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

受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护理系主任Stefan的邀请，作者用两周的时间访问了该校。在友好的气氛中，经过紧张而愉快的工作，签署了合作协议，达到了访问预期目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因医学生理诺贝尔评奖、颁奖而闻名于世，始建于1801年。护理系现有教职工130人，副教授以上占20％，讲师占10％，均实行聘用制。有博士生40人，硕士生20人，学士学位学生2200人(包括继续教育)，仅2003年上半年各种经费投入1200万元。(教学和科研各占50％)。     

访问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2004年5月4日-6月27日，笔者访问了位于Stockholm的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工业生态系，进行了为期1个多月的污水处理工艺技术科学研究项目合作。此次出访，学习了瑞典在污水处理工艺技术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先进技术，并为双方在污水处理，能源利用、合作办学等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奠定基础。     

瑞典三叶虫专家阿尔伯格来我院访问

瑞典隆德大学三叶虫专家Per Ahlberg博士在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五局及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统一安排下于1991年9月9日至9月16日来我院访问,17日上午离筑,历时八天。其间与我院地质系赵元龙副教授等进行寒武系三叶虫学术交流,就三叶虫研究合作及院际交流的可能性进行了友好的交谈。Per Ahlberg在赵元龙副教授及黄友庄讲师、龚显英副教授的陪同下,用四天的时间很有兴趣地观看了黔东凯里组30多个属500多件三叶虫标本及凯里动物群其它门类化石及大量照片,并冒雨观察了黔东凯里组剖面,采集了一些三叶虫标本。对于数年来采集、积累起来的大量化石标本及照片等资料,Per Ahlberg表示赞尝。     

瑞典副首相Maud Olofsson女士访问复旦大学

2007年11月2日上午,瑞典副首相兼企业与能源部部长Maud Olofsson(莫德·奥勒夫松)女士访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并出席了公共卫生学院"中瑞食品安全营养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     

瑞典古生物学家伯格斯特朗教授来我院访问

在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贵州省科协、贵州省古生物学会的安排下,瑞典著名古生物学家、瑞典国家自然博物馆古动物学部主任伯格斯特教授(prof.J.Bergstr(?)m),在澄江动物群发现者、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候先光同志的陪同下,于1989年10月27日至29日访问了我院。伯格斯特朗教授在我院地质系系主任毛健全教授和赵元龙副教授的陪同下,很有兴趣地观看了凯里地区寒武系丰富的古生物化石科研标本,并对这些保存很好的标本     

教学随想录

常言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那么,也可以说,“教材是教学之本”。没有好的教材,很难有好的教学效果。我校自一九五八年创办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曾选用过多种版本作为教材,其中有丁易、刘绶松、唐韬等主编的,也有我省或外省师专集体编写的,这些书给我们教学带来很大的方便和作用。但在教学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一是教材内容太多,因为有些版本是本科教材,这对师专生来说,份量太重;二是这些教材有自己的体系,不是按照师专的教学大纲编写的,所以对有些重     

中日友好随想录

“此地无银”的保证同松村达成互设联络处协议的消息公布后,中日双方有关人士都为两国关系发展到互派常驻人员这一步而兴高采烈,同声庆贺。中国方面很快确定了人选,我被任命为驻东京联络处的首席代表,吴曙东、陈抗为代表,康敏、林波为随员。虽然人不多,也不是使领馆,但情况特殊,我深感重任压肩,事非小可,只有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同心协力,为发展中日关系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协议签署后,首先碰到的麻烦是中方代表的入境签证问题。当时双方在北京曾商定,中方代表先于日方成行,因为实现协议在中国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只要日本政府发     

中日友好随想录

“有终之美” 1972年8月1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下午4点30分,田中角荣首相在东京帝国饭店接见了我和肖向前,同我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日本在职首相正式会见中国访日代表团团长和我常驻日本联络处的首席代表,还是战后历届内阁的第一次。陪同田中首相会见的还有二阶堂官房长官。我们按预定时间到达帝国饭店,从饭店大门口到高楼上的会见厅,长长的通道两侧站满了新闻记者和     

中日友好随想录

孙平化同志从建国以来就从事中日友好事业,六十年代曾出任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和中日友协副会长。他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中日友好随想录》一书,以生动的文笔,通过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的描绘,展示出中日友好事业怎样从涓涓细流发展成为滔滔江河。本刊征得作者同意,从本期开始连续选载书中若干章节,以飨读者。     

中日友好随想录

二十分之一国会议员云集北京渠道接通之后,中日交往的领域越来越宽阔。不仅民间人士、贸易界朋友不断来访,政治家、国会议员等各方面人士也陆续访问我国。中日建交时周总理高度评价为发展中日关系作出贡献的日本朋友时说:“饮水不忘掘井人”,在打开中日关系方面劳苦功高的先驱者和掘井人确实令人尊敬。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出建国初期以来同日本朋友交往中的那些生动感人的情景。 1953年池田政之辅率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代表团来北京谈判,并于11月29日签订了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一行中有老资格众议员松田竹千代和社会党众议员风见章。风见是近卫文麿的谋臣,战后有一些政治家集结在他周围,形成一股主张革新、进     

中日友好随想录

活跃在日中友好阵线的旧军人在片山哲前首相率领的拥护宪法国民会议访华代表团中,有一位曾经在侵华战争中身居陆军要职的人,这就是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极大牺牲,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     

创作主体研究随想录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领域任何一门“显学”,都由非“显学”演变而来。从发展的眼光看,“创作主体”这一研究领域,必将成为强将精兵云集之地,“创作主体”学终将进入“显学”之列。它太值得我们研究了。开展“创作主体”学研究,其意义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可以促使文学艺术家更自觉地进行文艺创作,克服创作中的盲目性。文艺创作,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劳作,文艺家不知要付出几多代价,才能生产出一点产品。老托尔斯泰说他的作品都是用他的肉在墨水里泡成的,我国古代则用“讴心沥血”四字来形容创作的艰辛。然而,我们应看到在文学艺术家所耗去的心血中,除了正常消耗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无为的、非正常消耗的。对于这一点,     

中日友好随想录

“没有孙平化的孙平化宿舍”我们驻东京联络处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和宿舍,总感不便。从1966年起我们就在筹划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买地盖房子。后经国内批准,我们在东京华侨总会陈焜旺(当时是副会长)和日本朋友的积极协助下,在港区惠比寿物色到一块地皮,是“三菱矿业”的“寮”(宿舍),面积约五六百坪(每坪3.3平方米),我们下决心买下这块地皮,盖一所办公楼,一所宿舍     

中日友好随想录

“万丈高楼平地起”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还要迅猛。看到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中日友好事业口新月异、中日邦交正常化指日可待,心中充满了喜悦。但又觉得似乎来得太突然,思想有点儿跟不上趟。因此,决心努力紧跟形势,领会上级意图。恰好这个时候,上级派我率团访日,时隔五年又踏上友好邻邦的国土,见到众多的老朋友,耳闻目睹许多新事,感慨甚多。     

中日友好随想录

为互设民间常驻机构扫清道路中日备忘录贸易达成协议,中日友好协会成立,中日关系中的喜事一桩接一桩,高潮一个连一个。既然双方商定要用积累方式发展中日关系,就应该在如何积累上不断作点文章。1963年当LT贸易额进出口达到一亿美元的时候,双方开始议论应该互设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互派常驻代表,以便加强联系,推动工作。迄今两国民间的联系虽然不少,但都是临时性的。如果能互设常驻机构,尽管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半民半官的小规模的机构,无疑它是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1964年1月,我随中国青年京剧团访问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日本文艺界朋友们都希望中国京剧界的后起之秀能在日本舞台上演出,以满足广大京剧爱好者和日本人民的要求。神彰和他的夫人、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当时结婚不久,有一女儿)对此事颇为热     

中日友好随想录

亚太和会与照相机中日民间贸易谈判刚一结束,我们即转入另一项更加紧张的工作。为了准备建国后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在北京召开,1952年6月3日举行了有关国家代表参加的筹备委员会。     

中日友好随想录

“兴安丸”的历史贡献从1953年初起,中日两国民间开始进行一项比较大的活动。这就是,中国方面协助日侨回国,接收在日本的部分爱国华侨,其中不少华侨青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日本方面则把在战争期间被日军抓到日本迫害致死的中国烈士遗骨送回中国。日本投降后,除部分为苏军所俘虏的日本军政人员被带到西伯利亚外,在中国还留下了许多日本人。新中国成立前,在一些国民党“接收”的地方,由国民党从大连等地把一部分日本人遣送回日本,还有不少     

中日友好随想录

奔波于东京北京的朋友们就在我们舞剧团一行访问日本期间,几位日本老朋友也频繁地来往于东京、北京之间,为迎接日中关系的新高潮而劳碌奔波。1972年7月12日,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老先生首先访问北京。当时围绕怎样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日方内部意见不一。焦点之一就是承认不承认中国方面提出的恢复邦交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佐佐木更三来中国之前曾往见田中首相,当时田中首相就表示日本     

中日友好随想录

不叫大使馆的“小型使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的牌子挂起来以后,“生意”十分兴隆,日程排得满满的。宴请和赴宴也接连不断,算得上是“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从大型的国庆活动,到小规模的同窗聚会,乃至忘年迎新,婚丧嫁娶等等,活动频繁,丰富多采,忙得不亦乐乎。小小的联络处几乎每天门庭若市,宾客接踵不断。记得1966年在椿山庄举行国庆招待会,大厅和院内,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出席者多达两千余人。从规模来说,不亚于中国其他驻外使领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有时我们也参加建交国家驻东京使团的一些活动,加上接待由国内来访的代表团组、文艺体育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