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庸》看先秦儒家的君子之道

先秦时期,＂君子＂被孔子赋予道德方面的含义,并成为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表征。结合《中庸》所论＂慎独＂、贵＂诚＂、＂时中＂等思想,正可一窥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作为先秦儒家道德学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君子之道对中华民族的人格价值取向影响深远。     

《论语》中的“智德”思想研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他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智”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德目,这一思想在《论语》一书中有具体体现。从《论语》一书中可以看出,“智”包涵“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种。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追求两种理想人格：“知者”与“仁者”,因此“智德”与“仁德”并列成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两种德行,两者相关但是不等同。仁智兼备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追求仁智双修的路线。     

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

从学术思想性质上将文景之治概括和指称为道家政治、黄老政治、老子政治,是自清末夏曾佑首倡以来至今流行的一个观点,但它是一个见道不见儒的有漏之见,漏掉了指导思想、政治礼乐制度和社会领域的基本事实和懦学存在,因此不能成立。由对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的实况和实义省察,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的上层政治变动中,儒家伦理观念依然通行于上下各个人之间,认证儒家伦理社会是其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地基和底子。秦帝国的历史变动及其焚书坑懦并没有颠覆社会的伦常文化结构,没有试图重新改造与铲除这个儒家社会地基,儒家社会依然价值地存在着。汉兴,吏民皆案堵如故,儒家社会继续存在。刘邦称善陆贾《新语》,奠定汉初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儒家率先成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是懦道共法,是整个汉初政治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是懦道两家共同参与创造的。以“无为而治”为政治模式的文景之治是在刘邦、陆贾奠定的儒家文治思想基础上,在儒家伦理的地基上,在儒家设计的汉廷礼乐制度和以《经》博士为主体的学官教化系统中运行、实施和实现的。文景之治的政治指导思想实际上是懦道双席位制。黄老之学的首席政治代表、关键和领袖人物窦太后的政治权威,保障着文景之治政治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就此人事而言,文景之治是道懦并治。但就“无为而治”实施的《诗》《书》经艺仁义内容,就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的全面关系综合而言,则当说懦道并治。     

从孔孟到《易》《庸》——钱穆论先秦哲学衍化及其当代启示

历史学家钱穆曾对先秦哲学衍化展开详细考察,提出了一个与传统旧说迥异的钱氏先秦学术谱系:孔孟→庄→荀→老→《易》《庸》.孔孟儒家以德性人生观开启中国文化的人文转向;庄老道家的气化宇宙观对古代有神论宇宙观掊击无遗;荀子驳击诸家,重回孔子隆礼重德传统,却又陷于天人二分;战国晚期至秦汉间的新儒家创作《易传》《中庸》,其德性天人观奠定了后世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与“崇德广业”的思想精神,对中国文化应对吸纳西方现代科学精神从而实现当代复兴有着重要的思想启示.     

儒家之道的传承与发展变化

自先秦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家之“道”就一直被后人言说着。南朝刘勰、唐代韩愈、清代章学诚都曾作有同名《原道》之文,追本求源,探寻儒家之“道”,体现出他们对儒家之道的不同理解,也从宏观上丰富和发展了儒家之道的内涵。     

嬗变的前奏——论《诗经》在先秦的流传与应用

《诗经》本是上古文学作品，汉代经儒家神化处理遂变文学作品为儒家经典。本文力图从西周时期的“以声为用”，春秋至春秋战国之交的“声义皆用”及战国时期的“以义为用”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诗经》在先秦的流传与应用。以期揭示《诗经》变成儒家经典这一嬗变的必然性。     

从《左传》到《列女传》中女性形象的变化

从《左传》到《列女传》,女性形象的塑造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一方面与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形象的塑造与作者的创作目的,与当时的学术语境密切相关。随着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逐步形成,儒学开始以经学的形式统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刘向《列女传》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同于《左传》,其实质乃是用儒家的观念塑造而成。     

儒家《大学》教育理想的易学解析

儒家《大学》的教育理想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该教育理想暗合周易学说。“明明德”与周易大有卦相通,“亲民”与比卦对应,“止于至善”与泰卦和既济卦之卦象与义理相汇通,而大有、比、泰和既济卦互相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大学》教育理想与易学暗合的现象,说明先秦儒家教育理想的构筑,是以易学为哲学根据的。     

直面孔子:《论语》君子观片论

《论语》作为研究孔子的重要资料,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直”在《论语》中共出现22次,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正直的人,二是指直率、公平、正直的心态。而且可以上升为儒家伦理哲学的“直道”。拙文在此将“直”作为研究孔子君子观新的切入点,并由此说开去。     

《论语》中“仁”的涵义浅释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内涵极为丰富。“仁”的思想是孔子儒家学说最富有特色的重要精髓,在孔子思想学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儒家经典《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在《论语》中,“仁”字出现多达109次。历代研究者都很重视对“仁”的基本涵义的探求。但孔子始终未详细阐明“仁”的基本涵义,以至后人见仁见智,凭借自己的理解,对“仁”做出种种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先秦儒家的君子观念及其社会意义——世俗生活中的良善人格

在先秦儒家共识性观念中，君子是集理想性、经验性、世俗性于一身的存在，他们在怀抱“士志于道”之理想的同时，又积极与世界互动，以避免理想堕于伪善。在此意义上，有“君子不器”“修己以敬”“义以为质”“颠沛必于是”四重精神准则支撑君子的光辉气质。从事实的角度看，虽然社会稳定多数时候靠的不是君子，但那些作为良善主体的君子和具有温厚情怀的君子依然发挥了促进美好、维系生存的作用。在中国传统士人政治中，君子是社会整合、协调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先秦儒家《诗》学的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年左右,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论孔子的君子观

孔子前，“君子”含义不固定，不确指，与德行好关联不紧，不具道德评判色彩。“君子”既指天子诸侯，也可指丈夫男性情人，德行可好可坏。孔子第一次全面地以具体的道德规范──仁、义等十余种内在品质与恭、庄等八种外在仪表两层面充实了“君子”的内涵。“君子”由偏指地位尊贵转向德行高尚。基于此，孔子评判历史、当代人物，教育、培养学生做“君子”，最终行君子之政于国。分析先秦诸子言说，“君子”是孔子为儒家树起的一面旗帜，承载了重构社会新秩序的职能。     

先秦儒家义利观新探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中义利观是一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经典中,就是所谓的“义利之辨”。朱熹视之为“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与延平李先生书》)。 有人认为,先秦儒家义利观就是重义轻利。更有甚者,有人不究全部内涵和精神实质,仅仅抓住重义轻利的抽象概念,并赋予一种狭隘的理解,便笼统否定,大加挞伐。有鉴于此,本文本着求实的精神,对先秦儒家义利观作一历史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以还其本来面目。 “义”的原意为礼仪的仪,后来假借为适宜、合宜,即人生活动,人际关系中的应当和准则。先秦儒家所说的“义”,一般是指道德上的应当、应该。“义者,宜也”(《中庸》)。义在与私利相对时,意谓国家、天下之大利,也称作“公义”。“利”的本意为锋利,后引申为利益、好处、财利。先秦儒家所说的“利”,一般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有时是专指个人的私利。所谓义利观,就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的认识或看法。综观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关于义利观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到,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有着丰富的内容。把这些内容归纳起来,笔者认为其主要观点是:     

《论语》中的“天”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论语》中包涵有“天”或“天命”、“天道”，以及“天下”、“天子”、“天禄”等概念。其中的“天”，既有能让四时在其中运行、百姓在其中化育生活的“自然之天”，又有具备道德、命运等判断和掌控能力的“主宰之天”。孔子与其弟子顺天安命、以天为最高准则，而又重人事胜过重天。这是先秦儒家主张仁治、礼治的一种体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天的认识。它与《论语》中的其它思想一起，共同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根源。     

《论语》之“论”

《论语》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著作,其书名中的“论”字有作“伦理”解、“编纂”解、“讨论议论”解、“把有序的言说编次成佚”解、“讨论编次”解、“选择”解、“讨论解释”解等,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根据《论语》的性质、内容和体例,其中的“编纂”义是最为恰当的。     

试论《左传》中的"君子曰"

《左传》“君子曰”史评形式内容丰富,形式独特,自成一格,对后世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继承创新,以“太史公曰”取而代之,成为历代正史所效仿的典范。唐传奇作者评论和宋元话本、拟话本小说之“以诗入话”、“以诗结论”均为“君子曰”史评形式的发展,到《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可谓发展到一个极致。     

《孟子》、《孝经》的孝道思想比较

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文献,《孟子》和《孝经》对＂孝＂都有着丰富的论述,前辈学者已经指出了两者的相似性。通过从＂为何行孝＂、＂何谓孝＂以及＂如何行孝＂等三个方面比较二者所蕴含的孝道思想,可见《孝经》与《孟子》的论述既有某些契合之处,又有着明显不同。这些不同显示出《孝经》鲜明的＂移孝作忠＂和＂教孝劝忠＂的思想特点,反映了先秦时期孝观念变化的一个侧面。     

性物化下的沉默——《罗克珊娜》、《克拉丽莎》和《塞西丽亚》的比较分析

格奥尔格·卢卡奇提出的＂物化＂理论主要属于哲学范畴,但是,如果把它应用于文学领域来分析英国18世纪女性被物化的现象、原因和本质,则更能有助于了解女性物化现象的相关理论和其发展的特点。结合英国18世纪出版的三部小说作品——塞缪尔·理查逊的《克拉丽莎》、丹尼尔·笛福的《罗克珊娜》和弗朗西斯·伯妮的《塞西丽亚》,以作品中女性物化现象为切入点,探讨由于女性在经济上处于被动地位,婚姻中也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加上父权制度的统治和长期以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双重压迫,女性的命运一直在男性社会中被物化,成就了父权制社会显形物化的意识形态。     

略论石介的民族思想——以《中国论》为中心

石介是北宋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宋代理学的先驱.石介在其代表作《中国论》中斥佛、老,以捍卫儒家之道的正统地位.同时,该文也反映出了石介对华夏文化正统性的维护以及夷夏各处的民族思想.文中石介不仅表现出对“中国”的忧虑,更将排佛老上升到了“尊夏攘夷”的高度来论述.石介的民族思想在北宋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异常突出的特殊时期,对于维护王朝的统治、增强民族意识以及维护华夏正统文化都有着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