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研发投入、知识积累与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

基于最新发展的SBM-DDF模型，测度2008~2014年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指数，并将制造业行业的知识积累异质门槛纳入非研发投入驱动绿色创新增长机理框架，运用改进的动态门槛回归方法，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行业不同知识积累门槛下非研发投入对绿色创新的异质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整体水平较低，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且行业异质性显著；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绿色创新水平在样本考察期内变化没有较大增长，甚至呈现一定幅度下降趋势；总体上，制造业非研发对绿色创新增长起到了显著有利促进效应。随着知识积累水平加强，非研发创新路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非研发投入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呈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当制造业知识积累水平位于7.736和9.313“临界规模”时，最有利于非研发路径进行绿色创新。研究为探索促进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的动力来源、路径选择与政策设计提供了有效参考。     

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高技术产业创新动态影响的研究

采用中国30省(市、区)1997~2010年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研究不同技术来源与创新动态关系。通过使用正交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离出自主研发、技术引进、购买国内技术和研发人员对创新影响水平。实证研究发现:①创新产出、研发经费、国内技术和研发人员都会对创新产出产生促进作用;技术引进对创新产出先抑制后促进;②研发与技术引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研发与购买国内技术之间存在同向互动关系;③研发人员对创新成果始终存在稳定的促进作用,其影响要滞后二期才达到最大。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产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利用2005～2016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本身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均显著提升了本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制造业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对本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相邻城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效率研究——基于资源约束型两阶段DEA模型的新视角

针对传统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的不足,结合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过程的特征,将其研发创新过程分解为技术开发和经济转化两个前后相续的子阶段,考虑“子阶段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初始投入在两个子阶段间的分配结构”,构建了资源约束型两阶段DEA模型,从而实现了对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效率测算方法的改进,运用该模型实证测评了中国高技术产业17个细分行业研发创新的整体及各子阶段的效率,并同时得到初始投入的配置信息. 与现有研究相比,该模型突破了传统DEA模型无视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系统内部组织结构的限制. 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产业17个细分行业不论是从研发创新整体上,还是从研发创新的两个子阶段,效率值都偏低,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两阶段效率矩阵图可知,除了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业等3个细分行业属于高效集约型研发创新,大部分行业表现为两个子阶段效率双差或一强一差;根据17个细分行业所隶属的5个产业大类来分析,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研发创新过程的整体效率最高、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最低.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效率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视角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创新流程划分为同化、生长和利用三个阶段,构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Super-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15个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效率进行测度,并提出相应的提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效率处于中等水平,总体呈持续增长趋势,产业间差异性和两极化现象显著,需进一步协同发展;三个阶段效率差异明显,利用效率最高,生长效率次之,同化效率最低,演化趋势中,同化效率增长速度最快,利用效率次之,生长效率最慢(负增长);结合产业分阶段效率的差异性发现,“双三高”效率产业尚未形成,无法发挥“创新生态效应”的引领推动作用;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效率可表征为高效率-快增长、低效率-快增长、低效率-慢增长、高效率-慢增长四种类型,不同类型产业可通过流程优化式、机制完善式和双边突破式等路径提升创新生态系统效率.     

外部知识源化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机理：创新型人力资本视角

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从创新型人力资本视角构建外部知识源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创新影响机理的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在不同行业创新型人力资本异质效应下外部知识源化驱动高质量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知识源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受到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推动了外部知识源化的高质量创新的作用，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并突破“临界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部知识源化的高质量创新效应，即外部知识源化与高质量创新呈倒U型关系。此外，在行业上，中国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处于中等水平，外部知识源化是推动高质量创新的显著动力，但需要警惕创新型人力资本带来的负向门槛效应，以保持高质量创新活力。     

浅析企业技术发展的路径选择与资金配置

通过双重差距模型分析 ,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企业在技术能力方面普遍存在技术水平和技术学习能力双重差距 .企业要提高总体技术能力应采取技术引进与提高学习能力并举的策略 .但由于技术引进和学习都受到一定的资金限制 ,为在一定成本约束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 ,本文经过数学推演证明 ,企业的最佳技术发展路径就沿着所有成本约束方程与等技术能力曲线切点的连线 (即技术扩展线 ) ,并不超过技术发展的上下脊线 .本文的分析结论还表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能力差距越大的企业 ,越应注重通过技术引进 (转移 )来提升技术能力 .反之 ,越应注重通过学习和创新提高技术能力 .最后 ,本文在一定假设前提下还推导出有限资金在技术引进和提高学习能力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理论公式.     

互联网应用、信息连通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基于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知识信息化、数字化的新特征,构建互联网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模型,分析信息连通的中介效应及异质性影响,以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回归方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使用互联网对于创新投入及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信息连通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互联网的信息连通中介效应对消费品制造业企业显著,而对工业品制造业企业不显著;与用户信息连通的中介效应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探索信息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并为不同类型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获得“连接红利”提供参考。     

中国制造业需求驱动研发模式及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解了不同类型需求驱动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的模式,研究了网络特征在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投入是国内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共同驱动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投入结构则为中间需求主导型.各类需求引致的研发投入均对中国制造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贡献由高到低依次为国外最终需求、国内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因此最终需求是驱动研发投入进而实现创新产出的主要动力.生产网络特征在研发推动创新产出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心度与各类需求引致的研发投入交互促进了创新产出的增长,上游度限制了中间需求驱动的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贡献的发挥.     

基于委托代理机制的研发外包边界

由于技术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研发外包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公司的青睐.但是信息泄露问题使得研发外包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利用委托代理机制建立了一个过程创新的研发外包选择模型,并用博弈论分析了无信息泄漏情况下外包与内部研发的边界,信息泄漏情况下外包与内部研发的边界及信息泄漏情况下外包与无信息泄漏情况下外包的边界.文章结论对于研发外包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     

广告竞争下制药企业创新战略选择与市场绩效

立足于制药产业研发——营销双密集的产业属性,探究广告竞争下,制药企业创新战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和药品市场绩效.研究发现,制药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取决于创新投资和广告投资的内在关系和创新效率.当创新投资和广告投资之间存在挤入效应时,研发创新可能导致囚徒困境的结果;其次,适中的医保福利水平对制药企业的创新意愿有正向影响,过高或过低的医保福利水平,均会降低制药企业的创新意愿;最后,当创新效率足够高且创新投资强度中等时,更多的制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可实现患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双重改进.否则,更多的制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将导致患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双重损失.研究结论可为制药企业协调创新战略和广告战略、政府部门优化医保支付政策和创新激励政策提供可操作性建议.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基于网络嵌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熊彼特式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基于双元创新结构刻画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微观行为，平衡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式和开发式创新双元性，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新熊彼特创新发展通道；并将研发合作网络结构拓展至“关系-结构-位置”3种嵌入模式，采用计算机仿真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网络嵌入模式选择对双元创新偏好下研发合作网络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环境复杂性和波动性特征在上述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考虑到地理位置的邻近性，无论是开发式还是探索式创新偏好研发合作网络，位置嵌入模式总是最有利于其长期创新绩效的提升，而环境波动性和复杂性特征对创新绩效产出具有短期调节作用，且在一定程度决定结构嵌入模式更有助于增强开发式创新偏好研发合作网络的短期绩效，而位置嵌入则更有助于提升探索式创新偏好研发合作网络的短期绩效。     

政府扶持与企业创新

为深入考察政府创新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与内在机理,本文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的研发补助政策和税率优惠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对政府创新扶持政策的双重效应进行识别.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政策兼具“前期激励”与“后期奖励”效应,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而税率优惠政策并不能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显示,持续且平稳的研发补助额度、企业经营地理分散化和外部创新环境显著强化了创新扶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本文不仅弥补了现有研究对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内在动机和潜在机制的忽视,还将研究视角由“政府之手”扩展到“市场之手”,对政策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逻辑链条进行了必要补充.本文研究揭示了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实施的内在规律,为我国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政府扶持驱动企业创新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机器人应用日益普遍以及大力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探讨了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其机制在于机器人应用能够发挥治理效应与人力效应.对于非高科技行业以及位于制度环境并不完善地区的企业来说,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人力效应影响机制的深化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需求以及劳动力结构通过发挥“双重互补作用”助力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最后,基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开发式创新,机器人应用对于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如何推动机器人产业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     

合作研发中的双边道德风险和利益分配

针对合作研发中研发能力和谈判能力对利益分配和研发模式的影响,运用纳什谈判解,构建了存在双边道德风险的合作研发联合生产模型.研究表明:合作研发实现的净收益随参与方研发能力的增强而增大.分析了合作双方研发能力和谈判能力对最优线性分配比例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一方所得分配比例随自身研发能力的增强而增大,随对方研发能力的增强而减小,但与双方的谈判能力无关.考察了研发模式的选择与研发能力的关系:只有当合作研发能实现正的合作净剩余时,企业才会采用合作研发的模式;当研发能力差距悬殊时,实力较弱一方应将研发业务外包给实力较强一方.     

产业转移、高端资源错配与创新绩效——基于医药制造业数据的门槛机理

本文利用2010～2016年省级医药制造业面板数据,基于地区高端资源错配视角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产业转移驱动创新绩效的非线性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中国27个地区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高端资源错配,且错配情况近年来没有明显改善;产业转移驱动创新绩效的效应显著受限于地区高端资源错配程度,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随着门槛水平的提升,产业转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由促进变为抑制。最后,本文结合医药制造业行业特点,从深化市场改革、加强东西部地区联动、合理引导要素转移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提升医药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企业学习方式、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从学习和能力的视角探究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理论推演出组织学习方式(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企业创新绩效和协同创新绩效)的相互关系,并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例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自主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能力均对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主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能力在组织学习方式和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同时,自主创新能力对协同创新绩效、协同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也得到了验证。最后,提出了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EVA考核,研发费用管理与央企创新效率

以2009年实施EVA(economic value added)考核这一事件为契机,基于研发费用管理视角考察EVA考核对央企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和超越对数面板随机前沿模型实证研究后发现,实施EVA考核显著提高央企的研发费用正向管理水平,且通过研发费用正向管理这一中间渠道能提高央企创新效率,意味着EVA考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央企创新方面委托代理矛盾.在进一步研究中,以"微利"或"微增"央企为切入点,发现高管进行研发费用正向管理时会兼顾企业利润总额,其目的仅是为了获取更高考核值.因此,EVA考核的激励作用是有限的.     

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实地调研数据为样本,运用OLogit模型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考察其与财政补助的交互效应.结果发现:税收优惠的享受与否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重要影响,当企业受到税收优惠支持时,企业平均研发创新强度会显著提高.与财政补助的交互效应显示,财政补助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强度,但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存在替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