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探寻——佛典互译贯穿于汉藏佛教界的交流史中

从吐蕃时期开始汉藏佛教界形成了频繁而又深厚的关系,佛典翻译又是这一关系的具体体现。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都有千年的佛典翻译历史,以佛典翻译为媒介,缔造了汉藏两个民族心理上和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文章回顾和探讨了汉藏佛典互译的历史、主要翻译实践、重要译文成果、重要人物,通过汉藏佛典互译和汉藏佛教界的交流途径或视角探寻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     

汉唐时期的西行取经与佛典汉译

汉唐以来佛教东传,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在东汉晚期就开始了。在早期的佛教传播活动中,由天竺、西域来华的胡僧曾致力于佛经的翻译,促使了译场的形成。华夏本土的历代高僧也为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西行取经的高僧法显与唐僧玄奘,就是两位杰出的代表。法显与玄奘毕生致力于取经和译经,不辞辛劳、艰苦卓绝,为弘扬佛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堪称千古典范。来华胡僧和中国历代高僧翻译的佛经很多,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理论。佛教在中国得以盛传,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汉唐以来佛典汉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朱译莎剧得失的研究

自1921年田汉首译《哈姆雷特》至今,中国莎译已有了将近80年的历史,其中朱生豪的译本最为脍炙人口。朱生豪所译莎剧是中国莎士比亚翻译史上的杰作,但是朱译本在总体上还存在着两大不足。从朱译莎剧的得失入手进行研究有助于指导我们今后的翻译工作。     

佛经译场立体化翻译合作方式探析

译场在佛经汉译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其独特的立体化翻译合作方式以丰厚的译学成果证明了翻译合作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这种立体化合作方式规范严谨,分工细致,对于现代翻译市场的规范化和大型翻译工程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汪榕培典籍英译思想研究

“译可译,非常译”和“传神达意”是汪榕培提出的中国典籍复译理论和典籍翻译标准,是汪榕培典籍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从理论渊源上看,“译可译,非常译”来自中国的道家典籍《道德经》,“传神达意”主要来自中国的传统画论和“言意之辨”,是中国传统理论的进一步应用与发展;从理论本质上看,“译可译,非常译”为典籍复译找到了理论依据,“传神达意”则是中国传统画论与传统哲学结合起来产生的新译论;从理论运用角度看,“译可译,非常译”为当下的典籍复译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传神达意”作为典籍翻译的标准,还有模糊之处和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中国文化术语外译能力提升策略探讨

由于文化术语外译能力是做好翻译工作的一项重要素质,提高文化术语翻译能力非常重要。本文拟从翻译者文化修养、术语学理论、翻译学理论、文化翻译学、翻译者翻译实践能力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为翻译者提高中国文化术语外译能力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措施和建议。     

中国译学的雏形——古代佛经翻译理论发展脉络

作为中国翻译理论的源泉,古代佛经翻译理论从三国时开始到唐朝的繁盛和宋以后的衰退的发展和完善,为今天的中国翻译理论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形成了中国译学的雏形。     

语篇风格与韵味的忠实再现——浅析张培基先生的散文翻译

张培基先生在中国翻译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中译英方面,翻译了大量汉语著作。本文援引他的一些翻译作品实例分析了他在中译英时对语言及风格的处理技巧。     

“翻译”非“译”——浅谈中国传统译论中翻译定义的变迁

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的定义经历了从"译"到"翻译"的变迁。中国文字的发展经历了从单字本位到双字词本位的发展。从"译"的字本位定义到"翻译"一词的出现及其理论依据来看,翻译定义的变迁过程不仅仅是定义从单个字到双字词的变化,而是体现了早期翻译实践者和理论家对翻译的探究,体现了翻译活动在中国文化中不断前进,体现了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内化与吸收。     

翻译写作学视域下漳州景区公示语译写探究

景区公示语的翻译是发展景区国际旅游、展示景区形象的基础工作。以翻译写作学相关理论为指导,根据英汉公示语的社会功能与语言个性异同,结合漳州市景区英文公示语实例,认为案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既涉及译者目标语基础和翻译态度,又与译者目标语写作能力不足相关。公示语翻译在“译写”时,采取不译或省译、仿译或套译、创译等实用译写路径,以此提高准确度,同时从业人员要有责任意识,使公示语成为传播现代化滨海城市对外形象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力支撑。     

中国菜名的日译与饮食文化传播

从中国饮食文化的角度,初步探讨了中国菜名日译时采用直译、音译、注释、意译、借译等五大基本原则和方法,阐述了其文化可译性。事实证明:对菜名这一特殊语言材料进行合理、恰当的翻译研究有利于跨文化交际,传播中国的饮食文化。     

浅谈佛学思想家僧睿的翻译贡献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翻译理论最早产生在佛经翻译时期,僧睿是十六国时期著名的佛教思想史学家和佛教思想家,作为一个佛学界的大师在佛经翻译的同时,也参与讨论了翻译方面的理论,僧睿是道安和鸠摩罗什的高足,而且是鸠摩罗什大师的高级助译,在佛经翻译时,僧睿都参与并给译文进行润色。在这个过程中,僧睿渐进于讨论译字。在译名问题作了初步的研究。并且对佛经新译和旧译进行对比和评价。     

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

当今翻译学科领域流派越来越多,而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由来已久,并还没有定论。由于中国现当代译论过于吸收和借鉴,甚至照搬西方译论研究成果,故普遍认为中国译论不成气候。本文试图在传统译论视角下通过论述文学翻译的艺术性,从而更深入引导人们认识到中国传统译论的积极的贡献,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和发扬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浅析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与质

在中国佛经翻译发展史上,从最初的汉译佛经开始,就出现了文与质的区别和论争。文与质不仅是翻译方法或风格的分歧,更是在译入语的操纵下,译者如何选择文或质的翻译策略,然而文与质的相别相争最终在玄奘新译中实现了相合相融。研究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文与质,对中国当代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驳翻译的“不可译”论

从19世纪以来,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便成为翻译理论中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Catford和Newmark,甚至现代翻译界的泰斗Nida都对此持保留态度,尤其涉及到文化翻译时。以英汉翻译为例,就有人就音、形、义、语体风格及文化各个层次对翻译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如:汉语方言怎么翻?黑人英语怎么翻?汉语中的“‘八字’还没有一撇呢!”这句话,你该如何翻得生动贴切?中国的“饺子”“馄饨”如何在英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红楼梦》的博大精深西方人能欣赏多少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笔者仍坚决赞同翻译的“可译论”。诚然如上所述确实是翻译中经常遇到的难题,但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天堑,可译是绝对的,不可译是相对的。在具体阐述这个论点之前,我们得搞清什么是翻译,翻译的目的是什么。     

全译与变译的解读

翻译时对原作的语言形式如何处理？是抠紧一些,接近一些,还是灵活一些,大胆一些？根据对语言形式的不同处理方式,早期的翻译分成了死译与活译,直译与意译四种。如今,翻译界又提出了新的翻译范畴：全译与变译。即黄忠廉先生提出的＂翻译求似律＂。本文旨在浅谈这一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我们翻译工作的帮助。     

肯尼斯·雷克斯洛斯的《中国诗一百首》是好诗,好译

通过对雷克斯洛斯的中国译诗集《中国诗一百首》的分析,可见他在翻译中国诗时尝试运用中国诗歌的创作方法,表现出了一定的中国古典文化精神。雷克斯洛斯的译诗,融合了西方翻译诗学和他本人对中国古诗特点的准确把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个人译诗风格。他的译诗讲究节奏,以单音节的词为主,节奏随情感而变;他的译诗动词使用精当,以一个传神的动词描绘动态的场景,以动态意象取胜;他的译诗注重追求意境,追求原诗的整体美学效果,通过一些隐含意义取胜。雷氏译诗既是好诗又是好译。     

我看中国传统译论——浅议传统思维模式下的译论和发展方向

本文回顾了我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指出继承和发扬传统译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既肯定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又充分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笔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进行分析考量,并分析了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方向。     

浅谈科技英语的翻译标准

一、翻译与翻译标准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的形式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重新表达小来的活动。我国的翻译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可以上溯至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的西周。《周礼》中所说的“象胥”,就是当时对翻译官员的总称。到了西汉时,就改用“译”作为从事语言翻译工作的官员总称,自从东汉开始传译佛经以来,又在“译”字”的基础上加上“翻”。这样“翻     

中国译论中主体间性思想之探究

受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翻译研究出现了间性思维,主体间性从哲学层面引入翻译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是主体间性的早期萌芽,受这种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中国现代译论,也明显带有主体间性思想的印记。主体间性的现代性,给中国译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中国译者在发扬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精髓的同时,应适当结合主体间性的现代意义,为中国译学找出新的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