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叙事"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文革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直是一个空白,但是文革叙事的影响却一直延伸到新时期以后的当代文学创作.本文从"文革叙事"入手,针对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浮躁与缺乏历史感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与阐述.本文从"文革情结"分析到"文革叙事"的发展过程,重点从"文革叙事"辐射到当代叙事文学特色,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之痛进行了简单梳理.     

女性视阈中的“文革”叙事

严歌苓和王安忆的"文革"写作中,渗透着青春记忆。两部作品讲述的都是在"文革"大背景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发生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两位作家在历史观念和文学叙写方面,有很多气韵相通之处。她们都选择了与宏大叙事方式不同的叙述和书写方式,都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观照历史和历史格局中的女性,并藉由独特的女性视阈,完成她们对特殊的历史和扭曲的人性进行深刻的揭示和反思。     

论王小波“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

王小波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作家,以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写出了他心中的"文革".本文以"文革"结束后到王小波创作这段时闻里其他作家所写的"文革"题材小说为参照,对比研究王小波"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     

“文革文学”——失态的文学

“文化大革命”中的主流文学是失态的文学。其主要特征是“极化”即彻底意识形态化，主要表现为否定一切的极端化思潮，文学本体的彻底丧失，极端的文学创作模式和“棍子式”文学批评。文学彻底意识形态化对文学本身造成了戕害。失态的文学的发生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它不是孤立的，突然出现的     

法国古典主义与中国“文革”文学理论之比较

采取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对法国古典主义和中国"文革"文学理论从社会历史条件、文学特征以及历史作用和命运3个方面进行比较,发现了它们之间惊人的碰撞与共鸣,阐述了二者背离的方向及其原因,并且发现文学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必然规律,任何强行的外力阻挠只会让文学本身走入歧路,甚至会给一个社会或国家造成不可控制的损失或灾难。     

“文革”时期的“极端词语”及其使用

“文革”时期，各类“极端词语”的使用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最”和“大”的使用。     

“文革”期间的爱因斯坦批判

“文革”期间，中国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活动．作者根据有关原始资料，从政治和科学思想两个方面讨论了这一时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情况，并对这一批判活动的性质厦方法作了初步分析，认为，“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是一种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所用的批判方法主要是故意歪曲事实，进行诡辩，将爱因斯坦的一般言论加以政治歪曲，以哲学标准评价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认识．     

口号背后的话语逻辑——对文革文学中“走资派”话语的一种考察

文革文学中经常涉及到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理念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涉及到的实际的政治斗争也多是围绕打倒走资派而展开,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显然是一个矛盾。考察这些小说文本,我们发现,对走资派的打倒实际蕴含了当时政府鲜明的反西方立场,同时,它也是当时社会劣势成员怨恨情绪的表达和争夺社会权力时依据的意识形态符号。     

论闵安琪《狂热者》中的文革叙事

华裔女作家闵安琪的文革叙事作品,以主题独特、风格突出而备受瞩目。其中《狂热者》表现了文革对女性正常情感造成的压抑和人性欲望在纠结中的迷惑、沉沦和丧失。借助于故事本身及其语言的陌生化效果,作家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是＂自我＂与＂他者＂观照下的形象展示。     

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中的杨家将形象

杨家将在历史舞台的影响恒久远,然而杨家将在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中的形象存在着差异,杨家将三代代表人物在历史叙事中表现为忍辱负重、忠君爱国、骁勇善战、远见卓识的形象,而后在文学叙事中又进一步彰显了其尽职尽责、孝敬父母、尚气节、体恤将士的形象,当下不断有文艺作品重塑杨家将形象并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维护正义、面对困苦积极乐观的气节与品格。这些人们所敬仰的美好品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存在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从颠覆走向包容——论《生死疲劳》与《兄弟》的“文革”叙事

2006年文坛有两部"文革"作品面世,那就是莫言的《生死疲劳》和余华的《兄弟》。两部作品在创作上也有某种共性,两位作者皆有先锋创作的历史,由此,笔者认为莫言和余华对待"文革"的态度是由颠覆开始转向了一种大历史的包容。     

文学叙事与道德策略

在百年中国新文学中，道德同文学从来就没有分离过，文学叙事不但采取了道德策略，而且百年中国文学本身就形成了一种道德形式——叙事伦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百年中国新文学的流变史就是道德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演变史。     

“文革”水墨人物画特点探析

＂文革＂时期的水墨人物画在艺术表现上,笔墨越来越依附于对结构的表达,并成为一种新的造型因素;色彩也越来越光滑红润,突破了以往文人画的创作模式,扩大了传统水墨画的表现范围。同时,画家为适应时代主题,以新的表现因素突出人物形象的特点,强调线条对质感、量感、立体感、空间感的表达,注重对整个画面情节的描叙。     

“文革”水墨人物画特点探析

"文革"时期的水墨人物画在艺术表现上,笔墨越来越依附于对结构的表达,并成为一种新的造型因素;色彩也越来越光滑红润,突破了以往文人画的创作模式,扩大了传统水墨画的表现范围。同时,画家为适应时代主题,以新的表现因素突出人物形象的特点,强调线条对质感、量感、立体感、空间感的表达,注重对整个画面情节的描叙。     

“文革”流行语在当今的沿用和重新启用

有大量“文革”时期的流行词语沿用至今，或者是经过一度沉寂以后又重新启用，现对这两种现象分别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探讨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以及沿用的词语与重新启用的词语之间的差异。     

“文革”语言特征研究述评

目前学界"文革"语言研究主要涉及其修辞特征、语言风格特征、语用特征以及性别语言特征等。这些特征是"文革"语言的区别性特征,其根源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群众的特定心理状况。"文革"语言镌刻着特殊的文化印记,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这种语言固然通俗易懂、平白上口,然而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情感,因而语言内涵日益苍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语言活力日益萎缩。     

永不消弭的创伤记忆——关于汪曾祺对“文革”的回忆

在1990年代，汪曾祺的部分作品对“文革”进行了集中反思。这些作品对政治运动中的种种血腥行为和荒诞现象给予了忠实的记录。汪曾祺认为政治运动的泛滥主要不是因为参与者的政治狂热，而是由于卑鄙的个人私欲的驱动。另外，他还深入梳理了“文革”时代的理论政策，公正评价了“样板戏”等文艺作品，并超出了狭隘的政治视野，对江青、于会泳等人在艺术上的功过进行了客观定位。”     

塑造“新妇女”与文学叙事——重读《我们夫妇之间》

本文以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受到批判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为例，详细解读了社会主义语境中对于新妇女的塑造和她们主体性的形成，展示叙述新妇女的另一种视野，即从“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视角和按照新民主主义思想建立民族国家的方向来立足，所叙述的新妇女将呈现出更大的空间与可能性，但是这个新空间与可能性因建国后对阶级性的强调而没有展开。     

圣经叙事的情节构成浅议

圣经文本中将近一半篇幅是叙事文学，它们用别具一格的叙事艺术写成，取得独特的文学成就。着眼于圣经叙事的情节构成，尝试对情节的起承转合、事件的连缀方式、冲突在情节中的位置等问题略加探讨，是很有价值的。     

“文革”后期中国外交取得成就的原因浅析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政府努力改善和发展对外关系，不但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而且还改善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并同许多国家建交，在外交工作上取得重大成就。本文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以及中国政府运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采取灵活外交策略等方面分析了取得重大成就的诸因素，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工作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