直接相关的诗歌即科举诗,它是反映唐代科举活动及其在此活动中心理的诗歌,其中及第抒怀诗主要抒发了士人及第时的心理感受。士人由于性格、文化背景、人生境遇等差异,在及第时表现出种种不同的心态：春风得意、志得意满之情;心存感激、感恩报德之意;清醒认识、平静对待之心;业成身退、归隐山林之念。     

从“不羁”到“逍遥”——试论向秀山阳之行及《思旧赋》的心态史价值

在魏晋辞赋文学中,《思旧赋》乃是竹林文学的最后收束。向秀山阳之行有着意味深长的生命仪式的意蕴,其嵇、李并提所体现出的生命哲思,透露出由魏入晋士人从＂不羁＂走向＂逍遥＂的精神世界的裂变与调整,在魏晋士人心态史上有着值得深究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