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想像的社会历史观和美学趣味

批评想像中的社会历史观点，首先承认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此种文学观念首先来自于作家，正如巴尔扎克所说：“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那么对于这样的作家作品进行批评想像，也就应该像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茅盾散文表现时代性的特色——茅盾散文研究之二

作为文学巨匠的茅盾,是以他反映时代的广阔与深刻显示其作品的独特性而蹻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作家之列的。他在检讨自己的创作时说:“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意义”。他认为“站在时代的阵头,吹起前进的号角”,这样才能使文艺“克尽了它的使命”。 茅盾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是和时代共着脉搏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如果我们认真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茅盾的散文在表现时代性上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这就是:表现时代的多样性;揭示历史生活的连贯性;反映特定时期历史面貌的完整性。下面,就这几方面,分别加以论列。     

论张廷竹和他的“大时代三部曲”

文学、作家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与当地的经济、文化状态密不可分，作家只有沉潜到生活的最深处，感受到时代的强有力的脉动，才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作家张廷竹和他的“大时代三部曲”（《大路朝天》、《盛世危情》、《清平世界》）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深刻介入社会问题，展现社会众生相，揭示人本性中的善与恶在非常状态下的激变，着力于对人的灵魂的探索与改造，探索未来发展之路，不失为一个时代的“醒世恒言”，也为改革文学提供了新的范本。     

说陆机

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时大约４００年间，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１〕这个时代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文学日益发展，逐步摆脱了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驰上了自觉发展的独立轨道。这表现就是人们的文学观念有了长足的进步，创作规律受到重视并得到总结与探讨，文学作品也随之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当时的作家不但刻意为文，且努力探讨、认识、掌握、运用文学创作的特有规律，从而把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些作家中，继建安时期的曹植之后而能堪称大家的便是晋初的陆机。陆机生于吴景帝…     

文学与人性的思考

人性是文学表现的对象,离开了对具体人性的反映,文学就没有生命。因为文学反映社会生活,重点反映人的精神活动;文学是作家情感的表现;从欣赏角度说,没有情感的共鸣就没有文学欣赏。而人的情感和人的精神活动是人特有的本质,是人性的表现。人性是个具有多层次的,多因素的,具体的发展变化的概念。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它的基本层次,在这个层次上,人性又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反映各种社会关系的社会意识则处于最高层次。人性中有"共同人性"和"差异性",这是由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带来的。在人的社会生活中,人性的表现是和他在社会中的地位相联系的。要真实地、准确地表现人性,必须深入生活,把握社会生活中各种人的特点,塑造出栩栩如生、感人的艺术形象。     

女性写作的开拓之路——张爱玲与施叔青笔下的女人

张爱玲是三四十年代上海“孤岛”时期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上承“五四”的女性文学传统，同时也如“落地的麦子不死”(王尔德语)下启了几十年来多位女作家的女性写作，台湾的施叔青便是一例，两位作家的写作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西写作技巧的共同点下显现出相同相似的特点和不同之处，各为两个时代的女性文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维吾尔族民间习俗的探寻——兼论民间文学的民俗学价值

<正> 任何一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与作家书面文学,既有共同的地方,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民间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综合了各种社会意识,具有多功能的性质,它总是独特地伴随着人民生活,形象地追述着每个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演变,成为每个民族的“百科全书”,“各种信仰、家庭与民族历史的储存处。”①民族的真实生活、真实历史、人民生活中的许多现象,若不从民间文学中去探寻,是无     

沉浮于时代大潮中的特定一群——试论蒋光慈小说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

一 作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初期的一个倡导者,蒋光慈在理论和创作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历史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群众已登上了政治舞台,集体的生活已经将个人生活送到了不需要的位置了。”①因而他大声疾呼,要求新文学作家去反映和描写工农民众的革命斗争生活。而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蒋光慈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人物形象刻画最为成功的是青年知识分子,作家情感倾注最多的也是青年知识分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环境与现实选择

中国现代为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政治制度提供了良好机遇，从这一生存环境和文学审美观念出发，中国现代作家的三种选择具有代表性：一是以鲁迅等为代表的自觉将自身的文学活动与时代意识形态主题相联的作家，执着于或启蒙、或救亡、或启蒙与救亡并重，自觉回应一日千里的转折时代对文学责任的义务的呼求，对中国现代意识形态主流建设乃至社会革命都做了巨大贡献；一是以前期创造社作家等为代表的执着于“为艺术”的人们，人们尽管深恶中国现代黑暗的社会现实，但反对文学的功利性，执着于文学之“美”、“纯”的追求，这类作家的创作不但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殿堂，而且也无悖于作家的“职业”要求，何况其中还有一个发展转化的问题，所以，对此应予基本肯定；第三种选择是一种有愧于“作家”称号的选择，如周作人等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的“叛卖”、“附逆”，除铨等出于某种政治与商业利益，置基本的道德与人格于不顾的文学游戏者。     

转型期文学"欲望化写作"根源与批判

“世俗化”是“转型期”中国文学“欲望化写作”盛行的总体社会文化根源。文学可以写“性”,但应该停留在“人性”、停留在“美”上。在极大地满足了物欲的需求之后,该怎样为人类继续保留和创建一方精神空问,抵制心灵物化,使人类幸免于物质环境下新的沉沦与麻木,挽救“人”于新的“非人”境遇,这是当下作家创作所面临的时代新课题,解决不好这样的课题,算不得真正的时代作家……     

论刘白羽新时期散文创作

刘白羽这位经受了革命战争血与火考验的老作家,在“十年浩劫”灵与肉的洗礼后,面对着“炎天骤雨掣风雷,万里晴阴一扫回”的时代风云,看到我们党和国家“冲过了一场暴风雨进入新民征”的壮阔前景;激情满怀地“瞻望未来,回顾畴昔”,以一个革命文艺老战士的姿态,站在时代的高度,庄严地思考着:亲爱的党给予自己的“第二次文学生命”,一个革命作家,在富于开拓精神的新纪元中,应如何完成肩负的历史重任?他用自己的整个心灵,去感应时代的脉搏,去呼应历史的要求,毅然不顾年老多病之躯,运起因“文革”受迫害而搁置十年的如椽巨笔,忠诚地为党的事业、为社会     

九十年代文学的两个基本向度及其理论启示

中国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时代。在其纷繁的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内部,沉潜着两种基本力量交织构成的两个发展向度,即商业氛围支配下的“即时性”文学走向和道德理性支配下的理想主义文学走向。它们在现象上有各不相同的明晰的表现,在价值内涵上显示了90年代中国文学不同的文化选择和因此而生的矛盾与冲突。90年代文学的这种状态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在于,文学发展虽然受生活的制约影响,但作家主体行为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寻找时代精神资源,深入把握生活基本状态,这是理解90年代文学和寻求新世纪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因素。     

用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历史与美学的统一”是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本准则。但“历史”的内涵异常丰富,包括各种社会要素,特别是社会心理和流行时尚。用社会学视角全面审视文学研究和教学,是获取特定历史阶段文学创作真实信息的保障;同理,只有把特定的文学作品置于时代发展的横断面上进行整体的社会学分析,才能真正切入作品的历史真实,从而确保美学审视的准确性。     

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文学与时代密切相联,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十九世纪俄国作家手中更推向了高潮。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真实地记载了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全过程,并且塑造出了不同时期的典型形象系列。其中“多余人”的形象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他充分体现了贵族革命阶段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这组形象的出现,是世界文学中特有的现象,也是俄国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     

李洁非：“转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寻

作为一位多栖的著名文化学者和学院派作家，40年来，李洁非在写作上始终坚持将学术与创作融为一体，并经历了一个“由文入史”而“文史融通”转变。在此期间，李洁非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开辟新的研究阵地，通过自我转型的方式来持续推进自己对于“转型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学文化的研究和思考，不断寻找历史发展的秘密，更深层次地探究中国式发展的文化基石。同时，他还以深切的现实人文关怀进行写作，反哺着行进中的当代社会，在学者、作家中独树一帜。     

略论孙犁的作家人格论

孙犁既是创作家又是文论家,他的文论是他几十年文学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的结晶。他的作家人格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家为人与为文的统一,作家个人的人生实践、人格发展要与时代社会的要求和发展一致;为了求得作品的真实,作家的人格要以情感的形式真实外化,同时作家还得保持一颗不为名利所动的赤子之心。其作家人格论融合了以修身立命为核心的古代道德文章精神和以“二为”为宗旨的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精神。     

《新时期文学概说》导论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在这里包含了“文革”后到世纪末的文学。如果把从“文革”以后到世纪末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文学的发展 ,它是一个创作主体不断发展的过程 ,但五四新文学传统一直若隐若现地埋藏在作家们的心底里。人的文学和现代汉语的审美形式 ,始终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两大传统制约着文学的走向。同时 ,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整体影响下 ,中国作家们还重新建立了世界性的视界。 2 0世纪 80年代的文学与 90年代的文学有很大的差异 ,可以分别称作是共名时代的文学和无名时代的文学。学习文学史要求学习者大量地阅读与分析文学作品 ,不仅从审美的角度来提高赏析文学作品的能力 ,也从大量的作品阅读中来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论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利弊

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人们在分析文学现象时,总免不了要考察文学现象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诸种联系。随着这一批评方法从产生和不断地成熟,人们对社会历史批评这一文学批评方法的认识也日益深化。对这一批评方法在运用上的利弊得失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人与自然的和谐——普里什文和孙犁的生态文学之比较研究

普里什文是20世纪苏联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人物。作为生态文学的代表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能倾听鸟兽之语、草虫之音异。孙犁现代小说家、散文家、作家，被誉为“荷花淀派”创始人。普里什文和孙犁作家虽说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但两者对大自然的虔敬和诗意，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十七年文学中“冲突”的产生与化解

十七年文学由于自身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独特性，作家既要保证与政治上相协调的文学形式，又要坚持文学对世俗性、真实性的关注，基于此，其中很多的地方出现或显或暗的“冲突”。十七年的作品，以独特的地位，列下“社会主义文学体系”，以几部红色经典的成果，成为那一段历史走过的印迹。在独特的时期之下，如何将个人的激情融入历史的进程，如何在保证革命性叙述的同时，反映一些更真实的、甚至“落后”的现象，如何思考和表现种种不能化解、不能言说的“冲突”，既是对作家的考验，更是留给一个时代的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