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缘何废而不止——近代"废止中医案"破产根源之分析

从表面上看，1929年全国反对“废止中医案”的胜利，与各界的拼力抗争有关，实际上真正左右事态发展的潜在因素很多。就传统与国情而言，数千年来，民间对中医有充分的信赖并建立了深厚的信仰。而西医数量上的有限性与几亿人口的巨大反差也令西医及政府决策者们望而却步；就民生与市场来说，中医药关涉着数百万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中医的废止问题必然要改变国家医疗市场的格局；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中医存废问题的斗争也是政府权力集团之间相互较量的缩影。而中医药与国民经济之密切关系更是政府无法回避的现实；最后，中医药具有公认的价值与效验，而当时的西医根本不具有将中医排除出去的技术能力。     

教育的"功利之魅"与知识分子的"良知之致"

关于我国当前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不需再赘述，有人因此对我国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教育方式颇有微辞，甚至是谴责。我们承认其中是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不是当前教育领域严峻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深入透析，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的畸形功利化却是诱发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社会多数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评价标准的功利化通过同化、类化的方式实现对社会成员观念的改变和占领，反映在教育领域中人的身上，便由此使教育领域出现诸多问题。可以说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人不再物”，制度的制定和贯彻毕竟要人去执行，教育领域内的“物”只是以一种载体或客观表现物的角色存在的。因为人们主观意识或观念出现了问题才导致了教育领域最多问题的出现，所以我们分析问题的着眼点不应只是教育领域的“物”，而应是整个社会领域中的“人”；解决问题的着力点不应只倾力追求体制的完善，而应力促实现社会人的价值等主观观念的转变。     

作为"过程"的技术

本文以一种动态的思维与系统的观念来解读作为“过程”的技术，指出“过程”是一种包含着时间与空间维度的，同时也包含着人的实践活动的演化。分别从宏观意义上的抽象化技术，中观意义上的“技术集群”概念，以及微观意义上的具体化技术三个层次，探讨了技术在这三个层次上的“过程”性表观。     

科普宁：苏联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拓荒者

2022年是苏联著名科学哲学家科普宁诞辰100周年。科普宁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科学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基辅学派”的创始人，他关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研究成为苏联哲学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成果之一。科普宁是坚定的认识论主义者，反对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他促进了苏联科学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指出科学研究就是科学认识的过程，即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知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他坚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研究的逻辑”和“观念”的范畴，与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相得益彰。在任何艰险的环境之下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而不是随波逐流，是科普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哲学遗产。     

清除"应试教育"必须从升学考试制度革新入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整个社会体制的重大变革和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固有弊端日益暴露呈现出来。如“应试教育”这个概念所标示的，教育活动中的实际价值取向，与“人”的自由、全面和健康发展是格格不入的，与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是严重脱节的；也如“应试教育”所指称的，教育施行过程中的教育教学方式，对受教育者身心健康、国民教育生态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不良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因此，在反思基础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时，人们将一切罪责都归咎于“应试教育”，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而极力推崇做为一种理想的“素质教育”，以期得到基础教育窘境的消解，似乎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是"天球"不是"天体"--纪念哥白尼《天球运行论》出版460周年

哥白尼的巨著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应该译成《天球运行论》而不是《天体运行论》。“天球”是希腊数理天文学的基本概念，哥白尼正是这一数理天文传统的正宗传人。强调是“天球”不是“天体”，是为了恢复科学史的实情。     

两种“万物皆数”观念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两种“万物皆数”观念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俞晓群，王前在数学史上，“万物皆数”的观念通常被认为是属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流传着另一种“万物皆数”的观念。比较一下这两种“万物皆数”观念的异同，及其对中西科学发展的影响，是很有...     

奎因的"经验论批判"与"语义上溯"对科学哲学的重构——从规范主义到自然主义

奎因重构科学哲学的策略体现着对语言与经验的双重关注。“经验论批判”确立起了整体论论题，并把批判指向了传统的意义论和还原论；“语义上溯”把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与科学的客观性问题转换为语言问题。这两个策略打破了先验主义，否定了超科学因素对认识论的介入，从而使奎因在科学哲学上超越了规范主义而走向了自然主义。     

旧学新知：明清番薯种莳与藏种知识的生产及传播

番薯原产于热带美洲地区，明代中后期经东南亚传入中国。作为一种无性繁殖的块根作物，其种植技术与中国传统以“五谷”为代表的谷类种植法有所不同。在传入初期，农学家围绕其“栽种法则”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现了种植技术的本土化；嗣后在其北传的过程中，闽浙的越冬留种法并不适用于寒冷的北方地区，当地人们逐渐摸索出窖藏的技术来保存薯种。明清时期形成的番薯栽培与留种技术并不是全然的“新知”,中国传统薯蓣作物种植法、储谷法、冬季窖菜法与块茎作物留种法等“旧学”皆为番薯新知识的生成提供了有益借鉴。藉由此，本文提出应以动态的观念审视新作物种植技术的生成过程，为考察外来作物的栽培技术史提供一个新视角。     

随"风"转向,还是挺"风"独立——从学"风"和版"风"论及编"风"

风者，流动之空气也。能流动之空气，当充斥寰宇，除非密封的真空系统，空气无处不在。风乍起，随温湿条件而变强弱或改方向。若为东风，随季节可变为南风或北风甚至西风，此自然之理；此理当可推演至入世。入世之“风”，较自然之风更见复杂。置身校园，亲眼见教“风”不良等引发的学“风”不正。流行日久，便不难发现校“风”之恶变。     

关于汉代的黄道坐标测量及其天文学意义

黄道是太阳在天球上的周年视运动的轨道。两汉时期,黄道概念及黄道坐标被引入了天文历法的理论与推算。文章分析两汉时期对冬至点位置、黄赤交角、二十八宿黄道距度等黄道坐标基本要素的测量,论述黄道概念在汉代天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意义。文章还对中国最早的恒星位置的黄道坐标－“石氏星经”中的恒星“黄道内外度”进行了初步的数据分析和历史考证,认为最可能是在东汉时期测定的。最后文章从黄道坐标测量的角度,简要论述汉代     

古历“金水二星日行一度”考证

该文对中国古代历法中关于“金水二星日行一度”的说法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同时对西方古代天文学关于金水二星运动的描述也加以比较分析。指出：“金水二星日行一度”是古代中外天文学家的一种普遍观点，这是与当时认识水平相适应的必然结果，我们并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一种错误。     

五行说对古代农业的影响

五行说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传统农学理论及其农业生产实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五行之"五"充当了农业系统的分类依据,五行生克制化之理为古代农业系统及其运行机制提供了重要解释。五行被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之中,引导传统农业走向精耕细作的道路,铸就了传统农业的辉煌。     

中国古代牡丹谱录研究

牡丹在中国传统名花中独领群芳,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在中国悠久的花文化历史长河中产生了众多的牡丹谱录。本文在总结前人对中国古代牡丹谱录研究状况的基础上,通过查阅古籍文献进一步考证了中国古代牡丹谱录的数量和存世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牡丹谱录共计41部,现尚存世16部,按内容可以将其分为品种谱和综合谱两大类。中国古代牡丹谱录的体例历代各不相同,主要包含序、正文、附记和跋四个部分。现尚存于世的16部古代牡丹谱录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对中国古代牡丹文化的研究以及现代牡丹的育种与栽培技术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的异常天象观

异常天象在中国古代受到高度重视，是历代天文观测的一项重要内容。象人类对所有事物的认识一样，中国古代对异常天象的认识也是以最初自发的直觉认识为开端，形成异常天象的概念，在阴阳说、五行说、元气说等关于自然的理论形成以后，对异常天象的解释随之产生。此外，按照占星术理解异常天象是中国古代异常天象观的一个重要侧面。     

古代象数观和现代数字化技术思想

当今的数字化技术可从周易象数观的"象与数"相互转换中,发现其思想源头.正如西方的"原子论"可溯及古希腊哲学家所提出的"原子"概念和17世纪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发现周易的"二进制"功能一样.<系辞>说象,拟诸形容而有象与极数而定象,说明了模拟和数字的两种过程.河图、洛书的图像,隐含着诸多神秘的数字关系,是世界上图像和数字之间完美结合的典范.邵雍给六十四卦赋以数字有两套系统:一是卦象的序数(含"加一倍"法);二是卦象的所当之数.周易的"数字化"思想,的确是开了先河.周易象数观的确有再研究的必要.     

“地理”和“地理学”探源

中国古人一直秉承“天圆地方”的地理观,到明末清初才有所改变。当时西方的地理学说已经传入我国,“地圆说”开始见诸汉语文献。反映到语言上,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地理”一词含义的变化。文章试图讨论“地理”和“地理学”含义的演变,从词语的角度揭示西方地理观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中算数学机械化思想在和算中的发展——解伏题的机械化特征

和算解伏题是关于多元高次联立方程组求解问题，因其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导入了行列式算法而向为学术界所重视。文章从数学机械化这一视角对其提出新的认识，重新讨论和算解伏题的消元理论问题，认为和算解伏题是中算代数化几何与以元天术为核心的代数演算的机械化数学传统的后续发展，关孝和给出了多元高次方程组消元的一般性程序，从而构筑了和算后期计算几何发达的基础，比诸行列式理论，解伏题的数学机械化思想的价值更为重要。     

指南针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

指南针产生以后,中国学者对指南针之所以能够指南,从理论上做过探讨.这些探讨大都是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而展开的.万历年间,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的科技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这些探讨中,阴阳五行的作用淡化了,而从力学角度做的分析却增加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传教士中,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为系统,但他的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并非吉尔伯特的磁学理论.南怀仁的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仍有中国学者用南怀仁理论解释指南针问题.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归属的悖谬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使用西方的观念体系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将其纳入经验科学的范畴。而对所谓“李约瑟难题”的解析,也简单地认为是中国缺少实验科学的基础。对指南针的研究表明,使用西方概念来研究中国问题,既不客观也很不恰当。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与欧洲迥乎不同,亟待依照本国的文化体系传承、科技发展路径,并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一套观念体系,以便树立文化的自尊和自信,并梳理出民族文化和科技传统,促进当代中国科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