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反青苗法诗的历史背景

王安石变法运动的序幕刚刚揭开,苏轼就上书神宗皇帝,极论新法之不便,因而受到排挤,贬补外任。他在各地从政的过程中,“见事有不便于民者”,抱着“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的动机,从现实生活出发,写下了一些反映新法流弊的政治讽刺诗。关于苏轼反青苗法诗,在“乌台诗案”审讯中被指控的有五首,但其中纯系捕风捉影,不足深论。本文仅就《山村五绝》之四及《吴中田妇叹》作一粗浅的分析。     

苏轼的前期创作与前期的苏轼

元丰二年（1079）秋冬的“乌台诗案”，对苏武是一次深刻的生死体验，“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予以事系御史告狱……》，以卜凡苏武作品，仅注篇名）。这次灾难及其后数年的流放生活，给苏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思想、创作都为之一变。所以，我把“苏武的前期”定在“乌台诗案”之前。我本康鹿性谅非伏辕姿——人性与官场的冲突苏武一生，无论在朝，还是远贬“待罪”，严格地说，都是政府官员。但自出蜀人仕开始，就一直对自己喜爱自由的个性能否适应过分拘束的官场规范怀着深深的忧虑：“尘劳世方病，同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     

从《前赤壁赋》看佛禅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众所周知，苏轼的作品具有一种共同的豪迈气象，然而透过豪迈和蚊达，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宗教情绪，特别是乌台诗案之后，佛家禅宗思想更成了苏轼处世哲学的主导思想，成了在险恶的政治逆境中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脍炙人口的《前赤壁赋》就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思想的烙印。     

理过其辞 淡乎寡味－－论李季的诗

李季是一个辛勤的诗人，他的早期的诗，特别是《王贵与李香香》，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后期的诗，由于面对新的生活而找不到恰当的形式，更由于对形式的误解，终于使他的后期诗歌无法取得比前更大的成果，推及当代其他诗人，无不在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和对诗的本质的困惑中，终无所获地走过了他们的诗歌创作的一生。     

苏轼《定风波》词所体现的禅宗思想

苏轼因“乌台诗案”遭贬黄州,在黄州写的这首《定风波》词,是其佛家思想的“中道观”体现。本文以这首《定风波》词为例,谈谈苏轼有佛家“中道观”为思想武器,尽管仕途坎坷,遭遇不幸,仍然能保持心灵的宁静,在内心有一片自由的王国。     

《诗·汉广》诗旨文化批评

有关《诗·汉广》的诗旨,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有经学的解释,有文学的解释,《战国楚竹书诗论》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其诗旨提供了契机。＂水＂这一原型意象,成为解读其诗旨的关键。     

忧生·享乐·济世－－汉魏之际文人心态剖析

本以汉末人诗歌为钥匙，解读汉末人心态。认为《古诗十九首》反映出汉末人忧生与及时行乐心态，建安七子诗反映出汉末人忧生与匡时济世心态，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末社会史，人心灵史。     

农耕民族文化心理的展现－－先秦征战诗简论之二（中）

《诗经》中一船征战诗主要反映广大民众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化心理。它与《诗经》周族史诗中反映出的统治阶级化心理存在着一定差异。但二又同属于大陆农耕民族范畴，而与海洋商业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化心理存在着质的区别。     

唐代闺怨诗对《玉台新咏》中闺怨诗的传承与突破

以《玉台新咏》为代表的齐梁诗歌，为唐代文人的表达提供了借鉴的营养，《玉台新咏》所收的闺怨诗歌体现出的风格与追求，对唐代闺怨诗的影响贯穿有唐一代。唐代闺怨诗与《玉台新咏》中闺怨诗的因缘包括承与变两个方面，主要表现在：唐代闺怨诗的题材内容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闺怨诗对《玉台新咏》中闺怨诗的意象的传承与突破；唐代闺怨诗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继承与突破。唐代闺怨诗在充分继承前代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壮大，与前代闺怨诗相比，又有了新的开拓。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浅谈雪莱的《为诗辩护》

雪莱的文论作品（《为诗辩护》以其语言之优美隽永，内容之丰富深刻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本文拟从（《为诗辩护》中对现代性危机的透视以及它的文论思想等几个角度进行梳理，揭示了这篇文献的深刻内涵和伟大意义。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对诗歌内容的诠释，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评孔融诗

孔融《杂诗》二首较有成就，为东汉诗坛增添光彩。《离舍诗》和《六言诗》仅以“首创”在文学史上留下一席之地；《临终诗》则逼真地反映出他临难之时的思想情感。总体上看，孔融诗思想价值高于文学价值。     

长吉诗注新解

清人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是多种李贺诗注本中较为详明的一种，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将它和姚文燮的《昌谷集注》、方扶南的《李长吉诗集》批本汇编成《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后来出版的几种李贺诗注，无不参酌、采撷王注，如叶葱奇《李贺诗集》、林同济《李长吉歌诗研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六辑），刘衍《李贺诗校笺证异》、沈惠乐《李贺诗选注》（《李贺及其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笔者多年来研习李贺诗，陆续发见王琦《汇解》中疏漏、错讹的问题，写成《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补笺辨正》一文，收入拙著《唐音…     

孔子之前《诗》的编撰与流传

通过对《左传》与《国语》等史籍中收录的关于《诗》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推测出孔子之前的《诗》可能有三次重大的编辑。最后由孔子编定整理出了今天所见的《诗》的版本。     

论《离骚》诗祸

本文对屈原的《离骚》进行精神分析。从香草与飞天的症候出发，探察诗人的焦虑轨迹，从而分析出掩藏于史籍的一场“《离骚》诗祸”，并通过对《惜诵》的精神分析作了印证。文章认为，“《离骚》诗祸”是中国第一大诗祸，《离骚》是屈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创作的分水岭。《离骚》写出了中国文人最痛苦的灵魂，却成了最动人心魄、最具个性的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抒情诗。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世纪末中国诗失去诗魂

纵观古今诗歌，几名诗、好诗，有如下特点：首先，好诗常合怨忿。孔子说：“诗可以怨”。其实诗不只“可以”怨，但凡对人生体验有深度的作品，都或浓或淡地含有某种对人生的怨艾与慨叹．屈原的《离骚》，是理想不得实现的怨愤之作。曹操的古诗，是感叹人生沧桑的悲怨之作。乐府民歌，除了歌颂生活的美好，也饱含对人生的诸多哀怨。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一腔怨愤，难与世人陈说，表达一种旷世孤独之感。李白的《蜀道难入白居易的《琵琶行》、《卖炭翁》等等，都是对于人生的怨忿之作。怨，往往使诗歌负载了巨大的人生重量，具有较强的审美…     

亦新亦旧:《日本杂事诗》中的“新名词”

以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为研究个案,探讨了早期域外纪游作品中“新名词”不新这一文学现象。分析了“新名词”背后隐藏着旧意境的原因之所在。认为早期域外纪游作品中的新词语,一方面见证着先行者的勇气和他们在“中学为体”与“西学为用”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的努力,另一方面又显露出由于无法摆脱强大文化惯习的牵绊而存在的思想局限。通过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中“新名词”不新这一个案的研究,不但可以看到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何其艰难,同时,也可以看出域外行旅对作者思想、创作以及文学变革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