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建构与神性启示——论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内涵

在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中，除了存在世俗人道主义外，还存在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即以上帝的名义对人类进行关爱。而基督教人道主义又包括伦理建构和神性启示两种内涵。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关怀人，以促进道德完善为己任。而区别在于前者只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而后者所体现的爱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建构，而是源于人悲剧性处境的先验设定和人有限性的体现的一种神性启示，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具有生存价值论意义的人性提升与超越。     

杜甫的艺术追求：情感与表达－－对喜剧性自然意象双重艺术内涵的考察

民胞物与。物与，是杜甫仁学精神的合理外推，而同时，大自然以其所涵载的宇宙生气昭示着人类生命应具的秩序，诗人在其诗作中以喜剧性（自由）自然意象展示了这种心灵与自然双向交流的形上内涵：自然对生命的启示，在自然的映照中的对人生悲剧的理性观照与超越要求，对“天人合一”的体认，是诗人宇宙化了的泛人性（“本善”）精神。     

《庄子》文学观探源

“人”、“物”、“道”标示了庄子哲学观的生存论、生态论、宇宙论三个环节，“人与文”、“物与文”、“道与文”是庄子从其哲学观出发，审视并揭示文学起源的三重维度。与此相应，庄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生存论、生态论及宇宙论的文学观。从生存论出发，文学是对生存的诗性观照，是真人自由生命的映射；从生态论出发，文学是对物性的体认及回归；从宇宙论出发，文学是对宇宙情怀的书写，是向大道的归藏，是天与心的交融。在文学的三维书写中，庄子揭示了文学的本质就是见证生命的自由。     

从文化哲学角度观照东西方美术精神的相通之处

本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观照东西方美术，希求从中发现美术的内在规定性，通过对东西方艺术创作方法和艺术的本质精神的比较，找到东西方美术精神的相同之处——“气韵生动”。中国哲学中的“气”与“道”和西方哲学里的“理念”与“生命冲动”都是对艺术本质的不同的描述。“气韵生动”成为连接“气”与“道”、“理念”与“生命冲动”的艺术本质。艺术家正是发现和表现人类及世界万物之中的“气韵”这种艺术本质来达到和完成其使命的。艺术从而成就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自由沟通和表达。     

从《雪国》看川端康成的现代人类文化意识

川端康成是“擎着光明火炬的诺贝尔家族”中的一员。这项文学奖按诺贝尔遗嘱,“奖给在文学领域里创作了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据此要求获奖的作家能够勇敢地致力于人类生存现状的探索,并把文学艺术的最高意趣确定为对人类精神的观照。川端康成以《雪国》等作品获奖:一方面得力于作品突出的东方文学风采,即民族性的因素。正如     

生态文学诞生根源探析

生态文学是人类存在困境的艺术显现。人与自然的关系随工业化进程而日渐呈现为一种紧张关系，自然生态开始出现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疏离，其本质也就是人的精神生态处于一种深深的危机状态。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双重危机交织所造成的人类存在困境，是生态文学诞生的根源所在。     

从神象演进的范式看希腊神话的特性及其文化延伸

在以神象“三像”(兽形神、人兽神与人形神)的演进与人类自我意识“三我”(“无我”、“混我”与“准我”)发展的关联为视角的观照下,希腊神话的神象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兽形神、人兽神的缺席与人形神的延席,其二,人形神的“形神俱灭”。这两个特征孕含着西方文化相应的两大特色:“二分”文化与思辨理性。     

生态问题的实质及其呈现探析

该文将从人的本质出发,指出生态问题的实质是当前人类在处理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危及了人类的生存、自由和尊严等本质,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其实质也决定了生态问题的呈现只能是两种形式：一是,生态发展违背了人的生存、自由和尊严,我们称之为＂生态异化＂;二是,实践观念中的理性品质弱化或者受到忽略,我们称之为＂实践异化＂。这两种形式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生态发展背离了其第一原则——不能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由此,这也决定了我们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向,即从人类实践活动本身合理性的控制着手。     

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     

伊甸园中的背叛——西方文学中的神父类型及文化底蕴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文学的人物长廊中有一系列的神父形象。由于基督教这个特殊的背景，神父形象的复杂性表现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神父的多角度分析，来探讨它们在文化哲学层面上所体现的意义——存在于西方人头脑中的“罪感”文化情结。正是这情结使不同的神父形象充满了灵与肉、神性与人性、理性与原初本能激情的冲突和斗争。     

自由精神与西方文学两大源头

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自由精神是一条贯穿其整个发展过程的脉络之一。本文首先对自由精神的内涵做了一番探讨；接着以西方文学两大源头为例做了进一步分析。     

《周易》德性伦理思想发微

《周易》是中国文化元典，蕴藏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它为人的生命、生存困境提供了两套解释系统，具有丰富的德性伦理思想，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及伦理精神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伦理思想在阴阳哲学理论基础上始终贯穿“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一方面通过天道论证人道，确证道德的本源；另一方面以人道来体悟观照天道，人效法天德，成就己德。     

论存在自由与人性自由

作为人类最高价值与文化的自由价值，“存在自由”与“人性自由”共同构成人类自由价值母题的双重言说方式。存在自由是指主体存在所获得或享有的自由价值与自由权利，而人性自由则是指人类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本质力量自由。以多义性的“自由”概念来解读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基本组织结构的自由主义学说，势必陷入学理含混与意图谬见之中，从而导致西方自由主义言说的“中国化”症结。     

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人的主体意识嬗变

本文认为迄今为止在西方人的主体意识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类性觉醒、个性觉醒和人性觉醒。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集中了人的主体意识和第三次觉醒即人性觉醒。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坚持将视野驻足于人的内心世界，使文学成为一盏灯；二、表现人的非理性、无意识存在；三、表现人的绝对自由的本质，力倡精神自由、意志自由。     

无神语境下的独特一维——论北村神性小说的人性关怀

中国是个宗教氛围并不浓厚的国家，儒家文化的亚宗教性质承担了人的终极关怀使命。而自90年代以来，即使文学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的景观，宗教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并未因此而紧密起来，中国文学仍在无神语境下进行着形态各异的表述。“人道主义”这个关乎现代人的思想动向和生存境况的终极关怀话题被反复提起，却未能得到浓墨重彩的渲染，这是中国当代文化建构中的一个结构性欠缺。关乎人性关怀的宗教神性表述出现了，用宗教言说的方式在无神的语境中书写神性，并企图救赎绝境中的人性，这种企图是否虚妄呢？     

论媒介与意象

任何成其为文艺心理学所说的“媒介”的东西都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物，也就是巴甫洛夫所说的人类的两个信号系统及其共同作用的结果。媒介和意象的关系，不是在人们的观照活动中形成，就是在人们的表达活动中形成，在人们的观照或表达活动中出现的具体媒介都有可能成为某种意象。媒介的特定呈示与意象的具体表现同步的过程，也就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辩证统一的过程；运用媒介的熟练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意象的呈现效果，艺术意象的呈现与艺术媒介的运用是彼此相关的。     

“人”与“景”的模式化－－两汉辞、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

两汉的辞（代言体）、赋（汉大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惠，表现为两种“语言模式”，一曰赞“人”（主要指“君子”），出自屈原；一曰写“景”（旨在颂扬帝王），出血《招魂》。这同封建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包括致思途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相联系，即同文化（观念和准则）有关。因而，“语言模式”实际是“文化模式”的反映。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之，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大抵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而最终归于“他律”。所以，有自律（修身）的“君子”（人）的模式，以及为最高统治者服务（他律）的“景”的模式产生。由兰蕙所呈现的两种“语言模式”，并不因文体之变而消亡，它将继续留存于其后的文学（包括艺术）样式之中－－只是“角色”有所转换。因为，它受制于长久未变的“文化模式”－－自律与他律。     

二十世纪荒诞文学的犹太动因

犹太文化资源是西方20世纪荒诞文学发生的一个重要动因。自我本体的变异既是荒诞文学致力表现的基本主题，更是犹太人具有恒定性的民族体验，而犹太观念与经验的分裂所造成的“犹太玩笑”，无疑成为犹太裔作家生发和膨胀荒诞意识的文化酵母。西方世界的犹太人作为外来异体生存在隔绝式的对立关系中，这从文化深层表述了西方人类无以沟通的窘境。犹太民族的文化难题与20世纪西方世界的普遍困境相契合，犹太裔作家在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形而上运用中，相当深刻地反映了世界的一般问题。     

“兴”与“隐喻”:中西方诗学思维方式的比较探究

“兴”与“隐喻”作为中西方诗学中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诗学思维。从文学层面看,中国诗学中的“兴”所阐发的是一种“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西方诗学中的“隐喻”则通过“异质远距”的原则给人带来一种新奇陌生的审美效果。从心理层面而言,“兴”是触物起情,强调内心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触发;“隐喻”更重视理性的作用以及客观事物的具体对应。中国诗学中特有的“意境”“意象”等概念,多强调心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追求一种“神与物游”的诗学境界,是由外在走向内在的哲学体现;而西方“绝对隐喻”的出现,使得“隐喻”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更是用已知呈现未知,以有限指向无限,从内在走向外在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命题的表现。     

苦心编织人生锦——从文学接受看徐坤小说《厨房》的构思艺术

90年代以来，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越来越注重表现人作为生物存在的本能和愿望，对带着“自由”和“个性”光环的“性”进行着诱人的甚至是肆无忌惮的展示和价值疏导的创作也随之成为一个潮流。然而，人们发现。文学在表现人的这些非理性的本能、渴求释放自我的愿望时，容易因流俗而肤浅，很难深入地展示人的非理性的本能与理性的思考之间、释放自我与道德精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给人带来的自我意识的压抑、心理与情感的困惑。于是在注重感性的时代，如何表现当代人这种压抑与困惑就成了文学创作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短篇小说《厨房》通过欲纵故擒、茧退法等艺术构思，从心理层面深刻地展示了当代人这种丰富又凝重的精神压抑和心理困境，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