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法之治”的现代意义

"礼法之治"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社会的基本治国理念,是将礼治和法治以"德主刑辅"的形式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为当时的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礼治、法治思想,成为中华法系的标志之一。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通过合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将礼法之治的方法有效地应用到当代社会,将更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法治国家的确立进程。     

关于"礼"的法理学思考

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现代化的特定的语境.只有以正确的态度与策略审视和对待过去,才能建构起法治现代化的大厦."礼"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把锁钥,进行"礼"法关系的研究有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德法之辩”命题价值体系的建构及模式

源于道德与法律二者关系的"德法之辩"命题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中,尤其是命题"本天立人"价值目标的建构模式,使我们不仅可以知悉法律制度体系价值目标的建构进程,而且可以领略到法律所具有的强大约束力的形成过程,以及如何发挥其约束力的基本逻辑。更为重要的是,也可以了解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价值内涵,以及法制文明基本特质形成的基本文化背景。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对于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那就是如何型构出法律制度体系的价值内涵。     

法治框架下转基因食品认知的实证展

法治是一种规则之治.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转基因食品面临技术与经验的博弈.法治框架下的转基因食品认知不仅涉及民众切身利益,且关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繁荣与发展.从法治视角审视当下中国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诸多争议,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现代科学技术在法治进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与身份.基于此,法治框架下的转基因食品认知可以且应当以实证调查与分析为切入点,在技术与经验之间寻找符合法治规则的平衡点.     

后现代城市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空间的建构

后现代城市作为"人类思想文化创新地"理应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镇。青岛财神节的热闹与冷清折射出有民族文化"活化石"之称的传统民俗节日在后现代文化多元化社会中的处境。传统民俗节日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却面临着在一个几乎全新的文化生态中重新建构自己生存空间的问题,后现代城市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空间的建构主要包括民俗节日的社会心理和意识空间的建构,民俗节日物质文化空间的建构,民俗节日生活和社会交往空间的建构。     

关于徽州民间调解的当代法文化意义

徽州民间调解是徽州民间法的一种表现,放到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的体系里看,徽州的民间调解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文化,更是中国法文化的重要遗产。中国当前的法治困境主要来源于对中国实际和中国历史的不了解,更没有关注传统中国所蕴含着的法文化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徽州民间调解的法文化含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事实上,在对法治进行历史化的考察中,徽州研究和四川地方档案研究一直是在与北京的法典研究、＂大法＂研究相对应的微观历史研究。所以,深度挖掘徽文化中的法治研究尤为重要。     

法治视野下的警察形象研究

法治是现代性社会应该具备的一种治国理念、治国方式,法治文化则是法治理念、方式在整个文化中的投射。研究建立在中国本土资源基础上的法治文化有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事业。警察文化是法治文化中的重要一元,是以执法性为特征的文化。而警察形象可以说是一国的警察文化在国民头脑中积累形成的一种整体性、概括性、稳定性的富有直观色彩的总印象。警察作为执法机关的执行主体,其良好的社会形象对于建构民众对政府的支持、认同与信任,促进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着积极意义。通过法治视野下的警察形象的现状分析,可以透视和发现公安这一国家重要职能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可能存在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问题、改善治理的方案,这将有利于建构先进的警察文化,加快法治政府、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     

丰子恺的童心论与传统文化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童心"是他独特风格和艺术魅力的根源.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文化均有对"童心"的推崇与追求,丰子恺作为传统型的现代文人,他的"童心"正是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的表现.     

关于“礼”的法理学思考

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现代化的特定的语境。只有以正确的态度与策略审视和对待过去,才能建构起法治现代化的大厦。“礼”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把锁钥。进行“礼”法关系的研究有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探究源流 与古为新——《中国传统忠伦理研究》评介

<正>孔子研究院孔祥安研究员、何雪芹博士合著的《中国传统忠伦理研究》一书于2018年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传统忠的发展流变,深刻阐述了忠伦理的时代价值与现代转化,是一部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之作。大家知道,"忠"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范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德目,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人们的身心修养、人际的和谐     

浅析中国古代人性论与德治的关系

德治与法治历来是一个国家进行政治统治必然要进行选择的治理方式,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多以"人性善"为哲学依据,由此衍生出德治的传统理念,即使在"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治,亦包含了西方法治思想所不具备的德治内容。人性论哲学与社会治理思路密切相关,挖掘其间所存在的逻辑演进关系,是当代中国确立合理的治国方针所必须的理论根源。     

规范多元与中国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兼论民间防火规范的价值

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问题,法学界大体上存在着社会演进型的法治路径和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路径两种不同的观点。社会演进型的法治路径主张:“法治主要是在社会生活(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和演变出来的,是社会自发形成的产物。”①法治秩序一般被视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非理性建构的秩序。通过模仿和外来的强力很难真正实现法治秩序的建构,只有借助传统才能为法制的制度性变迁提供基础。政府推进型的法治路径主张; “政府是法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法治主要是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是主要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本土改治资源完成的,是人为设计出来和建构出来的。”②与前一观点不同,法治秩序在这里一般被视为一种理性建构的秩序。鉴于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的传统,这些学者通常认为,通过模仿和外来的强制力可以真正实现法治秩序的建构,而不必借助于传统。传统甚至被视为一种现代化的障碍(而非可被批判吸收的资源),放在了法治建设的对立面。     

论中国知识分子的非充分性职业化形态——以民国前后的出版业为核心加以考察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精英—名士型"的。这一款型的知识分子的最高价值指归是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团体所肩负的特殊的文化—社会使命。但现代知识分子是职业型的。职业型知识分子首先需要考虑的乃是个体自身的生存。在职业社会,"义"与"利"可以是二分的,工作也可以只与经济报酬相联系。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从一个侧面加以描述,正表现为精英意识的日渐淡化与职业意识的日渐加浓。但其间的关系也颇错综复杂,职业意识并没有在短期内确立起它充分的游戏规则。在传统精英理念的支撑下,工作岗位不可避免地仍然与个人的价值理念纠结在一起,从而表现出一种非充分性的职业化形态。这在民国前后出版业的发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尚德与务法:秦汉时期“德法之辩”命题的基本特质及其启示

"德法之辩"命题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透过这一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领略到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在国家治理模式、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方式以及法律意识培育途径等问题上所做出的选择与坚守。尤其是在该命题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后,客观上为秦汉时期在治国理政模式与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方式上进行选择与尝试提供了多样化的新内容。为此,在"德法之辩"命题的核心内容上,秦汉时期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质,秦任法而治,不别亲疏与贵贱,将法律之治推向极端,而汉倡德治,必贵人伦情理而慎刑,力主道德法律化,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法律制度体系儒家化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治理模式与法律制度特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知识分子人格问题论纲

受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科学制度、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知识分子在人格结构上表现出依附性与参与性的特征,与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性、独立性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现代化的冲击,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精神上努力的方向。在中国行将步入21世纪的重要时刻,中国知识分子应担起自身的文化使命与社会使命。而要建立起包含终极关怀的文化体系与社会批判体系,必须首先建立起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历史迷失的反思,则是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构建的出发点。     

乡村社会治理中礼治与法治的实践与思考

乡村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关键环节。通过对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即礼治与法治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传统的礼治与法治在现代社会中的时代价值。面对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充分发挥二者的价值,从破除传统法治藩篱和重塑传统礼治两方面入手,不断落实现代法治,构建礼治与法治二者良性互动的多元共治格局。     

中国传统法观念的再思考——兼与方孔先生商榷

方孔先生在＂传统中国法分析＂中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法律文化传统进行相当深入的批评。指出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存在着＂不客观、不实在、不合群、乱伦＂等一系列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的特点,人治传统浓厚而法治传统阙如。但是＂中华法系＂应该是一个具有多元内核的,儒道法诸子百家各种学说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具有本土化、原生性、开放性的法律体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浅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实践的灿烂成果。本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成因和社会基础进行分型,剖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品质,并以现代人的眼光经行评析,试图找出传统精神与现代社会契合和不契合的部分,借以找出中国法治现代化应带借用的成分,剔除不适合现代社会要求的落后因素。通过借鉴西方先进法律文化和继承本民族民族精神的闪光点,为中国法制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创建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高效和公平的法治体系,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书院精神作为“为己之学”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以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为例

"为己之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通过在书院所从事的教育与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亲自拟定《白鹿洞书院学规》,开启了书院的传统与精神。"为己之学"作为书院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强调修身治德,追求自我德性的完善,理想人格的成就;这种传统道德教育倾向在现代社会对于培养健康个体人格、营造和谐社会环境,提高道德主体修德成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消解现代教育的功利化、工具化倾向有其特别的价值与作用。     

法治理念的建构

本文从法治理念的建构这一角度回顾了中西方法治理念的演进,剖析了法治理念的建立过程并提出了"法治"是治者是治的方式这一观点,愿对中国法治现代化发展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