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走向分析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即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趋于缓和;对自然科学问题的研究取代了方法论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任鸿隽拓荒中国科学文化路径刍议

向没有科学的国度移植科学是一种文化转移过程,从文化入手向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中国移植西方科学文化应该寻找到中西文化的衔接点顺势而行。在传统文化中顺承科学文化基因,在青少年中全面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是任鸿隽及中国科学社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选择,但他们错过了这个历史机遇。近代中国推进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任鸿隽所选择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和横空嵌入的方式必然会发生"排异反应"。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划界思想的演变和反思

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关系是贯穿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一条主线，但也是其至今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当前，面对后现代科学哲学日益把科学与宗教、文学、巫术相等同的剧烈冲击，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划界思想的发展历程，分析各学派在划界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借鉴吸收西方各学派的正确思想，加以辩证地综合，形成我们自己关于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关系的理论。     

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

科学、哲学、文化是三位一体的，文化基因决定了科学的所有本质特征。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在西方文化土壤上诞生并得到不断发展，是和西方文化基因密不可分的。西方科学之所以在当今世界一枝独秀，其原因就在于它的文化基因的独特性。这些独特的文化基因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     

“科学战争”与“科学的社会研究”

由一本《高级迷信：学术界的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所引发的“科学战争”,加上一篇的讽刺之作的发秀,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重新引发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所谓“两种文化”的传统争论。这场“战争”至今仍未平息。本文简要介绍了这场“科学战争”的来龙去脉,对隐藏在这场“战争”中的诸多问题和背景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试图说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必要性。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文化屏障与跨越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在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时期(1582-1775),"夷夏之防"和"西学中源"是近代西方科学传入的文化屏障。第二时期(1807-1928)的"西学中源"文化观(晚明思想的嬗变)、"中体西用"文化观和"西体中用"文化观引领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融合"与"会通"。跨越屏障后的科学文化观发展经历三阶段,呈现三形态。     

朱熹与科学

朱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儒，其理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儒学的发展对朱熹的科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反之，朱熹对自然现象的关注和研究，也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朱熹对科学的研究显现出与西方科学研究不同的特点。     

“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哲学批判

“科学的文化研究”是西方元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它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和激进生态主义等多维视角出发,以认识论的建构主义和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批判传统科学哲学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要素。通过对“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哲学批判,可以发现,虽然它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走向了极端,但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借鉴。     

罗吉尔·培根的数学思想及其实践

罗吉尔·培根是13世纪英国杰出的学者,其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大著作》,其中《数学》部分集中体现了他的数学思想及其实践。培根的数学思想是中世纪盛期拉丁西方学界广泛吸收古典与阿拉伯科学文化所孕育出的一种创新性思想。培根深深认识到了数学作为其他学科"门与钥匙"的作用和确定性,并将其数学思想付诸实践,包括论证"地球说"、计算地球赤道周长、修正历法、推导出开普勒第一定律。培根的数学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中世纪盛期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方向,也预示着近代西方科学和思想发展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历程、问题与启示

西方科学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传播,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基本把握了西方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与前沿动态之后,国内学者试图注入中国特色的元素,实现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它是抽象真理具体化、情境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然产物。要形成中国特色或中国化的科学哲学,国内科学哲学界有必要加强中国哲学史学研究,从中获取思想资源;科学哲学研究主体的科学素养及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了解需进一步提高;应形成既和西方科学哲学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又不同于西方的具有"特殊性"的科学哲学研究方式;摒弃对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简单的"路径依赖"与"等距离追赶",重视哲学研究中比较方法的运用。从研究主体而言,应尽早培育出一批拥有理论自信、具备足够自然科学知识积淀,且长于内在性哲学分析而又敢于"独立门户"的科学哲学研究群体。     

力量、知识与智慧——论严复科学观的三重维度

中国科学近现代化的直接肇因在于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严复作为清末民初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并形成了主题明确、层次清晰的科学观内容,鲜明地表现出力量、知识与智慧三重维度。严复科学观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本土化实践起到了清扫观念障碍,奠定思想基础的作用。     

论科学动力学的两种趋同——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的一个比较

在科学动力学研究中,有两种趋同:一个是在上世纪中叶,西方科学哲学界对科学哲学的本性是科学动力学这一点有了普遍的认同,而俄(苏)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也几乎同步地发生了向科学动力学的重心转移,这可以称之为“趋同1”;另一个是在科学动力学中,新旧理论的一致性或会聚问题,不约而同地成为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共同的理论热点,这可以称之为“趋同2”。这是比较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案例。     

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

近十几年来,科学哲学逐渐成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这是苏联学术思想领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动向,但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却不多。苏联哲学领域出现这一新的导向是有深刻原因的,如果把它和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做一对比,则依稀可见当代世界哲学思潮发展的某种一般趋向。显然,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从50年代起,三十年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转折点是1965年前后。60年代以前,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是探索自然界的一般发展规律(即“建立科学的世界图景”)和分析各门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1958年11月21—25日召开的全苏第一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当时的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在开幕词中规定会议的任务是:“提高自然科学的理论水准,促进加速解决那些最重要的科学问题。”会上的主题报告全     

比较文化、比较哲学和比较科学哲学

比较文化研究源远流长,近代特别是现代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比较研究的发展,但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主流话语却限制了比较文化研究。比较哲学是比较文化的一个方面,大致包括四个方向:哲学主题的比较,哲学思想发生和演变的语境比较,哲学的民族性比较以及通过比较揭示思想活动的规律以启示未来。西方科学哲学广泛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但基本上仅限于哲学主题的比较。作者以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的比较为例,说明建构全面的比较科学哲学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维新思潮中科学的形上意蕴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认识经历了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的转变过程。观念层面上的科学观在主要的维新思想家那里体现出了明显的形上意蕴。他们不只是关注自然科学的探索本身,而是把科学作为一个价值体系、一个方法体系和一种理性精神加以崇尚和信仰。而且,这种形上理解中包含了维新思想家建构以民主、平等、自由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性方案的尝试。     

杨振宁的科学美学思想述评

本文通过对杨振宁的科学美学思想的探析，介绍了他在自然科学美学领域内一系列系统性的精辟见解，揭示了他新颖精湛的科学方法论中所蕴含的美学因素。     

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

自2500年前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存在着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相对独立的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后者的科学思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我们认为，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问题，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     

"现实性概念的分裂"与自然科学基本范畴的确立

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就像科学强劲的双腿,而其坚实的立足点,则是自然科学基本范畴.古希腊哲学体系化时期,"现实性概念的分裂"对于自然科学基本范畴的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分裂所产生的张力推动西方科学思想分别在关注"一般原则"和"无情事实"两股思潮中前进并寻找新的交汇.自然科学基本范畴的提出,促进了数学方法和实验手段的有机结合,从而确立了自然科学的近代形态.     

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基督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以麦尔赛纳为例

将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概括为"冲突"或"和谐"会带来掩盖历史细节的模糊性,我们应在尊重历史文献及人类生活世界的复杂性的基础上探索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近代科学革命初期,西方自然观面临着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自然主义及机械论的自然科学三重力量的角逐。麦尔赛纳站在维护基督教义的宗教立场上认识到自然主义的异端性质及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缺陷;他果断地接受并传播机械论的自然科学以实现基督信仰与新自然观的融合,生动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     

论道教与科学

道教特有的长生成仙理想和因此形成的重视生命及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使其与中国科学的许多领域产生了密切关系。道教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具有内在的构成性的作用，在科学发展史上有重要贡献。道教的宗教文化特征注定它将科学作为服务其终极关怀的“工具”，因而使它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产生内在的制约作用。中西文明差异，尤其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科学”概念，导致西方学术界——进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道教与科学关系的简单否定。重新认识“科学”，是对中国科学、进而道教与科学关系在真质层面进行把握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