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中的两性关系研究

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性别政治似乎成了女性研究的代名词,但是性别研究绝非仅意指女性研究,这种政治身份的混淆把女性塑形成低于男性的性别等级,为审视两性关系提供了不平等的权利基础。20世纪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以女性主义标榜自身,但是在《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中却集中解构了女性与男性的生理与社会性别,作品中女性身体的反叛与“先锋”僭越社会法则,甚至与男性进行“性别扮装”,故事中性别秩序的颠倒是身体重建的可能,而卡特书写的两性关系也在时刻警醒性别政治意义重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草明作品中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关系的转换

以草明20世纪30年代的短篇小说和四部代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草明作品中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关系。认为草明的早期作品呈现出女性话语对主流话语的寻找,从进城的农村女儿的视角描写她们物质的贫穷和对生存出路的寻求;后期作品呈现出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的重合,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塑造符合主流期待的社会主义新女性。两种话语关系的转换是时代潮流和草明个人选择的结果,尽管女性话语和个人视角的匮乏使草明的作品在新时期遇冷,但终生为工人阶级写作成就了草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地位。     

对抗与依存——评王安忆的《逐鹿中街》与《岗上的世纪》

本文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来分析研究新时期女性文学代表作家王安忆的两篇作品，指出作品中的男女性别“战争”中，男女之间既是相互对抗，又是相互依存的。笔者的结论是，人类生活要和平和宁静，就应不断对男权中心话语进行消解，从而达到男女地位的真正平等     

文化英雄与性别叙事——对李连杰电影《霍元甲》的一种女性主义解读

《霍元甲》的经典形象是民族意识和男性话语的历史产物。2007年由李连杰主演的同名电影对这一文化经典的重新演绎,虽然已经意识到以往完全被忽视的女性形象和性别符号,然而在突出呈现文化英雄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同时,仍然落入父权主义和男权话语的历史叙事模式。运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通过深入解读影片中的性别形象内涵,从而揭示出在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中被传统父权话语所遮蔽的性别批评空间。     

重建精神的家园——对《米德尔马契》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通过对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的新历史主义解读，揭示出作者从中暴露出的社会生活控制、性别压迫及宗教等诸多社会问题，显示出作者对维多利亚时代中心话语的质疑和挑战。而艾略特在其作品中流露出的道德意识、女性意识及人文主义宗教思想则反映了她从话语上颠覆了中心之后对人性和心灵的回归和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呐喊。     

性别、民族与权力：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国/族”论

后殖民女性主义将性别的视角渗入民族议题的讨论中,使我们能够在民族、国家、阶级和性别的动态关系中讨论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问题,这是一种有益的理论跨界,并使我们对国/族主义的某些论述保持清晰的批判,其讨论共分为三个方面：公私话语的设置导致了女性身份的暧昧不明;置身于性别利益之上的国/族话语对女性的暴力;为抵抗西方殖民或争夺对女性的控制而提倡某种落后的传统等等.     

浅谈性别话语差异在大众传媒中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话语中,性别差异体现出不利于女性的一种社会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本文从女性主义理论核心“社会性别”的角度观照大众传媒,分析和阐述了传媒中常见的男女性别话语差异。     

视觉女性与女性视觉

在消费社会这样的社会语境中,我们不难发现女性已成为大众话题,更是媒介关注的热点,然而媒介的女性观实质上是一种商业女性观。媒介的社会意识性别也是男性文化主导下的社会差异性别。女性成为一个商业话语,然而却有不少女性乐此不疲,消费并被消费着。     

王安忆创作中女性意识追寻

王安忆是一个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女性本体的强烈关注.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和写作功底的加深,王安忆的女性意识呈现出明显的变化.通过对王安忆创作的纵向考察,不难发现在新时期之初,王安忆以"中性"状态进行写作,女性经验被主流话语遮蔽;八十年代中期,其女性主题意识觉醒;九十年代则立足女性自我,超越性别对立,对人的本质和现代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和质询.每一个阶段都表露出作者对女性本体如何走出困境的深刻思索.     

带刺的玫瑰－－解读香港作家亦舒小说中的女性主义

香港作家亦舒的作品用女性主义抗衡男权社会，意蕴深邃。其女性主义学批评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女性主义学；其二，建构女性经济权威，塑造自我价值实现的女性形象是对女性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创见；其三，女性主义新视角－－女性间友谊的联合产生性别群体的集体意识，与权力话语对抗。     

安吉拉·卡特的颠覆之路——《马戏团之夜》和《沃伊采克》的互文性研究

对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马戏团之夜》和德国剧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的《沃伊采克》进行了互文性研究。这两部作品的互文性主要表现在《马戏团之夜》中蜜依父母的故事和《沃伊采克》这一短剧的情节和风格上。然而卡特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主义作家，她比毕希纳在社会关怀上走得更远。为了给予女性话语权和颠覆传统男权社会，卡特在小说中创作出小人物蜜依。通过角色的延伸与再塑造，赋予其新的内涵。卡特所要呈现的是对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对家庭暴力及社会偏见的反叛的思考。     

论六类花卉意象中古代女性身份的定位

在古代女性诗词作品中,花成为具有性别特征的特指意象,用以赞赏女性容貌、隐含女性地位等.女性创作实践所具有的社会特性与女性身份定位的生物性呈严重偏差,这种偏差在落花、飞花、盼东君、独赏花和以花作人格譬喻五类作品中有突出反映,表现在外层是情感失衡,作品中感伤情绪突出,深层则是对男性特权下女性定位的正向认同或逆向否定.     

论安吉拉·卡特狼人故事中的两性关系

安吉拉·卡特被誉为出色的故事作者,其作品引起了大量的文学评论。人们称她为女权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赞扬她打破了性别的刻板印象。以《小红帽》的改写故事《狼人》、《与狼为伴》为例,分析在《小红帽》原型故事的流变中有何不同意义,藉以论述卡特改写版本的时代意义,重点论述卡特的童话如何体现了两性关系的不同结局与多样的两性关系。     

女性意识的缺席——论电视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电视媒介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建构,表达了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种种期待,以及男性话语对女性的想象和叙述。性别陈规下的女性类型主要有贤妻良母、职业女性和作为娱乐消费形象出现的女性,表现出性别不平等的角色定型现象。这种媒介所建构的女性单一形象对女性意识的提升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提高社会和公众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度,加强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反省,是消除电视媒介中的性别歧视、改变传统角色定型,推进两性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李清照词的性别跨越与坚守

李清照以超凡的思力与才华超越了男性强加于女性的性别意识,在词学理论上有睥睨前辈、独树一帜的胆魄,在生活和文学创作中也表现出神骏自傲的人生意气,但这种跨越最终是为了更好的坚守自己的性别经验,这种对女性经验的坚守,开掘了被男性文化遮蔽的女性文学、文化的幽深内涵,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系统和文学谱系,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男性文学传统。     

从“卧室”到“第三空间”——网络女性小说的创作机制与女性话语建构

网络技术给社会空间和文化领域带来了变化。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及思想意识的觉醒，女性开始在网络空间寻找独立的生存之地，并打破空间领域的“公”“私”分界和性别偏见，创造“进”可跨入公共空间、“退”可回归“自己房间”的阈限空间，由此女性从“卧室”走向“第三空间”，拥有了表达自我、言说欲望的场域。同时，网络女性小说在创作主体鲜明的性别意识下彰显着女性写作的力量与魅力，在资本积累与权力争夺中不断发展，实现了女性在网络空间的话语赋权与主体建构的目的。网络女性小说在空间活动、话语言说、资本积累、性别认同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反叛与变革意味。     

女人是谁——实践理性思考序曲(一)

本文以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为蓝本,立于女性立场,重新审视希腊神话中的符号配置,以探究神话话语中性别之分的来源,特别是女性性别的生成,企图解剖出千年男性群集体心智的病理现象。     

略论女性散文叙述干预的女性主义

女性散文叙事中的叙述干预具有鲜明的性别指向。以叙事学为基本理论方法,对萧红、杨沫、池莉等不同时期女作家的散文叙述干预进行分析,挖掘长期隐蔽于叙述话语"夹缝"中的女性话语,探讨它们在功能、形态、女性主义思想表现等方面的差异及其成因,是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对于揭示女性的现实文化生存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父权、女性和男性--关于《玩偶之家》的女性主义解构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社会戏剧”中最早的一部讨论家庭关系的戏剧作品。劳娜的出走一直都被认为是女性对男性统治下的社会的反抗，是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文章试图重新审视这部戏剧中的性别问题，从而揭示易卜生和他笔下的人物劳娜，都无法真正摆脱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劳娜，作为易卜生男性经验的创作人物，自始至终陷于父权社会的权利话语中，她的出走并非真正觉醒只是对海尔默没有履行父权社会加之于身的责任的幻灭。     

男权镜像的破裂——新时期女性诗歌话语考察

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女性一直被笼罩在男权话语的阴影之中。已经觉醒的新时期的中国女性开始对男性为女性设立的花草隐喻和神女峰意象予以改写,对象征男权的“天空”意象予以反叛,对性别专制的“家庭”意象予以拆解,以期完成对男权话语的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