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一罪与数罪

根据新刑法第238条第三款的规定，一般人认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应构成非法拘禁罪。给者认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不只成立非法拘禁罪，而应结合该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并区分该债务是否合法、索取的财物与债务数额比较之多寡、使用暴力的不同时间等案情，分别以非法拘禁罪、绑架罪、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甚至以非法拘禁罪或者绑架罪与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携带凶器抢夺”之刑事立法解析

199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引起了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关于凶器、携带和＂携带凶器抢夺＂的主客观构成的理解以及抢夺数额在＂携带凶器抢夺＂中的意义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澄清。立足犯罪体系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凶器＂应当以可以产生足以使被害人产生畏惧心理为标志,＂携带＂应具有随时使用凶器的可能性,并根据主客观情况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对＂携带凶器抢夺＂进行了详解。另外,＂携带凶器抢夺＂构成抢劫罪不应以数额较大为要件。     

盗窃转化为抢劫罪相关问题分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转化型抢劫罪是犯罪性质的转化,只要罪犯实施了暴力等行为就构成既遂。而行为人入室盗窃后使用暴力脱逃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不仅要看行为人实施的暴力是否发生在当场,而且还应看其实施的暴力程度是否达到了使他人不敢或者不能抓捕的限度。     

合同法第114条之违约金解释论

就合同法第114条规定的违约违约金性质、违约金数额的调整以及调整的程序等问题进行学理解释,认为:对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和第3款应分别进行定性才是科学合理的,对赔偿性违约金和惩罚性违约金的数额调整应区别对待,当事人请求是启动违约金数额调整程序的前提,请求违约金调整的当事人应负举证责任。     

论盗窃未遂的定罪处罚

对我国《刑法》中的“盗窃未遂”进行了分析,认为盗窃未遂行为理应追究刑事责任。对盗窃未遂行为的判断标准应该从盗窃数额、盗窃次数以及其他情节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盗窃目标数额巨大,一年内实施3次以上,且非危害性不大、小偷小摸的盗窃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行为,应以盗窃未遂定罪,且都可以独立作为盗窃未遂的判断标准,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其中一种情况即可定罪处罚。     

"携带凶器进行抢夺"之探析

刑法第267条第2款：携带凶器进行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笼统地将携带凶器进行抢夺规定为抢劫罪，有不当扩大抢劫罪之适用之嫌，理论上存在一些弊端，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导致定性不正确，量刑不得当。笔者认为，对于携带凶器进行抢夺的，我们必须考虑两方面的因素，即何为凶器以及行为人携带凶器的主观意图，两者不能孤立起来。由此，笔者进一步讨论了行为人携带凶器进行抢夺。何以成立抢劫罪以及相关法条的准确适用问题。     

论转化型抢劫之“暴力”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此条即所谓的＂转化型抢劫罪＂。依据本条规定,＂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重要要件之一。而本条所规定之＂暴力＂所包含的行为方式和程度如何,以及本条所指之＂暴力＂与《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中之＂暴力＂有何关系,将是下文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论金融犯罪中的罪数不典型

《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规定定罪处罚＂属于想象竞合犯。《刑法》第171条第3款属于吸收犯的情况,不属于牵连关系。行为人自己伪造、变造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然后用自己伪造的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的,应成立牵连犯,属于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的牵连。《刑法》第197条的规定实质上是一个牵连关系和一个法条竞合关系,而不是结合犯。另外,将从重情节也理解为结合犯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刑法》第267条第二款之我见

抢劫犯罪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历来为各国法律所重点打击。但我国刑法第267条第二款的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暴露出明显的不合理因素。鉴于此,本文从抢劫罪的定性,罪质,与抢夺罪的本质区别,刑法预防目的等万面进行探研,得出对这一条款进行适当修改的结论。     

关于偷税罪的立法缺陷及修订建议

1997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偷税罪的立法有三个缺陷：有犯罪不可处罚的空档现象；扣缴义务人偷税被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不构成犯罪，按照因计数额计算的错误，建议从两方面修订；简单的修订方式，在维持“数额加比例”的基础上，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刑法第201条进行修订，比较彻底的修订方式，废除“数额加比例”的规定，制定统一的处罚标准，累计计算方式可保留。     

《刑法》第201条的疏漏

新刑法第２０１条在立法技术上存在重大疏漏，主要表现在：遗漏了相对量在１０％～３０％之间并且绝对量达到１０万元以上的、相对量达到３０％以上并且绝对量在１～１０万元之间的、相对量不满１０％但绝对量数额巨大的偷税犯罪，同时，在犯罪手段的列举、扣缴义务人偷税的刑事责任、偷税罪与逃税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统一等问题上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因此，偷税犯罪的立法宜作修改     

龚建平"黑哨"案一审判决定罪问题评析

“黑哨”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足球俱乐部和广大足球观众利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我国足球职业联赛中的裁判可以以准国家工作人员论。“黑哨”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犯罪主体特征,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论受贿罪的立法缺陷与对策

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引发诸多问题 ,应予取消 ;把受贿对象限于“财物” ,范围过窄 ,应对之进行扩张解释 ,条件成熟时通过修改刑法扩大为一切利益 ;受贿数额不是受贿罪的主要处罚依据 ,但它是定罪的主要依据 ,是处罚的重要依据。     

网络盗窃罪的认定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和网络游戏的盛行,网络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但学术界关于虚拟财产是否可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仍存在很大争议。本文试图从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数额计算以及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界定的角度,说明虚拟财产可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论单位诈骗定罪问题的破解--以法治思维为分析视角

单位诈骗案件的定罪问题曾长期困扰着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部门。2014年4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破解了单位诈骗案件的定罪难题。回顾和梳理有关单位诈骗定罪问题的争议及其解决的过程、方法，对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不无裨益，对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解决刑法问题更有启发意义。     

从一件审查逮捕案件看如何区分适用刑法第267条第2款与第269条的问题

案发前,程正华与程东合谋抢钱,并向程东出示过匕首,案发时,程正华亲自抢包,但未向被害人出示过匕首,程东假借问路,阻拦被害人及时抓捕程正华,后逃跑,程正华不知主犯用匕首拒捕的情况。程正华在逃跑过程中,使用随身携带的匕首抗拒抓捕。程正华没有向被害人明示或暗示凶器,仍然应认定为携带凶器抢夺,而不是刑法第269条规定的事后抢劫,程东对程正华携带凶器这一构成要件事实有认识,并且为之逃匿提供帮助,也构成抢劫罪的共犯,两人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①第4条规定的情况,应适用刑法第267条第2款的规定,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论数罪并罚原则的几个问题

数罪并罚原则,是指对一人所犯数罪合并处罚所依据的准则。具体地说,是指法院对犯罪人在法定期限内所犯数罪分别定罪量刑之后,依照一定的并罚原则决定其应执行的刑罚。现行刑法第69条对数罪并罚原则进行了规定,但由于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与数罪并罚原则相关的问题纷繁复杂,对于数罪并罚原则的适用存在争议,因此,在肯定现行数罪并罚原则的基础上,应当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从曹保章案看我国环境刑法适用的尴尬

曹保章案是一起典型的与环境污染有关的重大犯罪案件,但适用现行刑法有关条文却遭遇尴尬: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违背了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初衷;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处罚则存在主观构成要件的不适应.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在现行刑法第338条的基础上,增加故意犯罪条款.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单纯出卖和购买器官的行为触犯行政法规但不构成犯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盗窃、侮辱尸体罪之间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应当适用法条竞合的处罚规则进行定罪量刑。     

试论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建议修改相关法律或制定《民法典》,使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侵权与合同两大领域,合理规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及其归属,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