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害人不明的高空抛坠物侵权责任浅析

高空抛坠物侵权责任不同于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致人损害侵权责任,也不同于共同危险行为。高空抛坠物侵权行为构成后,一定范围内的可能行为人应当分担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责任,但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此种责任的正当性在于有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以及有利于真正致害人的发现和类似损害后果的预防。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高空抛物罪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为解决近年来频繁出现的高空抛物案件,于2019年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虽然司法解释解决了高空抛物案件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部分问题,但也导致高空抛物案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率上升,这可能会导致定罪量刑的不当。2020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高空抛物行为独立成罪,且在制定的过程中将高空抛物罪从一开始的危害公共安全类罪名修订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罪名。考虑到高空抛物案件实际情形的复杂性以及行为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差异的悬殊性,下一步的研究应当在明确本罪主客观要件的前提下,以高空抛物罪为分界线,实现高空抛物案件的分层治理,构建由轻到重的(无罪、高空抛物罪、人身财产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高空抛物犯罪治理体系。     

这是全国首例高空抛物罪案件

3月1日,最新刑法修正案生效,"高空抛物"正式入刑.当天,江苏常州溧阳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高空抛物案件,被告人徐某某犯高空抛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这是全国首例高空抛物罪案件.     

大规模侵权几个基本问题探讨

大规模侵权是高度风险社会新型侵权方式之一,在我国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情形下研究这种侵权行为迫在眉睫。界定大规模侵权的概念要解释和描述其案件受害人人数、因果关系、赔偿数额、处理结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核心特征以及同质性的受损原因。大规模侵权除核心特征外,还具有受害主体呈潜在性和缓释性、救济困难、损害后果严重、案件处理复杂等特点;应当建立无过错原则占有主导地位、过错原则处于从属地位兼有过错推定原则的多元化归责体系;其主要分布在产品责任、医疗责任、环境与生态保护责任、证券欺诈与虚假陈述等领域,在适用时先把自然灾害、矿难以及侵权特别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排除之外,再考虑受害人人数和损害数额因素。     

浅析高空抛物侵权行为——对《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解析

高空抛物成为全社会争论的热点话题,大致源于2000年5月发生在重庆市渝中区的＂烟灰缸伤人案＂,当时法院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判决两幢楼里的22户居民对被烟灰缸砸伤的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个案例以及后来在各地发生的一些类似案例,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为这类案件的解决提供了最新的途径。     

基于边缘计算的鱼眼相机高空抛物检测系统

高空抛物引发的人身财产损失案件频发，并且抛物行为迅速而突然，目击者少且不稳定，这导致了案件的取证工作变得极为复杂.针对此类现象，提出一种基于边缘计算的鱼眼相机高空抛物检测系统，主要分为图像视频采集、终端动目标检测以及边缘端目标识别3个模块，在终端将高空抛物视频矫正畸变后，利用三帧差法对抛物者与抛物对象进行标记，随后发送视频序列至边缘端进行目标识别.实验结果的平均精确率均值为0.994,结果表明该系统能够有效检测高空抛物行为.     

论著作权侵权责任中的非损害赔偿方式

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著作权客体的无形性及其类型多样性决定了著作权人侵权所造成的损失难以准确界定,而这一特性,又致使传统民法中负担侵权行为人承担不作为义务的非损害赔偿方式开始转向责令行为人负担特定的行为义务,以救济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而使我国侵权责任法中所规定高度抽象的非损害赔偿方式,在著作权保护实践领域中出现了极为个案化的实现方法。     

食品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机制探索与比较研究

食品大规模侵权不同于一般侵权,鉴于食品侵权的受害者常常陷于索赔难的境地,而侵权责任法以及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的实现仍面临很多障碍,目前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的法律救济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尤其在立法层面依然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在对食品大规模侵权的现状及损害救济问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外相关制度的比较研究,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考量,提出了建立涵盖实体法救济、诉讼救济以及社会化救济的多视角和多元化损害救济制度的建议。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以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属性假设入手,分析了环境侵权行为的外部性特点及民事救济中的不完全信息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方式选择上惩罚性赔偿优于同质赔偿的观点,继而采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环境侵权民事救济方式采取惩罚性赔偿找到了三个经济学依据。最后对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局限性和不足做出了说明。     

大规模侵权行为及其归责原则初探

阐述了大规模侵权的概念及其特征,分析了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激增对侵权法的挑战,探讨了大规模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指出应当在明确大规模侵权概念的基础上确立大规模侵权的归责原则,以使大规模侵权事件中的受害主体从法律的渠道得到救济.     

浅析英美法系侵权因果关系理论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侵权案件大量增多、侵权行为日益复杂,侵权因果关系理论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英美法系采取＂两分法＂的方法将因果关系分成＂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两个步骤：首先,确定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是造成受害人损害的事实上的原因;其次,在确定了行为人的行为确实造成了受害人损害的前提下,进而判断该损害是否属于法律上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     

论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日益频繁,涉外侵权案件显著增加,侵权范围也不断扩大,有关涉外法律适用问题的探讨也日趋复杂。通过对国际私法上的一些涉外侵权适用原则进行分析,我国涉外侵权法律适用的立法规定是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当侵权行为实施地法与侵权结果发生地法不一致时,应基于利益衡量原则适用对受害人更为有利的法律。     

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救济方式的比较分析

环境侵权损害的救济必须采取多种救济制度相结合且互相协调的方式,采取任何单一制度都有失偏颇且难以为继。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救济制度由环境责任保险、提存金、互助基金、政府救助基金等组成,并分别适用不同的情形,从而形成对受害人全方位的救济。在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仍是我们设计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救济制度的主要选择。同时,还应采取"行业性企业互助基金"与"综合性政府救助基金"相结合的较完整的基金制度,从而实现环境风险的社会化分散和受害者权益的及时救济。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

当前环境侵权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如何对环境侵权进行有效的救济,长期以来一直是环境法要解决的一个难题,但是,由于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适用传统的救济方法已远远不能达到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为此,有的学者提出了环境侵权公益诉讼这种新型的制度.本文从环境侵权诉讼这一概念出发,分析建构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这一制度的一些设想.     

论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考虑到夫妻之间特殊的亲情关系与伦理调整的特点，法律几乎没有对夫妻之间的侵权行为予以调整与规范，没有保护婚内侵权受害方的合法权益，这有悖于民法的基本理念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面对家庭暴力等婚内侵权事件的大量出现，我国婚内侵权的民事救济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确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应当规范婚内侵权行为，建立赔偿损失为主要方式，其他责任相结合的婚内损害赔偿制度。     

论高空抛坠物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7条

不明加害人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在现代城市时有发生,但《中华人们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由可能侵权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和法律的可预见性。国家应通过积极的事前预防等措施来履行其对于公共安全的责任,而不应过分扩大侵权法的适用,使无辜的公民承担他们无力承担的责任。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大规模侵权案之救济

"三鹿奶粉"事件作为典型的大规模侵权事件,引发了社会对法律救济艰难、行业自律缺失、政府监管不力、大规模侵权造成的危害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参考、借鉴国外大规模侵权的相关制度与救济方式,完善代表人诉讼制、确立跟踪观察义务制、建立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制、设立专项救助基金制,是实现我国大规模侵权案件救济的有效措施.     

要约邀请构成侵权行为的相关分析

承认要约邀请可能构成侵权行为,有利于充分保障受害人的权益.要约邀请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将构成侵权行为.要约邀请构成侵权责任,应包括要约邀请中存在违法行为、要约邀请导致了损害、受害人的损害与要约邀请存在因果关系、要约邀请人主观上有过错等四个构成要件.要约邀请中侵权行为的具体形态有:要约邀请侵害知识产权;要约邀请侵害人身权;要约邀请侵害合同债权;要约邀请侵害合法权益.要约邀请构成侵权责任时,应承担侵权责任.     

论环境侵权公共补偿基金制度之构建

环境侵权公共补偿基金制度是实现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一种途径,为弥补现行制度对环境侵权案件救济的不足,我国有必要建立该制度。该制度的建立应从设立原则、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等方面作出总则性规定,对基金补偿的范围和标准、基金的筹集和管理作出具体规定。     

环境侵权损害填补基金疑难问题探析

环境侵权损害填补基金作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的具体制度之一,对于环境侵权损害填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具体运作中,基金在资金来源、救济范围、启动标准(启动条件及救济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基金的运作效果与基金的启动标准具有紧密联系,基金的启动标准又受到基金的资金来源及救济范围的限制。破解疑难问题需从基金的资金来源、基金救济范围和基金启动标准三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