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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60年代我国东北地区的马匹爆发了马传染性贫血病(以下简称马传贫)。长春市科协与畜牧兽医学会、农垦部农业生产局和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等分别编印了有关马传贫诊断及防治资料[1-3]。资料中称在血液检查中出现的siderocytes为含铁细胞[1、2]或吞铁细胞[3]。80年代在全国高等院校试用教材家畜病理学[4]中和中国农科院在哈兽研召开的国际马传贫免疫学术讨论会及其印发的大会资料汇编[5]中,均沿用了60年代的原泽名吞铁细胞。从词源学(etymology)[6-10]角度来说,无论含铁细胞或吞铁细胞,包括其外文siderocyte原词的造词和使用,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正因如此,才导致了它的中译名出现了如此红、白细胞不分,铁的来源和性质不明的严重分歧与混乱局面。为了严谨地使用科技术语(包括其外文术语及其译名),必须对其展开广泛讨论与争鸣,以求科技术语的定名、译名,从分歧中求得一致,从混乱中达到统一,从而促进科技现代化。为了能对展开科技术语的讨论与争鸣献出微薄余热,故提出如下商榷意见,供参考。一、siderocyte的词源学分析(直推与横推)及其现有的中译名通过对siderocyte的词源学分析(etymological analysis)[10],即通过直推,进行造词溯源和词素剖析,以辨明词义;通过横推,繁殖语种数,扩大信息(工具书、参考资料等)量,对比核对,在左右逢源中,使存在问题能多途径、多方位地得到解决。1.siderocyte的词源学分析1)直推2.siderocyte现有作为红、白细胞的若干中译名1)作为红细胞的中译名:高铁红细胞[21、24、26-28、44],含铁红细胞[29-32],含铁红血球[32、35]。日译名用汉字表达的有:担铁赤血球[25],含铁颗粒赤血球[34],铁赤血球[48]。2)红、白细胞无法分的译名:从国内有关专业词汇、词典多未列入大噬细胞范畴的作为白细胞的噬铁细胞词条来看,这里所列的红、白细胞不分的译名,实际上,根据其造词和使用情况来看很可能仍是指红细胞。主要有含铁血球[32],铁色血球[20],铁细胞[33、36]。3)作为网内系大噬细胞系统的白细胞的中译名:含铁细胞[1、2、37、31、49],吞铁细胞[-5、42、43],吞铁白细胞[42],担铁细胞[18、45],含铁血黄素细胞[46]。日译名用汉字表达的有:铁细胞[23、47],担铁细胞[18]。二、siderocyte的现有中译名的分歧原因及其症结所在从上述sidero(铁)+cyte(细胞)→siderocyte的同源学造词分析来看,显而易见,其词义只能是铁细胞。但铁细胞这一译名并未表明是红细胞、还是白细胞;而且也未表明铁细胞内的铁颗粒是自体产生、还是吞噬摄入;特别这一铁颗粒是普通固体的铁颗粒,还是经过复杂生化过程转化为新的物质的铁颗粒。作为学术用语,应该说这一译名是既不严密,也不够合理。从词源学造词角度来说,只有含有铁颗粒的红细胞,即高铁红细胞,其造词才能是siderocyte[11];吞噬有铁蛋白及其分子,经酶的作用,使其转化为含铁血黄素(hemosiderin)的白细胞,即噬铁细胞,其造词应该是siderophage[11]、siderophagocyte或reticulated-sidero cyte[49]。通过横推,就我手头所掌握的各该语种的工具书和参考资料来看,各国对siderocyte一词的造词或译词和使用互有不同。英、美等国[11、49]是把siderocyte和siderophage二者明确分开的,而德[19]、日[18、23]等国却是Siderozyt和Siderophage不分的,把后者Siderophage也称之为Siderozyt(复Siderozyten)。早在50年代,匈牙利兽医传染病学家Hutyra等在其用德文所编著的家畜病理学各论及治疗学一书[50]中,列入了马传贫内容,并采用了Siderozyten一词代替了Siderophage或Siderophagozyten。这样一来,就使高铁红细胞的siderocytes与噬铁细胞的Siderozyten发生了雷同与混乱。特别在Hutyra等著书被民主德国高教部审定采用其为大学教科书,并被译为俄[51]、英[52]、意、西、土、南、波七国文字后,这一不妥的术语的使用波及了许多国家。日本早期在学习德国为主时用德音外来语ジぞ口チ一テニ[18、23],后来在学习英、美时改用英音外来语シデロサィト[18、28、40]。我国也受德、日的影响,吸收其担铁细胞、铁细胞,或由其外来语ジヂロチ一テニ、シデロサィト还原成Siderozyten、siderocyte,并参照有关资料而定名为含铁细胞或吞铁细胞。但在盛译Hutyra德文原著时,未译其为铁细胞、吞铁细胞,而译为含铁血黄素细胞。苏联虽有Hutyra的俄译本,在某些教科书[53]中却没有用сидероциты这一俄译名。联邦德国在80年代的新版书[19]中仍使用Siderozyten这一不妥的术语。当前,我国有关专业词汇、词典,特别医学词典[26]只列入了siderocyte词条,而没有像Dorland医学词典[11]那样也列入siderophage词条。其它词汇、词典只照搬、照抄,都没有分别收入siderocyte和siderophage二词条。三、根据siderocyte的词源学分析对现有译名的评价根据词源学分析,如上所述,siderocyte一词指在红细胞中出现铁颗粒时,可称之为高铁红细胞。这已是国内外所公认的事实,原文和译文也都稳妥和贴切,勿庸置疑,这里也就无需赘言了。可就是这个高铁红细胞的原词siderocyte却还有网内系大噬细胞系统的白细胞,即噬铁细胞,虽不应叫,却也叫siderocyte。当然作为白细胞的噬铁细胞只有德文称Siderozyten和日按德音的外来语ジデロチ—テン,以及按英音的シデロサィト;英、美等的噬铁细胞的原文仍称siderophage或siderophagocyte。因而评价噬铁细胞的中译名,应视其是否能表达出噬铁细胞的基本特点:①是否符合原文siderophage或siderophagocyte词义,②是否表达出其具有大噬细胞的吞噬能力,③对所吞噬的铁蛋白、铁分子经过生化特别酶的作用是否能分解、合成为具有柏林兰反应的含铁血黄素的能力。1.吞铁细胞:从词源学造词角度来说,铁是sidero-,吞是degluto-、deglutito-,细胞是-cyte,三个词素合起来就成为siderodeglutocyte、siderodeglutitocyte。显然,这只是根据国际学术用语造词公约,按吞铁细胞的词义所造的词,用来说明吞铁细胞这一译名是不符合原文siderophage、siderophagocyte的词义的。译名中的吞可能是吞噬省略为吞,但吞噬只能省略为噬,不能省略为吞。因为吞和噬完全是两个概念,词素也不同,吞是degluto-、deglutito-,噬则是phago-。何况,从中文词义上说,吞只能是把固体的铁颗粒囫囵吞枣式地吞入细胞体内,并可能不经任何复杂的生化过程,特别酶的作用,而仍保持其原状停留在细胞体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噬则意味着吞噬细胞借助其伪足把铁颗粒、铁蛋白(ferritin)和铁分子(只有60大)拉向活细胞膜附近,通过摄食或胞饮(pinocytosis)把这些大小不等的铁物质,特别是极小的铁蛋白或其铁分子摄取到细胞体内。通过细胞小器官的工作,并经一系列分解、消化、吸收与合成的复杂生化过程,特别是酶的过程,形成新的物质含铁血黄素,而以铁尘、铁沙、铁滴、铁颗粒等不同形式出现于细胞体内。因而,吞铁细胞的译名既不符合词源学造词原则,也不符合吞噬和吞噬后的复杂的生化过程的特点。2.含铁细胞:从词源学造词角度来说,铁的词素是sidero-,含的词素是-phore,二者合起来就成为在专业词典中可以查到的siderophore[11]。但siderophore与siderocyte不同,前者有“含”义,后者却无“含”义,二者不能互相替代,而且也与siderophage或siderophagocyte不同,更不能替代。从中译名来说,含只是在细胞中含有铁颗粒,既未说明这些铁颗粒的来源,是经吞噬,是自家产生;也未说明铁颗粒是固体的铁,还是经复杂的生化过程特别是酶的作用而转化为新的含铁血黄素。因而这一译名是不符合上述评价其中译名的三个基本特点要求的。3.含铁血黄素细胞:这是盛彤笙译Hutyra德文原著时所拟定的、能表达出噬铁细胞本质的译名。但从词源学造词来说,含铁血黄素的词素是hemosiderino-,细胞的词素是-cyte,二者合起来,即成hemosiderinocyte。但正确的造词应为hemosiderinophage或hemosiderinophagocyte。但在Hutyra的德文原本中只用了Siderozyten,我们不能完全违背原造词,随意地过多改动。所以,如果从译名必须与原造词相符合的原则来考虑,以及对含铁血黄素的来源与形成还表达的不够明确来考虑,似乎这一译名也不算合理。4.担铁细胞:这是沿袭日本学者称Siderozyten为担铁细胞的译名。尽管担与含词义相近,有时可以互通。但铁的词素为sidero-,担的词素为basidio-,细胞的词素为-cyte,三者合起来即成siderobasidiocyte。但担铁细胞的译名与上述三个要点的要求都不符合,而且与客观实际也不相一致,因此,不应仍采用这一译名。四、确定siderocyte的中译名的几点商榷意见在病理学中,凡在外周血中具有吞噬能力的白细胞,或在器官、组织内固定的或游走的具有吞噬能力的组织细胞,都可称之为吞噬细胞(phagocyte)。这些吞噬细胞根据其所吞噬的物质,如尘、脂、色素、骨和神经等的不同,分别称之为噬尘细胞(coniophage、coniophagocyte)[11]、噬脂细胞(lipophage、lipophagocyte)[11]、噬色素细胞(pigmentophage、pigmentophagocyte)[11]、噬骨细胞(osteophage、osteophagocyte)[11]、和噬神经细胞(neurophage、neuronophage、neurophagocyte、neuronophagocyte)[11]等。根据上述原则,马传贫的噬铁细胞不应称其为吞铁细胞或含铁细胞,而应称其为噬铁细胞(siderophage、siderophagocyte)。对分岐与混乱中的中译名,既要考虑评价中译名的三个基本特点要求,也要考虑中译名的约定俗成的现状,更要考虑应按Dorland美国医学大词典所列有关词条解释精神来确定。对红细胞的siderocyte,已如上述,选既有的译名:高铁红细胞。对白细胞的siderocyte应看作系siderophage或siderophagocyte的省略词而译为噬铁细胞,俾可与组织内噬铁细胞的译名相一致。结语由于德文原造词,特别在使用上,把作为红细胞的Siderozyten不当地代替了作为白细胞的Siderphage或Siderophagozyten,导致了与作为红细胞的siderocyte的雷同,也引起了作为白细胞译名的严重混乱。为了既要符合国际学术用语造词公约的要求,也要符合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的约定俗成,特别是据英、美,红、白细胞区分明确的精神,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建议作为红细胞仍沿用长期来一直使用的译名高铁红细胞;作为白细胞则废掉原有几个译名(吞铁细胞、含铁细胞等),改称为符合大噬细胞在组织内与血液中相一致的译名噬铁细胞。至于siderophage和siderophagocyte也与siderocyte同样译为噬铁细胞。在词汇、词典中,siderocyte可采取一词双解(高铁红细胞与噬铁细胞二个译名并列),并与siderophage或siderophagocyte相互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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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的一义多词问题及其原因作了分析,并就解决该问题提出了两点建议。
自1989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微生物学名词》以来,迄今为止已公布了与生命科学有关的12个分支学科的规范名词[1~10],使我国生命科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名词混乱、定名不准和用名不当状况有所改善,在统一生命科学名词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目前生命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一义多词”问题仍然比较严重。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对生命科学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化提出了更迫切和更高的要求,“一义多词”的名词亟待统一。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在编写《英汉-汉英生态学词汇》一书时所收集的部分资料,谈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一、一义多词现象举例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是历史悠久、分化和发展迅速的一门科学。有相当多的名词属于基本名词,对部分或全部分支学科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从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来看,对不少基本名词,在各学科之间却定名不一(见表1)。表1所列仅是与生态学关系比较大的一些名词。生命科学各学科间的一义多词问题由此可见一斑。二、产生一义多词问题的原因1.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有明显分歧生命科学的词汇多数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而对若干概念,国外的认识也不一致,这便成为译名混乱的根源之一。比如Lincoln等人认为“acclimatization”是生物对变化的自然环境条件的渐变可逆性调节。与此相对应,他们认为“accliamtion”是生物对人为或实验环境因子的渐变可逆性调节[14]。Mackenzie等人[15]和Resinger等人[16]的观点与他们基本相同。但是Collin[17]和Ricklefs[18]把“acclimatization”与“accliamtion”视为同义词,认为是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形态或生理可逆性变化反应。难怪“acclimatization”的译名有“驯化”[3,12]、“[风土] 驯化”[9]和“气候适应”[12],等等。同样道理,“allelopathy”的译名有“异种克生[现象]”[1]、“化感作用”[6,11,13]和“异种化感”[9],等等。笔者认为“异种克生”仅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不利作用,而“化感作用” 和“异种化感”则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有利或不利作用。但是“异种化感”仅包含种间作用,而“化感作用”则既包含了种间作用,又包含了种内作用。土壤学名词(定义版)(1998)[13]把“allelopathy”定名为“化感作用”,认为它是指“植物分泌某些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的生长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虽然该定名和定义均比较好,但是同其他定义[14,16,19]一样,该定义的信息有严重欠缺,没有指明是种间“其他植物”,还是种内“其他植物”,或二者均包括在内。笔者认为可将“化感作用”定义为“植物分泌的化学物质对异种植物或同种其他植物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生命科学概念体系是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动态体系。对生命科学基本概念的定名应当反映生命科学的最新发展水平。名词的内涵变了,名词本身也应相应变化。比如“allelopathy”最初是指植物通过释放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发芽或生长的抑制作用,现在认识到它是植物的一种普遍的抗竞争机制[19],包括种间竞争性化感作用和种内竞争性化感作用[15],既有不利作用,又有有利作用[20]。对“allelopathy”内涵的全面认识,是给其定名和定义的必要前提。2.对概念的措辞不同即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比较一致,但在遣词用字上却存在差异。如“被动运输”与“被动转运”,“单态”与“单态现象”,“异域种”与“异地种”,等等。从表1可以看出,生命科学各学科的一义多词现象多属于此类。汉语文化博大精深,可供表意的词汇丰富、数量庞大、涵义细致。虽然为择优定名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但另一方面也成了出现一义多词的另一原因。由于对外来词汇没有一个统一的翻译标准,加上个人遣词用字习惯的不同,以及对概念理解的细微差异,便造成了一个概念多种名称。3.对“规范名词”和“不推荐用名”的认识不同在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中均有一些“不推荐用名”。在这些“不推荐用名”中,有的名词在这一学科为“不推荐用名”,而在另一分支学科却为“规范名词”。如“生命带”和“广布种”在《植物学名词》中均为不推荐用名[9],而在《动物学名词》中却为规范名词[6],等等。4.各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较差在近年来的名词审定工作中,生命科学各学科分别进行,且历时较长,客观上给定名协调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但是协调工作不力亦是造成一义多词问题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从表1可以看出,大多数概念的一义多词,不是认识上存在本质区别,只是措辞不同而已。所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工作,对此类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三、对策生命科学名词的规范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多数分支学科已完成第一批名词审定,有的学科正在进行名词审定;已完成第一批审定工作数年的一些学科,不久将要进行增补、修订和补充定义的工作。为了进一步做好生命科学名词规范化工作,首先应鼓励和加强对有关概念的研究,注意学科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以提高和统一认识,为择优定名和名词定义打好基础。这是其一。其二,要加强各学科之间,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建议成立一个生命科学名词审定协调机构,管理和推动生命科学各学科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名词审定、修订和定义的协调工作。* 王孟本研究员是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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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某些汉语规范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汉语规范名词的对应英语词应当为英语名词,而不能为英语形容词。自1989年《微生物学名词》[1]公布以来,迄今已公布了生物学13个学科的规范名词。其中如《植物学名词》[2]、《动物学名词》[3]等的规范名词中存在着将某些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问题。笔者在编写《英汉-汉英生态学词汇》[4]和《英汉生态学词典》[5]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采取了形容词对形容词、名词对名词的英汉、汉英翻译方法。本文就此谈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一、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举例例如在1997年公布的《动物学名词》中有一些汉语名词与英语形容词对应的情况(见表1)[3]。表1所列均属生态学词汇。二、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原因(一)对英语词汇的理解有误比如“aquatic”作为形容词指“水生的”、“水上的”、“水中的”、“水的”或“水上运动的”;作为名词指“水生生物”(即水生植物或水生动物);它的复数(aquatics)指“水上运动”。尽管在《朗文英汉综合电脑词典》中将“aquatic”译为“【修】水生”,看上去是名词,但从该词前的“【修】”可以看出这个“水生”相当于“水生的”,不可单独用来表示“水生”。因此,将“水生”翻译为“aquatic”不妥当。同样道理,把“外源”译为“exogenous”、“内源”译为“endogenous”亦欠妥。(二)与英译汉的习惯有关从表面上看,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是汉译英问题,实际上很可能同英译汉习惯有关。由于把英语形容词翻译为汉语时,人们通常采用词尾加“的”或“性的”这种方式。比如,《英汉常用生物学词汇》[6]中的“anthropogenic人为的”、“heliophilic喜阳的”;“eurybathic广深性的”、“euryhydric广水性的”、“euryoecic广栖性的”、“euryoxybiotic广氧性的”、“euryphagic、euryphagous广食性的”、“eurythermic、eurythermal广温[性]的”;“stenoecic狭栖性的”、“stenohydric狭水性的”、“stenooxybiotic狭氧性的”、“stenophagic、stenophagous狭食性的”、“stenothermic狭温性的”,等等。为了使语言精炼,人们且常将“的”字省略。在汉译英时,如果简单照搬,就会出现“广栖性euryoecic”、“广温性eurythermic,eurythermal”;“狭栖性stenoecic”、“狭温性stenothermal”,等等。而实际上,“广幅性”应译为“eurytopicity”,而不是“eurytopic”;“广食性”应译为“euryphagy”,而不是“euryphagic”;“狭食性”应译为“stenophagy”,而不是“stenophagic”;“狭幅性”应译为“stenotopicity”,而不是“stenotopic”。同样道理,“半透性”应译为“semipermeability”,而不是“semipermeable”;“避光性”应译为“photophobism”,而不是“photophobic”;“喜温性”应译为“thermophily”,而不是“thermophilic”。三、对策首先要正确理解英语词的含义,分清该词是名词还是形容词。例如,根据Lincoln等1998年出版的词典,eurybathic、euryoecic、eurythermic、eurythermal、eusocial、polydemic、stenobathic、stenoecic和stenothermal等均为形容词[7],不能当名词使用。同时要注意汉英翻译不能简单照搬。某些“汉语名词”很可能是从汉语形容词省略掉“的”而来的,还其“汉语形容词”本来面目,汉译英问题便迎刃而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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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ot一词作植物学名词一般指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root(根)相对。由于这个词的原义,不仅指茎干或枝条,而且包括叶子与花部,所以汉语中一直没有合适的中译名。目前汉语中有好几种不同的译法,如《英汉百科翻译大词典》中译作“幼苗,苗;新梢,枝梢”[10]。《英汉辞海》中译作“发芽,抽芽,长出新芽,嫩枝,a(1):植物的地面部分;有枝叶等的茎(根除外)。(2):由植物的芽孢长出的嫩枝干或部分。b:主干的分枝”。[2]《英汉生物学词汇》译作“(1)条,枝,枝条,苗(2)茎干”[5]。《英汉植物学词汇》译作:“(1)条,枝条,枝,苗。(2)桠枝。(3)茎干[8]。在上述几种译法中,近年来以“苗”的译法较为普遍[6],但是“苗”这一译法使人容易与幼苗(seedling)混淆;枝、条、茎等译法,较为接近原义,然而由于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概念的习惯,容易忽略了其中叶性器官和后来的生殖器官部分;“植物的地面部分”比较接近原意,但冗长而不便交流,而且考虑到气生根的情况,也显得不十分正确。至今各种译法似乎均不能正确反映原意。因此《植物学名词》[11]中未收入此条。伊稍[6]认为在shoot中,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不存在茎叶之间的明显界线。Shoot的形态学本质可用三个大的概念来解释:(1)茎叶是植物体根本而可划分的单位。(2)Shoot由生长单位(phytons)组成,每个生长单位由叶及其下面的茎部分组成。(3)叶本身具有shoot性质,其扁平而具背腹性的结构乃次生发展的结果。上述各种理论都强调茎与叶之间的紧密关系[6]。Shoot作为与root相对的概念,主要区别在于维管组织结构,增长方式和外层组织结构:Shoot有由真正顶端分生组织不断发生的分布有维管束的形态多变的叶性器官,从而使shoot系统不断增大,而root的顶端分生组织并不真正顶生,而是有根冠保护的,侧生器官是一些无维管束的形态单一的根毛[7,13]。Shoot主要行使光合、贮存、生殖和运输等功能,root主要行使吸收和固着功能。考虑到shoot一词的英文内含及外延,以及中国文字的具体情况,作者认为该词在植物学中的汉译最好能统一为“标”,因为这个词能反应出shoot一词的本质,并可说明茎和叶的统一整体性,从而可以明确与root相区分,这既防止“苗”之类译法的外延扩大,又防止“枝”之类译法的外延缩小,从而有一个正确的术语,也便于国内外文献交流和对照。“标”字在《康熙字典》释作“木末也;又高枝曰标;又表也”[3]。汉语成语的“治标不治本”、“标本兼治”中的“标”即是指树木的地上部分(末),与地下部分(本)相对,“本”“末”二字在《中文大辞典》释作:“末,木杪也,木上曰末;本,根也,木下曰本”[9]。所以“本”“末”是相对的,同样“标”“本”也是相对,后起曰标,本原曰本,《辞海》中说:“本标相应”[12]。《辞源》中是这样解释“标”的:“梢,《管子·霸言》:大本而小标。注:标,末也”[1]。《中文大辞典》释作:“木杪末也”[9]。《汉语大词典》释作:“(1)树梢。(2)末梢;事物的枝节或表面,与‘本’相对。(3)顶端”[4]。因为“标”在植物发育过程中是较根而后起的,属于苗的末端,是可以从外观上看得见的部分,即地上部分。尽管“标”现代最常用的意思指树木的末梢,但考虑到该词的本意和植物体的整个发育过程,幼苗时期的地上部分叫前边几种译名都欠妥,因为幼苗的地上部分既看不到任何“枝”“条”的影子也不能叫做“苗”,唯有“标”一词能表达出地上部分的含义;而成株中,中文中的“标”的“树木末梢”之意似乎仅限于树枝的顶端,但是考虑到整个地上部分包括茎干都是由幼苗时期的地上部分(“标”)发展而来的,我们称之谓“标”不但没有造成外延上的扩大,反而使这一称谓能更加正确地反映其形态学本质。在此建议把shoot中文的植物学名统一为“标”,是否正确,希望大家共同商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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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elecommunication源于telegraph、telephone英语中的tele来自希腊语“远距离”,如telescope(望远镜),原无“电”的含义,按此概念,似应将telecommunication译为“远程通信”,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常用“电信”,至今时有争论。早期的英语词汇中只有communication,没有telecommunication,例如出版于1933年的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根本就没有telecommunication这一词汇。在稍后出版的英语词典中则认为telecommunication是telegraph和telephone的总称[1,2],因此telecommunication这一名词来源于telegraph与telephone,其释义也是telegraph与telephone。此后由于电信技术的发展,各词典才对telecommunication作出更为全面的释义。百年前成立的老牌电信公司AT&T(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以“Telephone & Telegraph”作为公司名称,此后的NTT(Nippon Telegraph & Telephone Corp.,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的名称也与之相类似,可见当时的“电话和电报”已涵盖了电信的全部内容。此后出现了数据、图像、计算机等多种通信形式,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纷纷进行电信体制改革,重新改组的各家公司普遍以telecommunication为公司名称,不再采用telephone & Telegraph,由于telecommunication这一名词较长,又常用telecom来取代,例如:China Telecom中国电信,British Telecom(BT)英国电信,France Telecom法国电信。Telecoms的含义:电信业,电信行业,电信工业,电信产业,电信界[3]。由此可见,早期的telegraph & telephone相当于今日的telecommunication。国际电话咨询委员会(CCIF)成立于1924年,国际电报咨询委员会(CCIT)成立于1927年,国际电信联盟(ITU)成立于1932年,CCIF和CCIT均为ITU下属的常设机构,此后CCIF和CCIT合并成为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CITT),1993年3月CCITT改组成为国际电信联盟标准化局(ITU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由此也可看出telecommunication与telegraph、telephone之间的渊源。二、Telegraph与telephone的译名如果按tele原来的含义进行死译、硬译,似应将telegraph和telephone分别译为“远距离书写记录”和“远距离声音”,但根据英文词典的释义进行推敲就可发现“电报”和“电话”的译名是极为恰当的[1]。telegraph:means of sending messages by the use of electric current along wires or by wireless.telephone:means of transmitting the human voice to a distance by electric current.由此可见,tele本身虽无“电”的含义,但在telegraph与telephone中隐含有“电”。“报”原指封建王朝时代抄传的官方文件和军政情报,如邸报、朝报、塘报、条报等,我国早期的官办电报是清廷应军政通信的需要而设立的,如1879年李鸿章架设大沽炮台至天津的军用电报线,1981年李鸿章架设天津至上海的“南北洋干线”。因此“电报”的译名既符合telegraph的原义又切合我国当时的国情,而“电话”的名称也远较“德律风”或“远距离声音”更为恰当。三、Tele、telecommunication与communication的译法如前所述,在通信领域中tele常可译为“电”。但由于专业的或商业的原因,有时不可拘泥,例如:Telco[AmE] 电话公司(telephone company的简写,美国的市内电话公司)[3]Teledensity 电话密度(每百人电话主线数)[3]Telefax 用户传真[3](该名词来自一项电信业务,即利用电话用户电话线传送传真,以区别于电信营业点经营的Bureaufax业务,因此不能译为“电传真”或“远距离传真”)如前所述,由于telecommunication这一名词较长,在许多技术或商业领域中常用telecom来取代。此外telecom已被世界各国广泛用来表示电信公司或电信行业,如果将以上的tele译为“远程”,将telecom译为“远程通信”就不伦不类了。在计算机系统中原已有communication bus、communication port等名词,有时为了与外部通信相区别,因而将telecommunication称为远程通信,这是可以理解的。又如telecontrol、telemetering等词应按照其专业惯例译为遥控、遥测。但对于通信行业来说,只能将telecommunication称之为电信。Communication的含义广泛,包括交际、传播、交通、通信,其中的通信又包含了面对面的对话、烽火台、旗语、灯语、信鸽传书、驿站……多种方式,而telecommunication仅仅是communication中的一部分,因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邮政和电信部门隶属于交通部。但时至今日,在许多情况下telecommunication和communication几乎已成为同义词,例如:Communication carrier[AmE] 通信公司(实际上指电信公司,与telecommunication carrier是同义词,因此也可译为电信公司)[3]Communication helmet 通信头盔(指安置在头盔中的无线电台,因此应译为盔式电台)[3]FCC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实际上负责管理美国的电信、电视等行业,并不管理交通运输,也不管理邮政,因而不能译为联邦交通委员会)美国陆军通信兵的军徽为两面交叉的信号旗,而今日的美军通信技术却以电信为主;现代广泛采用光通信,但其核心技术是光电子学,仍以“电”为主。因此,在考虑科技名词的译名时应吃透其含义,充分了解其背景,才有可能深入理解并得出正确的译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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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Prion是美国科学家S.B.Prusiner发现的一种新病原物,并因此获得1997年度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几年来此词的中文名一直比较混乱,本刊在此栏目中对其展开讨论。我们欢迎有关学科的读者参与书面讨论,在适当的时候全国名词委将召开研审会,确定其规范名。一、Prion的提出、定义及相关术语Prion的概念由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病学家Stanley B.Prusiner(斯坦利·普鲁西纳)于1982年4月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首次提出。他在研究与疯牛病(牛海绵状脑病,BSE)有关的一种人类大脑疾病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致病因子,命名为prion。他的该项研究荣获1997年度诺贝尔医学奖。Prion来源于英文proteinaceous infectious particle。该项研究诞生了一系列相关的词语,有:prion(1982《Science》)[1];prion protein(PrP)(1982《Biochemistry》)[2];prion disease(1984《Scientific American》)[3];PrPC(1986《Cell》、《Proc Natl Acad Sci USA》)[4,5];PrPSc(1986《Cell》、《Proc Natl Acad Sci USA》)[4,5];以及PrP27~30[6]、prion rod等。普鲁西纳给有关术语所下定义为[7]:prions是不含核酸的蛋白质性的感染粒子(Prions are defined as proteinaceous infectious particals that lack nucleic acid.)。PrPC是细胞prion蛋白(PrPC is the cellular prion protein.)。PrPSc是可致病的prion蛋白异构体(PrPSc is the pathologic isoform.)。二、Prion已有的中文译名由于该项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国内一开始介绍此项研究时,给prion的中文译名较为混乱。如有:朊病毒、朊蛋白、毒蛋白、蛋白病毒、蛋白粒子、蛋白感染粒子、蛋白侵染因子、感染(性)蛋白子、锯蛋白等,以及音译名称普恩蛋白、普里安、普利昂、泼里昂、普赖子。前期中应用较多的译名为“朊病毒”。据考查,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译名曾被列入《病毒名称》一书中。有关prion的译名情况参见表1。三、有关讨论与中文译名的变迁1987年出版的《病毒名称(第二版)》已收有prion,列入附录Ⅲ“病毒和亚病毒的部分术语”中,译为“朊病毒(感染性蛋白质)”。1996年《生命的化学》第6期中廉德君将其译为“蛋白粒子”;此后该刊在1997年4期上即有张友尚的文章对此提出讨论,认为“在其他报刊中也有称之为锯蛋白的。在prion发现的初期,曹天钦先生曾建议译为朊病毒”。张友尚也同意将其译为朊病毒;该刊1998年2期贲昆龙等又认为其他译名不妥,建议中文译名为蛋白传染子,或者将音与义结合,译为普赖子。《实用传染病学》(李梦东主编,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4月)将prion译为朊毒体,与此相关的疾病译为朊毒体病。《参考消息》从1997年10月开始介绍此项研究时用了“朊病毒”这一名称,并一直沿用了很长时间,如1999年5月29日还用“朊病毒造成致命失眠症”为题发表文章;但到1999年10月16日,在“法国科学家预言21世纪疾病”一文中已改称“感染性蛋白子”。《医学与哲学》一书中傅杰青、禹宽平的系列文章主张用“感染蛋白子”。[8]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所有译名中,初期以“朊病毒”的影响最大,连《科学通报》也用了“朊病毒”。后来,由于研究已明确阐明prion并非病毒(其结构较病毒更为简单,不含DNA和RNA),用“朊病毒”来表述prion明显是不合适的,所以“朊病毒”一词必遭淘汰无疑!部分学者在注意到该点后,已试图用其他词语代替应用较广的“朊病毒”。如《实用传染病学》、《医学与哲学》、《参考消息》、《中国中医药报》。在研究阐明prion有正常型和致病型两种之后,prion本身所表达的意义也有所变迁。所以,在其中文名称中出现“传染(感染)”或“毒”的意义也显得并不确切。可以说prion目前仍没有确切的、令人满意的中文译名!笔者认为很有必要重新给出规范性的命名。四、关于prion中文译名的建议由于prion是一种新的致病因子,因此其译名应与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已有的致病因子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最好能用两三个字来表达)。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译名应当确切(能体现出其蛋白质的本质);译名应具有新颖性(可创用新词,体现出这是一新的研究领域);译名应当简洁(便于作为一个词素来应用,方便这一新学科一系列复合性新术语的构词)。根据以上原则,以及笔者对该项研究较长时间的关注和思考,建议将prion译为“普朊”。此为音译加意译,简洁明白。理由如下:(1)prion与蛋白质的关系已经阐明,笔者对用“朊”代表蛋白质的作法表示赞赏,可以使译名具有简洁的特点。(2)prion提出的早期,普鲁西纳认为它是有致病性的,故称其为“感染性的……”。但后来的研究简明,PrP有正常的(PrPC)和致病的(PrPSc)两种不同的形式,因此产生了“一种蛋白,两种构型”的论断。但这在命名学上产生了逻辑矛盾。[8]因为正常型是没有致病性的,谈何有感染性?所以我们在命名prion时,不必受其原有的限制。故将prion的词头音译为“普”字。将prion整个词语译作“普朊”。“朊”之发音与prion之后半部分亦极为接近。这是一种巧合。(3)prion与proteinaceous、Prusiner的词头都是p,译作“普朊”暗含有普鲁西纳中文名称的首字,这更是一种巧合。(4)“普朊”的命名可以使该领域产生的一系列新术语也变得简洁明了,符合这一门新学科的需要。试译如下:prion——普朊;prion protein(PrP)——普朊蛋白;PrPC——正常型普朊蛋白;PrPSc——致病型普朊蛋白;prion disease——普朊病;PrP27~30——分子量为(27~30)千道尔顿的普朊蛋白;prion rod——普朊小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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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术语研究》在2005年第2期上特辟专题,就“生态环境建设”提法进行了讨论。笔者仔细拜读,在深受启发的同时,觉得有几点值得商榷。一、“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不是黄秉维先生笔者在2003年曾就“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概念的起源与内涵进行过探讨,发现“生态环境”这个汉语名词在中国的出现至少已有50年历史。[1]因为,在1953年出版的译著、苏联А.П.谢尼阔夫著的《植物生态学》中就出现了俄汉对照名词“экотоп生态环境”[2]。在1956年出版的《俄英中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地植物学名词》中已经有了汉英俄对照名词“生态环境ecotope экотоп”[3]。基本上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这一名词也开始在部分生态学著作的题名中出现。[4-5]因此,黄秉维先生在五届全国人大讨论宪法草案时(即1980-1982年期间)提出“生态环境”一词,实属重提,而不是首创。即使黄先生自己说“我这个提法是错误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黄先生是“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有关“首创者”[6]的说法欠妥。二、“生态环境”一词在国外也有较普遍应用笔者曾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在线书目进行过并行检索。结果表明,共有10种书籍在题名中使用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一术语。其中5种出版于中国,1种在波兰,1种在巴基斯坦,1种出版于南非,1种在美国,1种作者不详[1]。同时对1973年以来的CAB文摘进行的检索结果表明,共有99篇论文、报告和著作在题名或摘要中使用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一术语。其中中国作者44项,德国作者9项,法国作者4项,其他20个非英语国家29项。国语或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印度和新加坡共13项[1]。Barrows在他编写的《动物行为、生态学和进化词典》中也收录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一词[7]。三、“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使用Barrows认为“环境(environment)”是指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生物群体周围的生物、气候和土壤等条件的综合,既包括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也包括对生物不起作用的因子。而“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是“一个生物的特定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影响该生物对种群生长的贡献”[7]。孙儒泳等认为“所有生态因子(即‘环境要素中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构成生物的生态环境”[9]。笔者曾将“生态环境”定义为“对生物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和分布有影响的环境因子的综合”[1,11]。王如松最近指出,“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10]。虽然目前对“生态环境”的定义不尽一致。但是归纳起来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特指对生物起作用的那些因子[7,9,11];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特指“生态关系”或“功能性关系”[10]。而事实上,“生态环境”一词与“外部环境”[7]“生物环境”[9]“粗粒环境(coarse-grained environment)”[7]和“细粒环境(fine-grained environment)”[7]等词组一样,在词组结构上均属偏正结构。这些“环境”概念各具特定内涵,并共同构成了生态学整个概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来使用。四、“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不在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提法受到许多专家的质疑,这是事实。但是,其弊端并不在于“生态环境”。因为假如当初提出“生态环境建设”的人,知道“生态环境”一词既可能是“生态学的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的简称,又可能是“生态与环境”的简称,很可能就不会提出所谓的“生态环境建设”。因为当提出者在可能面对多种解释(如“生态学的环境的建设”“生态与环境建设”“生态或环境建设”,等等)的情形下,还不至于“明知故犯”,使自己陷于难以自拔的境地。事实上,“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正在于提出者当初并没有弄清“生态环境”与“生态学的环境”和“生态与环境”的联系,以及“生态环境”与“环境”的区别。直到1999年,黄秉维先生在承认错误时也还认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8],便印证了这一点。因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的看法仍然不妥。五、在政府行文中不宜使用“生态环境”一词一般而言,政府行文是面向社会的,它所采用的某个学科的术语,不仅要求在本学科是科学的,更要适合于整个社会,既具有普遍性又不会引发歧义。“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来用。在日常用语中用“生态环境”一词“也是可以的”[12](无论它是“生态学的环境”的简称,还是“生态与环境”的简称)。但是,(1)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生态环境建设”(即“生态学的环境的建设”)没有普适意义,不必见于政府行文之中;(2)若“生态环境”一词用于政府行文之中,既可理解为“生态与环境”[12],又可理解为“环境”[8],还可理解为“由生态引起的环境问题”[12]等等,容易引起混淆。因此,在政府行文中不宜使用。笔者同意对“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提法加以纠正,并以“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保护环境”等来代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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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规范科技术语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多年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的科技书刊、报纸及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规范表达科技术语的严格要求,并把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始终作为检验、评价出版物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来抓。遗憾的是,目前科技出版物中仍然存在着使用科技术语混乱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但存在于科技书刊中,而且也存在于常用工具书中(如各种文种对照词典和百科全书中)。在长期从事地理期刊编辑工作中,笔者发现很多作品存在着科学技术概念不清,特别是术语表达不准确和定义模糊等现象,因而淡化了文章中术语定义和概念的解释。这不但不能正确表达作者的原意,而且影响文章的科学性、可读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读者。本文通过列举实例,分析科技出版物中存在的术语混乱现象,给出了“潟湖”一词的科学定义,探讨“潟湖”一词及其一系列派生词在维吾尔语中的正确翻法和规范表达。1.“潟湖”的定义在海岸带,有一种地貌,汉语称“潟湖”,英语称“Lagoon”,俄语称“ЛΑГУНΑ”,维吾尔语称“Koltuk kol”。它是指在海岸与长条状滨外沙嘴、沙坝或珊瑚礁之间的封闭或半封闭的浅水区域,常有一条或多条潮汐通道与外海相通,而滨外沙坝是波浪在沿岸浅水区堆积成的、与海岸大体平行的长条形砾石堆积体。在热带海岸中的环状珊瑚礁内也能形成潟湖。有些沿岸潟湖本来与外海相通,后来由于泥沙的淤积,也可能被封闭在海岸之内,有的在高潮时通过潮汐通道可与海水相同:如,台湾省的高雄港即为典型的海成潟湖,河北昌黎县七里海也属此类,有的则与海水不通。还有古代潟湖长期与大海隔离和较长岁月的沉积作用,使原有咸水因地表淡水的注入,逐渐淡化而成淡水湖,称“残留湖”,如浙江杭州西湖。天津北大港和南大港都是由贝壳堤所封闭的潟湖。地质时期的潟湖常是盐类矿床、煤炭、石油、天然气、铝土矿等重要资源的产地。在《维吾尔语详解辞典》里给“潟湖”一词下了如下定义:Koltuk kol——词根Koltuk一指解剖学专有名词“腋”,二转指湾,原指腋(胳肢窝)在地理学扩大涵义转指湾,如海湾、河湾、山脚湾等等。有时指在大海、河流向陆地凹进去的部分,甚至河谷、山谷、悬崖和水域等的腋状部分,比如海湾、河湾、山麓的右腋、左腋等。潟湖——是地理专有名词:指浅海区、河流入海口由沙子堆积堵塞而形成的湖。涨潮时这种湖会与大海连接起来[1]。2.“潟湖”在各出版物中的错误使用实例“潟湖”一词长期以来,首先在汉文出版物中被不正确的使用。例如,汉文《地理学词典》[2]中被正确写作为“潟湖”,而在英译汉《地理学辞典》[3]中被错误写做为“泻湖”。其次在维吾尔文出版物中表达不同,例如,《汉维规范化名词词典》[4]里这一术语被写为“舄湖”,“Laguna”。阿布都卡德尔.尤努斯等合编的《汉维自然地理词典》[5]被译做“泻湖”,“Dengiz Korpisi”。《汉英俄维石油技术词典》[6]被译做“Akar kol”(汉语译为流动湖),“Koltuk kol”(汉语译为腋湖)。艾尼瓦尔·加帕尔等编的《汉维词典》[7]被写做“Laguna”,“泻湖”。买买提艾力等编的《汉英维科技大词典》[8]被译做“Kol”(译为湖泊),“Akma kol(译为游移湖)“舄湖”,“潟湖相”译为“Koltuk Kol Fatsiyasi”。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英语中早已被规范表达为一种方式的,后来在汉语中也被规范化表达为一种方式的这一术语,维吾尔文出版物中却有多种表达方式,甚至更令人遗憾的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民族语言术语规范审定委员会编纂的《汉维规范化名词词典》也直接将根词“潟湖”音译表达为“Laguna”,而派生词“潟湖相”意译表达为“Koltuk Kol Fatsiysi”。3.比较分析我们首先看一下汉语中的“潟”和“泻”字中哪一个是正确、规范表达的词根形式。第一,这是因为此二字的字形相近,而且“泻”字的繁体“瀉”和“潟”更为相近。“潟”字与繁体“瀉”字,形虽近而意实不同。在《汉维新华字典》[9]和《现代汉语词典》[10]中,“潟”注解为“潟”同“舄”,“咸水浸渍的土地”,既然是“浸渍”,应该是不流动或流动不畅;而“瀉”则是“液体很快地流下;如:一泻千里”。二者意思截然相反。其次,针对不同出版物中的不同用法,规范名究竟怎样定,地理学名词委员会曾于20世纪80年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主张将错就错,理由是“泻”字好认好写。但经反复讨论后,委员们认为应该首先尊重科学性的原则,不能迁就错误,而且“泻湖”一词易引起概念理解错误。最后委员会确定采用正确的写法,称作“潟湖”,并于1988年正式公布作为规范名。接着,1989年出版的《海洋科学名词》[11]和1993年出版的《地质学名词》[12]也一致作了这样的确定。至此,这个由形近字引起的名词混乱得到了纠正。但是,即便如此,后来还是有一些专业性的文章在继续错误地使用“泻湖”这个错词。甚至《中国海洋报》2002年9月20日头版头条的新闻《实现海洋卫星系列化发展》文章中,还在使用“泻湖”这个词。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一下在维吾尔语中是怎样规范表达“潟湖”一词的。语言学家们就现代维吾尔语新词新语的构词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就新词构词法达成共识,认为采用附加成分、造词、借词、挖掘母语词汇、简称等方式为维吾尔语构词法的最佳方式[13]。科技术语用维吾尔语表达时可以用母语来表达的应尽量用母语表达,无法用母语表达的,则借用兄弟民族语言来表达。如果无法借用兄弟民族语言,那么就借用国际通用语言,以音译为指导原则[14]。可以看出,在强调的上述观点与方法中,基本确定了科技术语维吾尔语翻译规范表达应遵循的具体原则,特别明确了造词和借词应占主导的地位。然而,现在动辄借用外语,未能发挥维吾尔语在充分利用母语词汇资源构词方面的优越性,维吾尔语的潜在优势未得到充分挖掘。在完全有可能用母语的构词方式表达的情况下,将“潟湖”一词轻易地借用外语直接音译为“Laguna”[4,5,8]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借用外来语,特别是直接借用科技术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维吾尔语词汇成分,但不利于维吾尔语词汇以自身内在的规律健康发展。我们并不以此为理由而排斥借用外来语的做法。借用外来语是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因受其他语言影响而发生的一种正常现象,尤其是科技术语直接以音译方式借用外来语在每个语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科技术语的借用一定要遵循“立足母语”、“音义统一”、“便于推广”的原则。术语是指各门学科专门使用的词语。科技术语是指在科技领域中专门使用的词语。这种词语把单一性和准确性作为自身的一种重要特点。现代维吾尔语中的术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规范表达:一种是利用维吾尔语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手段,还有一种是通过借用其他民族的词语来形成,科技术语也不例外。所以在维吾尔语表达“潟湖”一词时,对它在地理专业中的原有涵义、基本概念、特征,并对维吾尔语的构词规律与借词原则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讲“潟湖”一词以构词方式为手段、以学科内涵为依据翻译表达是很有必要。科技术语以单一性、科学性、系统性为自身的主要特点,“潟湖”一词在地理科学里,确切的说在地貌学里是表示地表形态时专门使用的一个专业术语。在汉语《现代地理学辞典》[15]与其他解说性工具书[2,3],对这一术语像本文前半部分里所说的一样下了明确的定义和解释。《维吾尔语详解辞典》[1]也下了类似的定义和注解。根据“潟湖”这一术语的专业定义和内涵,称它为“Koltuk kol”或“Koltuk koli”是比较合理的、正确的。首先,对应其自身的专业化概念。其次,恰当得体、准确、通俗易懂。再次,完全表达和反映该术语在地貌学中的科学概念、定义及其基本特点。如果我们按《汉英维科技大辞典》[8]所表示将“潟湖”一词称“Kol”(湖泊),“Akma kol”(游移湖),“潟湖相”称“Koltuk kol fatsiyisi”用两种规范化形式表示的话,那么就会将“湖”这一总概念与“潟湖”、“残留湖”等专有名词概念混为一谈,淡化或完全消失“潟湖”一词在地貌学中的原本概念。更重要的是包括“潟湖”一词科学概念系统、逻辑关系与构词能力等在内的整体性会受到影响。将“潟湖”一词译为“Koltuk kol”,那么可以为一些派生词留下系统表达的余地或可能性。正确表达“潟湖”“Koltuk kol”这一根词之后,就可以借用附加词,根据他们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果关系与之组成一系列的派生词,如:在维吾尔语里可将两个固定词互相在从属关系的基础上合并,并在语言与语义结构方面构成完整的词汇实体。这种构词法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根词+根词。如:公路Taxyol(Tax+yol);款冬花Tengga yopurmak(tengga+yopurmak);乌龟Taxpaka(Tax+paka);盐湖Tuzkol(Tuz+kol);潟湖Koltukkol(koltuk+kol)。第二种:根词+根词+附加成分。如:水库Su ambiri(Su+ambar+i);糖水Xiker suyi(Xiker+su+yi);世界地图Dunya heritisi(Dunya+herita+si);潟湖Kolyuk koli(Koltuk+kol+i)。按照上述构词法,将“潟湖”翻译表达为“Koltuk kol”或“Koltuk koli”都是正确的。但是,科技术语只能在专业方面所具有的基本概念及原本内涵基础上来表达,一个概念在某一学科领域内只能有表示单一内容的一种称谓。根据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潟湖”(koltuk kol)这一术语在前半部分使用的修饰语“koltuk”(腋、腋状的)形象地表达了湖(kol)的成因和地理条件。将“潟湖”译为“Koltuk kol”是规范化的,正确的,也是惟一的。*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地理学术语在维吾尔语中的规范表达研究”成果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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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老龄”(ageing)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不同意见:首先,汉语“龄”字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是表示“年龄”的“专有名词”;其次,老龄一词的使用从衰老生物学扩大到老年学研究领域,反映出学科发展的史实;另外,“老龄”一词符合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基本原则,已被学术界、语言文字学专家和官方文件广泛接受;最后,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习惯性命名原则和“龄”字的汉语特点,“ageing”可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1.问题的提出近10年来,《中国老年学杂志》副主编张雨林教授等学者4次撰文[1~4],就ageing一词的汉译问题提出异议,认为“ageing可译为‘老化’、‘年老’、‘增龄’、‘衰老’或‘老年’”[2],但不应译为“老龄”和“老龄化”[3]。理由是:其一,“‘老龄’属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硬造’之词”,至今未得到以《辞海》等辞书为代表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界认可[3];其二,由于“老龄”等同于“老年”,如将ageing译为“老龄”或“老龄化”,会导致“老年”等于“老龄化”的误解,容易造成逻辑混乱[4]。因此,张雨林等教授提出,ageing译为“老龄”属“误译”[1,3],“‘老龄’一词应废止”[3~4]。由于现代老年学的许多名词术语主要来自于英语,在汉译过程中,百花齐放,见仁见智。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工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科技发展的基础性配套工程,意义重大而深远[5]。老年学术语的规范化讨论对本学科的发展也很有裨益。因此,笔者愿就“老龄”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管见,兼向张雨林等教授请教。“老龄”一词是否应当废止,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老龄”一词是如何产生的,二是它是否符合汉语科技术语的定名原则,三是它是否可能废止。说到“老龄”,恐怕首先要弄清“龄”字是如何以及何时造出来的。“年”与“龄”字是否同义等问题。2.“龄”字的形成年代、语义及其与“年”字的比较由于现代汉语中常以“年龄”并称,很多人便以为“年”与“龄”这两个汉字的语义完全相同,这是一种误解。2.1 “龄”字的形成年代与语义“龄”字大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比“年”字的出现至少晚了1200多年——据古籍记载,起码在西周(前1046~前771)时就有了“年”字。按,据北宋·徐铉《说文新附》和南宋·娄机《汉隶字原》等两部文字学书考证,甲骨文中只有“令”字,直到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前后的《鲁峻碑》拓文中,才见到“令”旁加“齿”的“龄”字,于是推断:“龄”字为汉人所造[6]。龄的本义从齿,读“令”音:“龄……从齿,令声”[7]。齿是开始的意思,也指代年龄——据说年幼的马匹一年长出一颗牙齿,故以齿计算其年岁(《谷梁传·僖公二年》),进而指代人的年纪,如某人自谦虚度年华,就说自己是“徒增马齿”。古人还认为齿是长寿的象征,称老年人齿落更生是“寿征”(《尔雅·释诂》)。齿还有重视之义,如从周朝开始,朝廷赠手杖给70岁以上的老人,称为“尚齿”,所赠手杖称为“齿杖”(《周礼·秋官》)。以礼待人称为“齿遇”(《世说新语·贤媛》),等等。在“龄”字出现之前,纪年单位中已经有了岁、祀、年、载等字:“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尔雅·释天》)。但上述汉字中的纪年概念都是其引申义,如岁指岁星即木星,祀指祭祀,年指谷物丰收——“年”的本义从“禾”,读音从“千”[7]。千禾,就是大丰收:“年,谷孰(熟)也”[7],甲骨文中的“年”字就像一个沉重的麦穗低着头(见表1)。载通才字,指草木初生。只有“龄”字的本义即指年龄:“龄,年龄也”(《玉篇·齿部》)。龄字的出现,在文字学上,使汉字中岁数的表示方法从“普通名词”进化到“专有名词”;在文化学上,是儒家孝文化张扬的结果,尤其是与西汉武帝(前156~前87)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以尊老敬老为时尚的社会风气有关。龄字的引申义为年限或(已经过的)年数[6],如工龄、教龄,党龄、团龄、婚龄、育龄等。现代生物学上,以龄为单位划分某些动植物生长期中的阶段,如“幼龄”、“青龄”、“老龄”、“成龄”等就是在这个语义概念上的外延。2.2 “龄”与“年”字的比较2.2.1 “龄”与“年”字的通用性“龄”与“年”字仅仅在岁数或寿命这个语义上是相通的。古代文献中以“龄”代“年”或“年”、“龄”混用的例子很常见,以医学文献为例,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同一卷书中以“延年”、“延龄”并列(《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养老大例第三),清代宫廷秘方“龟龄集”、“延年丸”、“保命延龄丸”等,其中的“年”与“龄”字,语义均相通。“年龄”一词与“肥胖”词组类似,实际上都是由同义语组词而成。2.2.2 “龄”与“年”字的差异性从汉语语言学角度看,年”与“龄”字除本义不同外,在引申义和语感上都有差异。如前所述,“年”的本义指谷物丰收,“年”的时间概念是根据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循环而逐步认识的,它反映出古代农耕社会的生活习俗。“年”字的引申义较多,除了作为时间单位如平年、闰年、天文学上的恒星年、回归年、年点、交点年等,还可当年节、命运、帝王年号、姓氏讲,另外,科举时代同年考中者也可互称年兄、年弟。作为“岁数、年纪”讲,只是年的引申义之一[8~9]。“年”还有一个读音为ning(去声),是侫的假借字,即巧言善辩之意。现代汉语中已很少这种用法了。相比较而言,“龄”字仅“年龄”一个含义,非常单纯。从语感上讲,“年”字除有丰硕、庄重感外,在民俗学上还有“鬼魅”之意,“过年”的原始意义实际上是避鬼邪[10]。而“龄”字中表意部分的“齿”字,则给人一种生命鲜活变化的动态感觉。古代常见用齿发的情况来表示人类年龄的变化,如《黄帝内经》中以“齿(乳牙)更发长”来形容儿童期(八岁),以“真牙(智齿)生而长极”代表“二八”的青壮年期,用“发堕齿槁”表示“五八”中年已至,而“齿发去”则说明进入“八八”六十四岁以后的老年期了(《素问·上古天真论》)。为了便于理解与对照,下将“年”与“龄”字出现的年代、本义和引申义列表如下(见表1):由表1可知,除岁数这个含义外,两字的其他语义都不能相互替代,否则就听着别扭,不像汉语了,如“过年”不能说成“过龄”,“工龄”不宜讲成“工年”,等等。3. 讨论3.1 “老龄”一词的产生与使用语言从来就处于变动不居中,语言文字的生命力也正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古代文献中确无“老龄”一词,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龄字形成较晚,笔画较多,不易书写,宋代以前印刷术不发达,故文献中连“老年”一词都少见,多以“老人”代称;二是龄从齿义,齿字本身就有长寿的含义。如古语有“齿危发秀”即鹤发童颜说,危,指高,齿危即高龄,类似的说法还有“寿享遐龄”等。诚如张雨林等教授所言,“老龄”一词作为术语,最早是由衰老生物学引入学术界的[2]。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速,“老龄”一词的外延扩大,由动植物生命周期指称人口结构的增龄性变化。“老龄”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恰好反映出老年学由研究个体老化逐渐过渡到群体老化、由自然科学发展到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史实或历程。1982年,中国参加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World Assembly on Ageing )”,中文作为官方语言,联合国在发表的中文会议名称和会议文件中都将ageing译作“老龄”,中国自维也纳会议后出版的会议文件到成立老龄问题委员会以及1995年国务院成立中国老龄协会,都一直沿用“老龄”一词,至此以后,“老龄”一词已被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广泛接受。东汉后期带“齿”字偏旁的“龄”字的创造以及现代汉语中“老龄”一词的普及使用,都体现出中国语言文字的生命活力,应当视为一种进步。3.2 “老龄”一词是否应当废止?“老龄”一词究竟是否应该废止,当以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一些基本原则来衡量。这些原则包括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习惯性、民族性(中文特性)、国际性和学术性等八个方面[5,11]。科技术语定名的各种要求中,科学性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所谓“科学性”,即定名时应按科学概念的内涵来定出规范的名词,使其“名符其义”[5]。ageing一词的原义是年龄或“岁”,可作为动词的现在进行时,也可作为名词使用。ageing一词作为名词是日历年龄的变动或增龄,其外延有“使衰老”、“使老化”、“使成熟”、“使变陈旧”和“衰老”等意[12]。“老龄”一词恰恰保持了“年龄”、“增龄”、和“日历年龄”等含义,而“老年”一词则显示不出这种变化的语感。所谓“单义性”,是指科技名词应是单一的、专用的,一个名词只对应一个概念,即“一词一义”或“一义一词”[5]。而“老年”一词,在古代汉语中除指老迈之年即老年人(old age)外,也解释为“多年以前”(a long time ago),如俗语“老年间”[6]。可见,“老年”一词不是单义词。而“龄”和“老龄”的字义相对单一,只有年龄和增龄的含义。术语的定名要考虑与国际接轨,以便于国际间学术交流。如前所述,80年代起,联合国在发表的中文会议名称和会议文件中都将ageing译作“老龄”,日本则一直采用音译和汉译两种,汉译为“高龄者”[13]或“高龄化”[14]。汉语“老龄”一词的广泛使用,无疑是受到不同文明间交流日益加深、加快的影响。由此可见,笔者认为,“老龄”一词似乎没有被废止的理由。3.3 “老龄”一词是否可能被废止?新词的使用非人力所能强迫。笔者通过google在因特网上检索了一下,“老龄”出现185000条,“老龄化”出现144000条,虽稍逊于“老年”的出现频率(207000条),也足可说明“老龄”一词的普及程度及其鲜活生命力。近几年来,“老龄”一词也日益为我国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界所接受和认可。据笔者的不完全检索,从1997年至2004年的8年间,由出版过《辞海》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过《辞源》的商务印书馆以及在语言文字出版业享有信誉的语文出版社、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单位出版,由学术机构或知名语言学家主编(编著)的6部辞典中,都“名正言顺”地同时收录了“老龄”和“老年”系列词条。如表2所示。尤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辑的《现代汉语辞典》,1997年5月、2002年8月和11月先后共计出版了3个版本。这3个版本都收录了“老龄”和“老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双语本中,不仅收录了“老龄”一词,还与英语ageing对应翻译。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随着新学科、新概念的层出不穷,新名词也会不断涌现。但语言如同流水,也是大浪淘沙,优胜劣汰。“老龄”一词经过多年应用,目前已经“登堂入室”,普及成汉语的常用语汇,难以人力阻止。3.4 ageing译文的商榷张雨林等教授认为,ageing是从动词age派生而来,是动态词,因此不应译成纯粹的静态名词“老年”或“老龄”[3~4]。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同意中国老年学学会前会长、著名人口学家邬沧萍教授的观点,即ageing译为“老年”值得推敲;在生物学界,可译为“老化”;在老年学研究领域,“老龄化”比“老化”更达意和准确[15]。邬沧萍教授在著作中从5个方面论证了ageing译为“老龄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但对为何“ageing译为‘老年’值得推敲”这点,没有展开论述。笔者认为,除了“老年”一词没有体现出ageing的动名词特点外,还在于“老年”一词的多义性,不符合汉语科技术语定名原则中的单义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看,将ageing译为“老龄化”更贴切,比“老年”更达意、更准确。老龄化即人口老龄化,系是指总体人口年龄结构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相对增高的一种趋势[16]。“老年”的概念则体现不出这种趋势或态势,相比较而言,“老龄”比“老年”更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和民族性。另外,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原则规定,对“一词多义”的名词,在特殊情况下可保留一个同义词[5]。鉴于“龄”字的语感特点及其概念内涵,将ageing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并不违背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上述原则,同时,也兼顾到了“习惯性(即约定俗成)”的定名原则。(本文经中国老年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审阅,并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特此致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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