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为民作主——古代雅典民主与中国古代民本比较研究

在古代，雅典的统治是通过民主来实现的，而在中国则是通过民本思想体系来实现的。通过雅典和中国古代社会实态，以及民主与民本的实现条件、实现的方式的考察发现：民主是社会自主意识极强的精况下，人们自下而上追求自由、公正、平等的过程．民本是在道德泛化的社会里全社会追求“为民作主”的“明主”与“清官”的过程，直接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施予过程。民主与为民作主是有本质区别的。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特殊性分析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在世界历史上不具有普遍性。其民众直接参与性、政治权力平等性和分散性特征,与世界古代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君主制和共和制比较是特殊的;与近现代西方以代议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治相较也有很大的差异。古代雅典政治的这种特殊性是由雅典所处的特殊自然环境,及其在这种自然环境中所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和历史发展状况决定的。     

雅典民主政治：从提秀斯到伯里克利

雅典在古代世界史上以工商业发达和实行民主政治著称。关于雅典的民主政治，从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著《雅典政制》一书以来，中外古今的学者、史家对此论述颇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辞，莫衷一是。比如，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始于梭伦改革；“阿提卡史家”则认为提秀斯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者，《帕罗斯纪年碑》也认为是提秀斯建立了雅典的民主政治；美国近代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提出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从氏族民主制沿袭下来的；     

浅议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到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化

民本思想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它不仅是儒家思想的精粹,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具进步性的思想。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主旨。民本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对我国封建社会以及现代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是对古代民本思想的超越,有着积极的意义。     

“以人为本”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超越

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体现了朴素的重民价值取向，对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强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它不仅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而且在“人”的内涵上和历史地位认识上、政权目标追求上、内容及保障措施上、价值目标取向上都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超越。     

修昔底德与雅典民主

修昔底德被认为对雅典民主抱有敌视态度,既由于他个人的身份和经历,更主要的是他在叙述雅典战败的过程中暗含了对民主政治的批评。修昔底德对于雅典民主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意识到政体在不同时期由于环境条件变化会发生变异。他将民主政治下的雅典描绘成一位既勇于追求荣誉和功业,富于革新精神,但又充满欲望而走向失败的悲剧英雄。     

论古代雅典政治体制中的精英政治特征

在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表象下,仍活跃着一个又一个政治精英的身影。虽然在民众具有平等政治参与权的情形下,雅典政治精英们确立权威、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是比较独特的。但雅典民主政治体制的形成、运作是在政治精英们的推动和维护下实现的,城邦的繁荣也离不开他们的贡献。所以古代雅典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一种精英主导下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明显的精英政治特征。     

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研究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民本思想,在经历了先秦、汉唐、明清各时期思想家们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民本思想内容丰富,其中就包括统治者要从民、尚贤、教民、富民、取信于民的具体施政原则。正是这些爱民利民的措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生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它终究是一种"为民作主"而不是"由民作主"的学说,它始终是以维护封建君主统治为目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民。     

论从儒家"民本"向现代"民主"的转换

儒家“民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它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基础性地位，强调统治者为政要以民为本，爱护民众。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儒家“民本”思想一方面蕴含着超越性的永恒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科学方针，实现儒家“民本”向现代“民主”的转换，对当前中国坚定“执政为民”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贞观时期的民本思想

唐太宗在位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治世,而民本思想是实现这一治世的关键。民本思想包含重民、存民、富民、化民等观念,它是一套＂问题-解答＂模式,它体现了君与民的对待关系,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君权的作用,缓解了君民关系,民本虽与民主不同,但它本身也有积极作用。     

民本向民主的跨越--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简要阐述民本与民主这两个范畴，并从思想主体、经济基础、约束方式等几个方面对民本与民主进行比较，通过观察我国现阶段经济、政治、化的发展情况，得出我国正处在由民本向民主跨越的阶段，需要从大力发展经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的法制化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从参与的视角看民主

民主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理论模式还是实践形态均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但唯有作为其"硬核"的"参与"始终未变,一直是民主政治的强势诉求。古雅典民主由于种种原因实现了参与与民主的良性契合,而现代社会又由于更多复杂的因素使得参与与民主发生了背离。强势民主、参与民主等都是关于公民争取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的理论,然而参与与民主如何在新的环境里实现更高水平的融合尚有待探讨。     

论黄宗羲思想的民主内涵及其历史地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一个系统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实行社会改革的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政治思想纲领,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17世纪最伟大的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他的“君为民害”论和“民主君客”论,批判了君主专制,伸张的是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的思想;他提出“藏天下于天下”“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之说,具有民治、民享、人权平等的思想倾向;“公其非是于学校”的主张,则是对人民议政权和监督权的肯定。     

周初“民主”探微

周初之“民主”是周人在认识到“天命靡常”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比较完整的含义是:百姓之君主、“明德”、“慎罚”、“保民”等。这种“民主”意识直接启迪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主义思潮,是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渊源。     

从民权到人权——清末民初权利（力）理念演化研究

以君权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乘“西学东渐”之风而兴起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引进、传播,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权力的理论武器。近代“民权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是在近代法治基础上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而后者则是建筑在人治基础上的集体本位的权利意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权理念”,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权利理念”转化的“三部曲”,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权利理念的演化历程。     

雅典国家“农本民主论”质疑

传统观点认为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是商品经济活跃和发展的产物,因此其性质是工商业民主政治。但最近这些年由于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以复旦大学①黄洋博士为代表提出了一种新观点,认为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农业经济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雅典国家民主政治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工商业者,农民处在雅典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因此,雅典国家的民主政治是农民民主政治而不是工商业民主政治。文章通过论证,这种＂农本民主论＂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上也难以行得通,史料证据也不充分。     

周初“民主”探微

周初之“民主”是周人在认识到“天命靡常”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比较完整的含义是：百姓之君主、“明德”、“慎罚”、“保民”等。这种“民主”意识直接启迪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主义思潮，是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渊源。     

论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的兼容性

儒家文化包含着民主政治的一些元素,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儒家的终极理想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儒家参与政治和影响政治决策的作为近乎于公民社会的政治社团的功能,儒家对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正与和谐诉求。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儒家文化的开放性为切入口,以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人格平等和参与平等为基础,“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只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重新认识和发掘儒家文化的价值功能,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古代神话与政治权力研究

以张光直先生对古代神话的研究为参照,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探讨神话研究的意义,解析神话构筑政治权力的过程,认识神话故事叙事的政治效用与“神圣性建构”,进而对古代中国神话对权力独占的象征进行文本解读,梳理对古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神话与古代中国政治权力是互相建构的过程,神话加强了统治者的权威和神圣性,统治者反过来将神话不断历史化。     

民本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中国历史上 ,一些统治者和进步思想家从不同的政治变动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 ,得出民的背向决定着政治兴衰和国之存亡的理论 ,被称为民本思想 ,指出统治者应该把政策的重点放在争取民众上 ,应该以利民为己任 ,实行仁政、德治 ,同时也肯定了每个人在人格修养上的平等性。民本思想虽然不是今天的民主思想 ,却是一种中国式的“民主” ,今天的民主是它的归宿 ;它虽然不具有人权观念 ,但其人格价值观念、德治思想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只有依靠人民、取信于民 ,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把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协调起来 ,扬德治之长 ,补法治之短 ,使我们的民主制度化、法制化 ,我们的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