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技刨新的一江春水效力“五水共治”——专访浙江省科技厅副厅长曹新安

2013年,浙江省委作出了“五水共治”的重大决策,一场全民治水战役随之打响.随着人们治水意识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治水方面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月24日,浙江省科技厅召开科技治水新闻发布会,总结回顾了2014年浙江省科技支撑“五水共治”方面取得的成效,同时发布了《2015年“五水共治”科技专项行动计划》和《“五水共治”技术参考手册》.推广科技治水技术,提升科技治水成效,让科技创新的一江春水,效力“五水共治”,惠及千家万户,成就人们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生态梦想.为此本刊新闻部专门采访了科技厅副厅长曹新安.     

水与文化

华夏文明因水而生,逐水而变,中国的治水历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过程,对形成中国基本的社会形态、组织形式、民族文化心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水观念。     

从"治水论"看现代管理

文章从“治水论”观点入手，引经据典，阐明了现代管理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     

“洪水神话”与考古发现的对应试证

“洪水之娲 ”曾给史前时代的先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但“治水英雄”与“治水神话”也被后世的子孙 们传扬了几千年。立足于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重新论证了“洪水神话”的深刻内涵。     

“洪水神话”与考古发现的对应试证

“洪水之娲”曾给史前时代的先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但“治水英雄”与“治水神话”也被后世的子孙位传扬了几千年。立足于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重新论证了“洪水神话”的深刻内涵。     

新时期长江防洪治水的理念

长江防洪需要科学的治水思想、先进的工程技术和充足的资金投入。当前，长江防洪急需的是科学的治水思想，而创新思想的产生首先需要理念的更新。本文提出需转变的观念为：对洪水与洪灾的认识，应变“视洪水是灾害”为“视洪水为资源”，变“视水如虎”为“视水如友”；关于人、水、地关系，应变“人水对抗”为“人水协调”，变“以土为本”、“以粮为纲”、“与水争地”为“给洪水让地”、“以土地换和平”，变“征服自然”为“与自然和谐”；关于堤防，应变“堤防万能”为“堤防有限”；关于蓄洪区建设，应变“蓄洪垦殖区”为“蓄洪垦殖养殖区”；对水旱灾害的防治．应变“防洪抗旱”为“防洪防旱”；对于泥沙，应变“泥沙之害”为“泥沙资源”。     

中国的山水问题—困境与出路

治水之本在于治山,治山在于兴林,这是对建国以来强治水、弱治山政策反思后的认知。兴林治山,山青水秀;治水不治山,恶水穷山。大灾大治,旨在大治大安,但如果没有政策保障,仍将治而不安、安而不久。出路一:治山为本,山水并治,上下分治;重治水、轻治山、重治下、轻治上的旧观念必须更新。出路二:以林综治,农、林、牧相结合,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实施综合治理。出路三:实施山水计划。     

邓小平的政治观与中国传统文化

邓小平政治思想的产生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他的系统改革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改革变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的“一国两制”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精神的弘扬,他的民主法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政在人”的人治观念的深刻变革．     

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文化观念

本文从文化的视角 ,探讨中国传统建筑中所反映的文化观念。阐述了中国传统建筑中所表现的“天人合一”的生活理想、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和人文主义精神。在对待外来建筑文化方面表明了笔者的观点。     

明代人情小说中的果报思想

佛教经历了中国佛化和佛教中国化的演变过程 ,加入到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而成为内区文化。尤其是“三世因果”和“六道轮回”的佛法教义与中国传统的惩恶心理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因果报应”观念。在明代人情小说中体现为三种形式 :一是用“因果报应”说构架整个小说 ;二是借“因果报应”说惩恶扬善 ,劝诫世人 ;三是图解“因果报应”说     

论庞朴解读《中庸》的“三分法”

庞朴在《中庸》的理解中提出了三分法的观念。相比于二分法,三分法意在突出被二分法弱化的“中”的观念,它通过强调“中”与过、不及的三极状态,将“中”观念由“隐性”变为“显性”,突出了对“中”观念的强调;它将“中”视为一极,将其从“过程”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相对于二分法,这种思维清晰了《中庸》的中国哲学特色,而免于滑落到西方哲学的对立思维中。三分法是庞朴理解《中庸》的一种建构,也是其理解中国哲学的一种新思路。但三分法由于本身的特征,也存在着“中”作为一极如何处理与“过”“不及”这两极的统分关系,及三分后“中”与两极的位阶矛盾及诠释迭加等问题。     

对创建中国先进文化的哲学反思

创建中国先进文化的关键是对文化观念的创新 ,这集中体现在以科学观念和人文观念为核心的文化观念创新。这组成了决定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现代先进文化的核心。在创建中国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要坚持“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并举。     

从观念调适到疆域整合：晚清中国整体国家形象的重塑

“天朝大国”形象陨落后，清政府在“中国”观念的调适中，一度重塑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但是伴随传统大一统外围屏障丢失和国家主权危机加深，这种努力收效甚微；随着“民族国家”话语霸权的形成，中国“国家形象”的构想出现了“汉民族”国家和“大民族”国家的分野。基于“大民族”国家观念，清政府在整合东北和藏区疆域过程中，重塑了近代中国整体国家形象。     

重述"新诗"发生的故事 ——《"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叙述特点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突破了文学史研究原有的“范式”，绕开了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叙述模式，不仅显示出文学史写作观念上的变化，也体现了文学史叙述策略上的探索，从而体现了“开放问题”的研究格局。     

残阳如血——晚清涉外人物系列 曾纪泽:始信昆仑别有山

在中西对峙的情境中,曾纪泽通过自身敏锐的观察和收复伊犁的谈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西方观念,同时,也从国外的角度反观中国,得出了“中国睡狮已醒”的惊人结论。     

天地“对应”话分野

国学大师钱穆,毕其一生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天道”与“人道”、     

从“四喜娃”看现代设计中吉祥观念的应用

“四喜娃”以形成“四子争头”的有趣图案在中国古代民间广为流传,“四喜娃”象征着四季轮流转,“顺顺溜溜”,年年有喜、多子多福的内在涵义。它的共用造型方式体现了中国民间艺人独具匠心的创造能力,更折射出中国人特有的吉祥观念和福文化：而中国特有的吉祥观念和福文化对现代设计有相当高的借鉴价值。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辨析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是处于不同社会阶层 ,及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对诉讼的普遍的看法、心态有不同的表现。呈现了“无讼”、“息讼”、“厌讼”、“贱讼”、“惧讼”、“健讼”等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多角度的形式。通过对不同诉讼观念的基本成因、报持该观念的群体及各观念的不同内涵的研究 ,对各种有关诉讼的观念进行比较研究 ,梳理其中内在联系与表现 ,对于认识和理解我国古代法制思想和法制环境具有一定的帮助和借鉴意义     

试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教育的生态意识是与西方教育绝然不同的鲜明特色。其特色表现在把教育放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的整体综合观念,注重自然环境与人的协调,即“天人合一”的辨证观念,以及强调启发主体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开发主体力量达到至善之境的自我生态平衡观念。     

简论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

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包涵族类、文化、政治三方面的思想要素。文化是古代史家民族史观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文化主义是这一史观的本质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即中国中心观念;族类思想则主要表现为“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的观念：同时,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又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诉求,即“正闰”观和“大一统”观。这一民族史观深刻影响了古代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