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拟”：隐藏在经典背后的另类人生——试论严歌苓历史题材作品的人性

严歌苓小说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既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同时又表现了作家自己对现实的理解,表达了她对个体生存价值的追求和她对人性的期盼。严歌苓的历史题材小说,向内寻求叙事规律,向外诉诸历史示范。其创作目的是要定位于人性本体的思考,回归对现实世界的体认,营建精神家园。借用“元小说”中“戏拟”概念,可以揭示严歌苓历史题材作品中历史背后的异常特性和隐藏于细节中的人性。     

惠特曼与郭沫若诗歌公共性比较

惠特曼和郭沫若在对民族题材的运用和诗歌形式创新中完成诗歌“个体自我”向“民族自我”（“国家自我”）的转化,升华为一种“普遍自我”。惠特曼以美国作为投射对象,以第一人称“我”热情讴歌美国精神,在诗歌中完成自我身份构建。郭沫若诗歌应和“五四”的时代精神,高扬人的个体性,坚持对现实压迫的反抗,对祖国的热爱,把“五四”个性主义的时代精神在作品里成功地反映出来,由此给郭沫若的新诗带来了奔腾豪纵的情趣美。     

小说Invisible Man的几种译法

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的长篇小说Invisible Man在国内出现了三种译法：“无形人”、“隐形人”和“看不见的人”。这三种译法都一语道破美国黑人被忽视的生存状态。“失明”和“追求自我”是这部小说的两个重要的主题成分。结合这两个主题来探讨，在三种译法中，“看不见的人”既反映了黑人的生存境遇，又凸显了“自我追寻”和“失明”的主题。     

自我与民族焦虑：《盲刺客》中的食物隐喻

食物是小说《盲刺客》的一个重要叙事元素。在女主人公艾丽丝回忆家族史的过程中，有大量关于食物的描写，提供了深层隐喻：食物隐喻着不同角色的自我延伸，助人物于无意有意中构建真实自我；通过投射和内向投射，作为补偿机制出现的食物延伸着人们的情感诉求，有时以近乎成瘾的形式外显，实质隐喻的是一种存在焦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依靠潜藏在主流历史下的女性/民族双重叙事，在“吃”与“被吃”之间隐喻着加拿大的民族焦虑，并借由小说结局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自我"之在——关于米兰·昆德拉小说人物"自我"设定的思考

米兰.昆德拉是当代世界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存在的诗性思考是昆德拉赋予小说的使命;存在可能性的勘探又是他希望小说家承担的历史责任。他用自己的小说文本实践着自己的小说理论,通过设定人物作为“自我”的存在,使人物以“绽出”形式建构“自我”之在,而为我们提供了人类存在可能性的种种思考。     

文化、自我概念与健康人格

目前，我国的人格危机正制约着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人格作为体现人的存在的最高生存方式，是个体在特定状态下的生存样态，它的形成和发展深受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影响及晚。病态人格是由于文化发展不和谐及其不因素的影响及文化转型中个体适应不良所致。另外，个体人格的发展还深受个体自我发展的动机，自我概念的影响，因此塑造健康人格，必须塑造健康文化；塑造健康人格，必须塑造健康自我概念。     

在破碎中体验完整——对《大浴女》中尹小跳生存状态的考察

尹小跳是<大浴女>最富于意味的形象,寄托了作者的存在之思.她处于自我焦虑的生存状态中,经历了痛苦的心灵历练,在心灵的救赎与爱恨的纠缠中实践自己的生存.最后她体悟到破碎也是一种完整,只有在坦露与承担中才能真实地体现自已的存在.     

试论卡夫卡作品中的生存“焦虑”

生存的“焦虑” ,即个体无以实现其目的同时又不能放弃对这一目的的追寻的状态 ,是卡夫卡小说的基本主题之一。并且这种生存的“焦虑”与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所探讨的“焦虑”是相通的。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个体 ,定然总是感到孤寂、烦恼、痛苦、焦虑的。但是 ,卡夫卡对主人公的这些情绪与感受并没有做任何的直接描写。通过此一方式以及非全知全能叙述视角的选取 ,卡夫卡造成了读者期待的未被满足与心理失衡 ,让读者产生了类似的“焦虑”情绪体验与心理反应。读者外在、显露的“焦虑”体验与心理反应又激活了主人公内在的、隐伏的“焦虑”情绪体验与心理反应 ,并使后者以一种无声无言的方式更清晰地凸现出来为我们所体验到。它取得了一种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     

《所罗门之歌》“奶人”的自我追寻

《所罗门之歌》是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白人文化对黑人文化不断进行渗透和颠覆，以使美国黑人逐渐忘记历史。在这部作品中，莫里森坚持不懈地修复着黑人文化。她认为，黑人同胞的进步与发展必须以其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前提。本文分析了小说主人公“奶人”的自我追寻，认为黑人的自由与发展要依靠像“奶人”这样的年轻人，“奶人”的成长经历代表着作者与黑人同胞的共同愿望。     

从“看得见的人”到看不见的人——评美国黑人小说主题特征的转变

从“看得见的人”到“看不见的人”这一过程,展示了人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和自我意识的探索。所谓“看得见的人”,指的是黑人个体为证实自我的存在、要求社会的注目而采取暴行的野蛮人的形象,并非黑人真实的自我。“看不见的人”是现代人的普遍困境,具体表现在现代人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感丧失这一矛盾上。本文以拉尔夫·埃利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作为分析对象,认为通过黑人的遭遇来喻示现代人的普遍困境是这篇小说的主题。     

自我问题的文学呈现——自叙传小说新论

在传统羁绊与现实困难的压力下,自我意识觉醒的新青年普遍产生了“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迷惘和悲哀,正是这些困扰着新青年们的自我难题成为迫切要求表达的主题,就此而言,成为“问题”的自我恰恰成就了作为小说的自叙传。所以自叙传小说在更准确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自我问题小说”,属于“五四”以来问题文学的一支,而非一般所谓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小说或主观抒情小说。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原罪”意识

五四“人的发现”之后，一些中国现代作家由对个体自我的自省自觉上升为对本阶段的理性观照，浓重的历史宿命式的“原罪”意识随之诞生。作家的“原罪”意识有一个较稳固的动态系统。其稳固性表现于，负载者的阶级构成一律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格构成一律是现代与传统的二重组合，精神构成一律具有清醒理智的自我意识，行为构成一律是苦难无奈的生命消耗。其动态性表现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涵。其现实效应表现为，作者在对外在理念信仰痴迷与加固的基础上产生的真诚的嗜苦受难意识和梦幻般自我飞升的渴望，最终导致作品中知识者形象强烈的自我批判色彩。中国现代作家的原罪”意识对其人民化、时代化进程是有益的。     

论The Grate Gatsby的叙述技巧

弗.司.菲兹杰拉德的《大人物盖茨比》是形式导演成的一场“美国梦”幻灭的戏。小说的叙述者尼克被置于故事当中,且有他自己的故事。尼克的故事与盖茨比的故事的交叉与并列,构成了一个青年“美国梦”的梦幻世界。作者运用了各种叙事策略,如叙述时间,叙事情境及其转换,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的经验自我视角与叙述自我视角交替使用。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突现一个美丽绝伦的“美国梦”的幻灭。     

论铁凝对女性模仿性生存的女性叙事

铁凝一直自我定位于“第三性”写作,可是读罢她的大多数小说之后,却发现了她不同的小说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女性生存模式——模仿。这种模仿与生存处境的弱势有关,模仿中的焦虑与性别弱势有关。铁凝的“第三性”声明是作家刻意的性别遮蔽。     

望向内心 寻求自我

多丽丝·莱辛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著述丰富。她富有实验精神,大胆革新文学形式,小说题材多样,主题不拘一格,但其作品又有共性,即对个体的精神追求和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莱辛认为自我认知若沿着苏菲们的道路发展,将赋予人们一个认识未知自我的全新视野,并由此发挥自我的全部潜能。     

爱，盛衰在世俗与人性的羁绊中——方方《桃花灿烂》的人性书写

在新写实小说中，方方的小说以其独有的魅力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她众多风格和题材各异的作品中，《桃花灿烂》唤起了读者的强烈审美意向。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人的性格的形成、人生际遇抉择与生存环境的相克相生，人性弱点与理想张扬的纠缠不清，现代男女对爱情的执著与追求，也看到了这人世间那无法解脱的爱情以及对女性自我人格的关注。作者的冷峻笔法延续了她一贯的行文风格，同时，冷峻中又处处点缀著理想美好的情素。正视爱情幻灭的悲剧，也享受着过程的美妙与精彩。     

对朦胧诗论争中两个焦点的反思

朦胧诗论争的焦点,一是自我表现,一是关于意象的运用。现实主义把“自我”看成个体人格的非理性方面,朦胧诗人则坚持”自我”具有理性的一面。看来论争的原因在于对自我的理解。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图对此进行了分析。意象的运用是朦胧诗人抒发内心感受,寻找情感对应物的结果,但朦胧诗人及其理论家却把意象神化了,导致了诗歌的晦涩难懂。正确的意象运用原则可根据完形心理学的“异质同构”说来解释。     

人格退行: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

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来分析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创作心理,是一种新的视角。沈从文在乡土小说中所建构的理想的生存图式,心理根源是其人格发展在童年时期出现的“停滞现象”,在都市遭受精神挫折后,出现了“退行”。这种“人格退行”决定了沈从文湘西乡土小说的创作基调和整体风格。     

永无出路的“迷宫”－－论卡夫卡小说的世界模式

卡夫卡所精心营造的文学世界,总观来看是“一座永无出路的迷宫”,这便是他的小说的世界模式,本文从“永劫的流放地,迷失自我的主人公,令人窒息的梦魇气氛”在个方面,这一模式及其特征,成因,内涵诸方面作了分析与探讨,以期加深对卡夫卡小说的认识与理解。     

一个人的童年和他的政治——从“自我”角度对周作人附逆悲剧的解读

由于自幼体弱多病,周作人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亲人的过度关爱,这影响于他的“自我”就是生命意识的凸显和弱者的自我认同的合一。这决定了周作人现实行为的出发点首先是自我保护,而与外界的自觉的呼应和配合则取决于他与社会的具体关系：只有在一个理解轨道和他的内心相通的环境中,周作人的自我的生命力才会被激发起来,其人格走向才是外向、张扬和成长的;如若不然,便是自我封闭,在对外界的决绝拒斥中退回到童年自我的封闭狭隘中去。周作人的“自我”的独特性在其附逆的人生悲剧中也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