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从猿到人的质疑"

本刊在2002年第8期上,刊登了王方辰的署名文章《从猿到人的质疑》。该文的主要观点是,在同等的、大的自然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其它生物都没有大的变化,有的甚至几亿年不变,只有猿突飞猛进的演化成了具有高级智慧的生物,况且最能印证从猿到人演化过程的化石出现了几百万年的空白,而其它动物的化石可以说既完整连续且数量众多,可它们并没有进化成具有高级智慧的生物。由此作者对达尔文“从猿到人”的观点提出了疑问。文章刊出后,引起一些读者的兴趣,现选登袁士畴先生的文章。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

费尔巴哈所谓的“人”只是感性直观意义上的“抽象的人”,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传统哲学的基础上,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论对人的抽象理解,将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论结合起来,最终在实践观的基础上,确立了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科学人本学。     

“天”说

“天”的观念对于中国上自君王下及黎民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全方位、多层次地探讨古人对“天”的阐述,力图以全新的科学哲学概念对现代“天”的本质属性作新的概括,开拓对于“天”及“天人合一”社会结构探索的展望。     

从《易传》和《老子》两大哲学体系看宋明理学的“理气之辩”

宋明理学,在我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出现的较为完整的意识形态。理学摄取了从先秦以来的思想成果,带有强烈的思辩性。以本体论为基础,构成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理学内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关于“理”与“气”或“道”与“器”何者为宇宙本体的争论,实质上是物质与规律谁从属于谁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由《易传》和《老子》这两     

从“终极本原”的追寻到“终极价值”的关怀

本体论在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就是本体论。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本体论更替演进的历史。西方哲学经历了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到现代的生存论哲学的发展历程。由于不同时代哲学的主题、研究对象不同,思维方式有别,因此,它们对本体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本体论追究也就经历了从“终极本原”的追寻,到“终极真理”的探究,再到“终极价值”的过程。     

从“终极本原”的追寻到“终极价值”的关怀

本体论在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就是本体论。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本体论更替演进的历史。西方哲学经历了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到现代的生存论哲学的发展历程。由于不同时代哲学的主题、研究对象不同，思维方式有别，因此，它们对本体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本体论追究也就经历了从“终极本原”的追寻，到“终极真理”的探究，再到“终极价值”的过程。     

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空间美育想象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近百年的中学教材解读史中,这篇散文的“空间美育”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反而偏好于“封建批评”和“自然热爱”的主题解读,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空间的误读,也因此忽视了鲁迅在空间中的审美体验,从而阻碍了空间文化的美育建构。作为回忆性散文,作品蕴含了三个空间：“原风景”的田园空间、三味书屋的双层文化空间,以及与“故事空间”相对的“话语空间”。鲁迅在话语空间与故事空间的往返中,完成了对空间的审美体验。其审美体验过程,不仅回归了传统教育空间,还完成了对“精神田园”的超越,并为中小学美育提供了多种空间想象。     

从荀子“心”与“道”的关系探“伪”的来源

荀子的人性论不能很好地说明礼义法度的来源问题。荀子在《解蔽》篇中系统阐述了“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心达到一种特殊的状态---“虚壹而静”之后就可以对道有发现和把握的能力。虽然“心”与“道”关系确立的前提是“心”的“大清明”状态，但是，这不代表人人都可以见道，只有圣人对道才有所理解。但是，这至少可以在理论上为礼仪法度的来源提供说明。同时，荀子承认“心”对于道有学习和接受能力。由此开始，圣人施教，后天之“伪”就建立起来了。     

“圣人未有不多能者”:朱子圣人观中的“能”

朱子有“圣人未有不多能者”的论断,认为圣人之“德”与“多能”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和必然性。圣人之德是“生而知之”的,而其多能则有待于后天的学。从对象方面说,圣人生知的是义理,但此义理中包含着因圣不自圣而产生的“忧”,且圣人由此忧虑之不已,不独在义理上进进不已,亦必然不断发起对“礼乐名物、古今事变”的学习。从能方面说,圣人之德是先天良能的充极,而圣人之多能则是后天的经验之能,二者之间通过圣人之“才”相勾连,圣人之才至大,良能通过此至大之才得以贯通到分殊存在的事物中去,此即有多能的产生。作为格物致知的典范,朱子所谓圣人之“多能”虽然并非全能,但也不是主要指技艺之能,而是指向更广大的礼乐世界。     

天人关系视域中的“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探析

本文以《荀子》为依据,从荀子“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出发,考察荀子天人关系视域中有关人的思想,阐发他关于天对人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对天应有的基本态度及“明于天人之分”思想,认为在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探究中,人是他探究的重心,而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他探究天人关系的落脚点;并由此揭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的意义及当代价值。     

谈“天”与中国古人的神学观

“天”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哲学及神学概念，在传世典籍里屡见不鲜，但此概念的渊源至少可追溯到甲骨文、金文时代。本文结合甲骨文、金文和传世典籍的相关材料，对我国古人对“天”这一观念的演变作一些初步的梳理，从而探讨一下古人的神学观。     

张载的圣人观

张载的圣人观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与其为儒家沟通天人关系和反对佛老思想的学术使命密切相关。张载的圣人观包括成圣工夫、圣人境界和圣人职能三方面的内容，分别体现在他的“变化气质”、“至诚得天”和“神道设教”诸思想当中。     

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

神话在今日学科体制中归属于文学是一个大错误。因为神话概念远大于文学。神话作为初民智慧的表述,代表着文化的基因。后世出现的文、史、哲等学科划分都不足以涵盖整体性的神话。作为神圣叙事的神话与史前宗教信仰和仪式活动共生,是文史哲的共同源头。中国早期历史具有“神话历史”的鲜明特点。文学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会通视角,是重新进入华夏文明传统,重新理解中国神话历史的门径。从《尚书》《春秋》到《周礼》《说文解字》,古代经典体现着神话思维编码的统一逻辑。参照玉神话与圣人神话的八千年传承,呼吁学界从文学视野的“中国神话”转到文化整体视野的“神话中国”。     

富川“梧州人”探微

富川县“梧州人”是汉族的一个族群,其语言属桂北平话系统。文章以富川县木榔村为例,描述了“梧州人”的婚姻、丧葬、民居等风俗,并通过收集到的一些族谱初步探讨了“梧州人”的族源。     

从非优到优的属性分析方法

提出了一种与最优化系统相对应的理论——系统非优分析,从而将人类实践的过程和结果按其性质划分为"优"、"介优"和"非优"三大范畴,并建立了从非优系统去寻求优系统的方法.但非优系统并不排斥在实践中追求最优化的目标和结果.而非优系统的形成是最优系统存在的基础,同时从非优系统中还可以度量优系统的不同特征和功能.本文还从实际现象中总结出系统优与非优的关系,然后从以往最优化的实际出发,给出了一种由非优逼近优的方法,最后提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     

“从做中学”与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

本文针对教育活动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从“从做中学”的理论出发，对知识的传授和操作能力的形成进行了分析，认为培养学生操作能力应做到：（1）重新确定培养目标；（2）改革课程结构和体系；（3）实行产学结合；（4）改革考试制度，建立科学的测评系统。     

“学达性天”解——教育目的之存在论诠释

本文就“学达性天”的历史源流及其教化意涵进行详细的疏解,并从存在论的角度论证“学达性天”何以应该成为教育的目的.同时,通过对费希特及杜威教育思想的疏解,证明其与“学达性天”之基本精神的一致与会归,从而证“学达性天”四字在教育上的世界性意义.     

杨简“道一”“道二”说辨析

“道一”是杨简春秋学的用语，是指历史的必然趋势只有正道一途。与之相对的概念就是“道二”,是指圣人笔下春秋人物的是非两途。杨简认为“道二”体现了圣人的褒贬之意，而复归于“道一”是圣人作《春秋》的根本目的。复归“道一”的方法则是反求本心，这是杨简最为看重的简易之道。但是在具体的经学解释中，杨简的原心之论又有前后抵牾、顾此失彼的情况，说明将史事简化的方法自有内在的矛盾。     

从稳到急：对1953至1956年河南农业合作化运动变轨的历史再考察

从1953年初开始，在“积极领导，稳步发展”方针的指导下，河南地方干部在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下从初期的无所适从中摸索出发展运动的实践经验，河南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稳步发展，然而此时中共中央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上开始加速，并对稳步发展的主张作出了政治上的定性与批评。紧随着中央的步调，伴随着中共河南省委对此前工作的批评，河南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驶入了快车道，并一度“领先”全国，最终作为系统工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极速中草草完成，遗留下大量的矛盾，最终导致了“闹退社”的群体性事件。     

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