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与人神之恋的最初形态

文学叙事首次出现于战国晚期，它有别于以歌谣为主体的抒情文学以及源于巫官文化的史传叙事，是故事性、虚构性和寄托性的有机整合。文学叙事的初步发展，标志着个体文学创作时代的来临。以辞赋文学为代表，屈宋首创的人神之恋是文学叙事的典型主题，人神之恋最初表现为“以性娱神”和“性梦之爱”两种叙事模式，文学叙事的本质和意义，最终决定了人神之恋的基本特征以及后来相关文学的创作风格。     

论希腊罗马神话的人本意识

希腊罗马神话作为独特的文化载体，传承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意识。它以天与地、神与人的划分为起点，证明了人的个体意识的产生；从神话中神和英雄的人化形象，使人得到“神即人”的结论，突出人的主体意识；通过对神的自我情感和人性欲望的表述，使人的个体本位意识得以实现。     

神道与日本文化

所谓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指的是人们在各自的门然风土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生活方式的体系，其主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观）、人与神的关系（宗教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宗教作为文化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同时又对文化的整体产生深刻的影响。     

天道的失范神义的崩溃--《天问》中屈原对天道观怀疑思想的分析

从历史哲学和政治伦理学角度，在追索先秦天道观演变的基础上，分析《天问》中怀疑思想的内涵，并挖掘其背后的理性精神和文化意义。在《天问》中，屈原主要从舜、鲧、禹等历史人物和夏、商、周三代历史等角度质问，否认了有一个天道的历史和神义的世界。     

商文化研究

商文化是指商主体信奉本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文化是商主体的“软件”，商文化是商主体发展的灵魂，是构建商事组织的“基因”。     

虎患与官德：清官伏虎传说的德政智慧及其伦理观念

清官伏虎传说作为代表性的德政资源，源于东汉，兴于宋元，繁于明清。这一传说以清官借助德政或祷神方式治理虎患为内容，巧妙设置人虎矛盾与治理情节，以德伏虎、祷神伏虎，经由古代生态问题而折射出天人和谐、厚生爱物的生态伦理文化，彰显了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中的官德官风。清官伏虎传说中的生态伦理观念和清明政治理想蕴含了丰富的中华传统德政智慧。     

“仁”与“爱”：孔子与耶稣伦理观之比较

孔子与耶稣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的“仁”与耶稣的“爱”作为东西方伦理的核心观念和根本原则，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特殊曲文化精神与文化性格。二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有一定的共通性，但在神与人的层面上，又有着极大的差异性。比较孔子的“仁”与耶稣的“爱”，诠释其内在的价值，辨析其德性的差异，挖掘其合理的因素，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以及重新构建现代人际关系都具有积极意义。     

人神沟通与人神和处——古汉语词汇中天人观念论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对古汉语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最能体现这一影响的是固化在古汉语词汇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反映这一观念的除人与自然的同构外,最重要的就是人神沟通和人神和处。表现人神沟通的词反映了古人希望与神和谐相处,从和谐相处中得到幸福和运气;而表现人神和处的词则反映了古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其中主要的是反映人对自然的崇仰、亲近和顺从,以及人对自然的欣赏、摹仿和利用。     

满族祭祀神歌读本调查与比较研究

神歌是满族萨满文化研究的时象。新发现的吉林乌拉满洲舒舒瓜尔佳哈拉满文神歌《倭车库特勒京》将成为满族萨满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解读其名称和抄写形成时间，分析其内容和资料价值，与现有神歌进行比较研究，时于促进萨满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满族语言、历史、民俗等研究工作。     

从红字的含义看人神关系的变化

人神关系的探讨不仅是基督教的文化概念，也是西方文学中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上帝对于人的关系绝非静止不动，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结合《红字》中A字象征含义的变化，揭示人神关系从对立走向和谐以及这种变化对于理解作品主题的意义。     

美育视域下古典舞与当代舞融合发展研究

中国古典舞以中华民族特色为底色，富含深厚民族文化基因，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美育作用。当代舞以现实生活为基调，以“非限定性”为表现形式，抒发现代情感、美感，通过舞蹈带来的艺术美来培养人、感染人。从美育视域分析当代舞与古典舞的时代特色、艺术特点，把古典舞“形、神、劲、律”神韵的四大元素融入当代舞中并使之吸收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深入融合，达到实现艺术育人的功效。     

浅谈文化在开封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文化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化文、化商、化人的作用。利用好、发挥好这种作用，对于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开封来说极其重要。     

孜孜以求的大国梦印度：南亚“大象”负重前行

印度产象，是世界上拥有印度象数量最多的国家。象在印度还被赋予了宗教和文化意义。在印度教和印度神话中，象头神是智慧之神和破除障碍之神的化身，寓意吉祥与成功。至今，印度的很多商店和寺庙都供奉着象头神。印度人钟爱大象，在国徽当中也不忘加入大象的图案。由于印度与象结缘，大象就成为国际社会对印度的别称。     

巫山神女：巴楚民族历史文化融合的结晶

巫山神女故事是巴文化和楚文化融合后的结晶，背后隐藏着沉重的历史，其民俗内核是追求生存与繁衍、融合与兴旺。但这些意义都已沉淀至故事的深处，后世人更多地从中体会到的是极致的浪漫与美好的情爱，巫山神女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美神与爱神。     

我校成立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

2014年6月27日，我校举行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成立仪式暨专题座谈会”。李国疆校长在讲话中指出，作为我校首批建立的独立设置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我校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将深化学术研究，构建一流研究机构；强化社会服务意识，献计文化强省建设；打造学术交流平台，弘扬传播铜商文化；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术队伍，构筑学术高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希望与各位专家学者共同携手，为推进铜商文化的研究及开发利用，做出积极的贡献，力争成为曲靖师范学院乃至云南省的一张文化名片。     

飞飚于文明与野性的张力之中——“文化范式”视角下女神Aphrodite的神格

希腊女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是西方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她既是崇高的春天之神、爱情之神，同时，她又是充满原欲之神、淫荡之神，该符号的“神格”出现了“文明”与“野性”之间的巨大张力。这一巨大张力常使国人感到百思不解。这个在以“伦理”为轴力的中国“文化范式”看来充满背谬、分裂的神格，当将其置入以“命运”为轴力的西方“文化范式”时，却是一个亲和、谐调、逻辑的统一体。     

伏羲与大禹——基于信仰与民俗起源意义上的比较研究

中华民族历史上所造就的诸多先王圣祖中,伏羲和大禹的形象及其所负载的内容,显得最为丰富和完整,从原始信仰和民俗的角度讲,也只有他们两人几乎体现了全部的要素,将生殖神、图腾神、发明神、文化神和社稷神集于一身,可称之谓“全能型”始祖。其内涵乃是新石器时代整个历史文化积淀的浓缩与提炼。如此丰满而明晰的形象,其发生离不开核心文化区的依托。伏羲所依托的以大地湾为中心的渭河流域文化和大禹所依托的以河姆渡、良渚为中心的宁绍平原文化,分别被誉为我国南北两处新石器文化的光辉代表。“全能型”始祖的酿造过程比较复杂,存在着文化上的后果叠前和前果累后的“双向整合”现象。这个人物不一定受严格的时空限制,关键在于符合体现本民族发展足迹的需要,并能够在面向未来时成为新型共同体的精神寄托。     

从台湾红头小法格界看“格”的宗教功能

商、周时期的“格”字一义，经叶师舒宪综合前人之说，深入的探讨，认为“格”为巫师通神的媒介符号，巫自此沟通神人，也为天神下凡之阶，即天神降临之义。台湾红头小法在执行法术科仪的过程中，也有“格界”这一项仪式，法师在仪式中诵念“格界咒”，咒中所叙述的意义与仪式的意函，即是请神降临，守护神圣的场域、庙宇、村庄聚落，安顿人心祈求平安的仪式过程。亦见“格”字天神降临之义，虽经历了三千余年，迄今仍然存在台湾的汉人文化“红头小法”之中。     

从神象演进的范式看希腊神话的特性及其文化延伸

在以神象“三像”(兽形神、人兽神与人形神)的演进与人类自我意识“三我”(“无我”、“混我”与“准我”)发展的关联为视角的观照下,希腊神话的神象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兽形神、人兽神的缺席与人形神的延席,其二,人形神的“形神俱灭”。这两个特征孕含着西方文化相应的两大特色:“二分”文化与思辨理性。     

先商文化与商丘

文献记载,商丘地区是商族,特别是先商部族活动的重要地区。由于建国以来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先商文化遗存极少,有学者认为可以排除先商部族在该地区活动的可能性。商丘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先商文化在商丘西部有存在的可能。我们通过考古调查并结合已公布的考古材料,认为先商文化在商丘地区确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