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武陵山区居民热浪健康风险认知与应对

目前关于贫困山区居民对热浪健康风险感知和适应行为的研究非常有限.通过在2017年采取多阶段抽样方法选取武陵山区五个县1008个当地居民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影响武陵山区居民对热浪健康风险的感知和适应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受访者对热浪气候的健康风险有较强感知,但风险防范意识较弱且专业健康知识非常缺乏.66.4％的受访者感觉到近年来天气变暖,71.8％的受访者认为热浪将会对健康造成威胁,且有60.6％的人在热浪天气会有身体不适反应.有92％的人有应对热浪的行为,67.5％的人会在受热浪健康风险影响时寻求帮助.然而,仅有12％的人掌握在热浪时保持健康的信息或知识,仅有23.8％的人会做事前准备.就业状况、性别和疾病状况均会影响山区居民对热浪气候的感知和适应.最后,为减少极端高温事件对山区居民健康的影响,提出开展健康教育与促进活动、建立极端天气预警系统、强化公共卫生设施和制定适宜应对策略等措施.     

雾霾风险情景下陕西公众防护性行为的文化程度特征

目的 研究雾霾风险情景下公众防护性行为的文化程度特征,以期为陕西雾霾风险防控提供公众参与的社会依据.方法 以陕西不同文化程度公众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问卷星获取数据,分析了雾霾风险情景下陕西公众防护性行为的文化程度特征.结果 雾霾风险情景下陕西公众防护性行为受文化程度的影响较大;不同文化程度公众的防护性行为与雾霾风险感知、感知可控性、环境信息影响和雾霾知识熟悉度间呈正相关关系;不同文化程度公众的防护性行为可以用公众雾霾风险感知、感知可控性、环境信息影响和雾霾知识熟悉度等较好地模拟(R2=0.9975;N S E=0.9973).结论 雾霾风险情景下,陕西不同文化程度公众的防护性行为主要受公众雾霾风险感知、感知可控性、环境信息影响和雾霾知识熟悉度的影响,利用这些参数能够较好地模拟公众的防护性行为,该模型可以为陕西公众雾霾防护性行为的模拟和预测提供参考和借鉴.     

沈阳市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方法研究

探讨了沈阳市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大气污染健康效应评价中调查区域设置、危险识别、流行病学方法研究等方面的相关内容,分析了调查区域、调查对象、调查内容等诸多影响大气污染健康效应定量化评价的因素,最终建立了沈阳市大气污染健康效应评价模型。该研究结果可为下一步定量化评估沈阳大气环境质量对人体健康影响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可为开展以人体健康指标特征为基础的大气环境风险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大气污染的风险认知研究评述与展望

回顾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公众对城市大气污染风险认知的相关研究,系统梳理了风险认知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媒体和官方发布的大气污染数据并非公众评判空气质量的主要依据,人们通过自身与污染源的远近、植被覆盖、感官感受、健康状况及日常对话等对空气质量进行判断。公众对周围大气污染的感知与环境中污染物浓度的相关性并不一定高。女性、患有呼吸道疾病和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更关注大气污染。社会经济因素也尤为重要,人们在判断大气污染时总是参考他们对当地社会经济水平的综合印象。此外,对研究风险认知的定性和定量方法做了对比和评述。最后提出今后我国学者可能拓展的研究方向,如探索公众对污染与健康影响之间因果关系的认知、媒体和信任的作用以及风险认知对行为改变的作用,以期为我国城市大气污染风险认知的研究提供参考。     

服务环境感知与顾客公民行为倾向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探索服务环境感知对顾客公民行为倾向的影响关系,以环境心理学为理论基础,选取饭店为研究背景,构建服务环境感知、消费情感、服务质量感知和顾客公民行为倾向之间的概念模型.利用结构方程进行模型和研究假设检验,研究发现:①服务环境通过顾客消费情感对顾客公民行为倾向产生影响;②顾客积极情感对顾客公民行为倾向的影响强于顾客消极情感对顾客公民行为倾向的影响;③饭店档次在服务环境对消费情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该研究为企业调整服务环境因素,促进顾客公民行为产生提供理论依据.     

移动医疗APP用户接受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在技术接受模型的基础上,结合移动医疗APP的特点加入信息质量、主观规范和感知风险3个因素构建理论模型,探讨影响移动医疗APP用户接受行为的因素,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信息质量、主观规范和感知风险影响了用户对移动医疗APP的接受行为。其中,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用户的接受行为呈现正相关,信息质量与主观规范正向影响用户的接受行为,而感知风险对用户的接受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另外,主观规范并不对用户的感知有用性产生作用。建议通过社交网络推广移动医疗APP,加强政府监管以降低用户感知风险,提高健康信息的质量,提升医疗APP的易用性。     

感知服务质量与购后行为:公共体育场馆运动者的影响效果研究

基于感知服务质量模型和购后行为理论,构建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的行为路径,运用定量分析研究方法对公共体育场馆运动者感知服务质量与购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体育场馆服务产品对积极购后行为和消极购后行为均有正向影响,产品供给是否符合运动者需求是主要原因;场馆服务传递对积极购后行为有正向影响,对消极购后行为有负向影响;场馆服务环境尤其是气氛因素对积极购后行为有显著影响。     

居民空气污染暴露健康风险实时动态评价的研究进展

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确定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空气污染水平，实时动态评估空气污染健康风险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本文对空气污染暴露健康风险评价的已有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一种提高其时空分辨率的研究思路。首先结合模型方法来提高环境浓度数据的时空分辨率，然后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为暴露评价提供实时动态的暴露路径和微环境的暴露浓度，最终利用实时动态的暴露浓度替代常规评价中的环境浓度，实现居民空气污染暴露健康风险实时动态评价。     

医疗资源可达性与居民就医行为研究进展

 医疗资源配置与居民就医行为分别反映了医疗系统的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相关研究对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医疗资源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地理学长期关注医疗资源的可达性,但对于就医行为的关注有所不足;而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空间视角相对缺乏。本研究对地理学和医疗卫生领域已有的医疗资源可达性和就医行为研究进行了梳理,构建了“空间-就医-健康”研究框架,以人文地理与城市规划的学科理论为基础,将行为主义、可达性模型、就医行为决策模型等方法论相结合,从微观个体的视角出发,试图探讨医疗资源可达性、就医行为、健康3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及影响因素--基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研究?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重点领域.本文通过入户问卷调查和结构式访谈,分析了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农户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认知,利用实验经济学的MPL方法量化了农户的风险偏好特征,并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户感知到了气候变化及其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并采取了多种适应行为,农户的风险偏好、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感知以及耕种年限等对其气候变化适应决策的采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未来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针对不同特征的农户群体,采取不同的适应策略.     

基于健康风险评估的燃煤电厂选址分析

采用AERMOD模型模拟燃煤电厂不同选址方案排放的汞浓度值,并利用USA EPA推荐的非致癌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评估人体健康风险,对不同选址方案进行比选。结果表明,选址方案B中汞24小时平均浓度均高于选址方案A,从环境质量角度考虑,选址方案A优于选址方案B;两种选址方案汞的非致癌健康风险均在可接受范围内,但选址方案B最大浓度点非致癌健康风险约为方案A的4倍,方案B不同群体健康风险也均高于选址方案A,从人体健康风险考虑,选址方案A也优于选址方案B。综合考虑两种比选角度,方案A为最佳推选方案。在对燃煤电厂进行选址时应充分考虑人体健康风险,尽量选择简单地形、下风向附近无密集居民点区域。     

基于梯形模糊数的矿区地下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

为解决传统确定性评价方法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适应地下水采样参数峰值较宽特征,将梯形模糊数应用在US EPA健康风险评价方法中,建立地下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并以我国位于内蒙古高原地区的某矿区为例,进行地下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9口监测井的儿童健康风险值均高出最大可接受范围,其中1号和2号监测井的值分布于两个风险等级中;有7口监测井的成人健康风险高出最大可接受范围,其中3号、4号和8号监测井的风险值分布于两个风险等级中。研究结果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更加精确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方法,为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环境事件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初步研究

提出一套针对重大环境事件的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估方法,该方法以高风险优先控制为原则,以指导场地应急修复为目的.在污染源识别中,依据事故企业所属行业,快速圈定可能出现的污染物种类及其对场地的影响范围,估算污染物总量,判定污染物分布及影响深度;在取样方案设计中,提出针对事故污染发生特点和场地特征设置的取样方案;在暴露评价中,暴露途径的选择以该途径能在应急修复技术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为原则,暴露途径一般应包括:食入消化,呼吸吸入,饮用场地内地下水3种;在风险表征中,分别对污染物在多种暴露途径下的总风险值和同一种污染物在不同暴露途径的风险值进行排序,优先控制高风险污染物和高风险的暴露途径.     

地理环境暴露与公众健康研究进展

 近年来，环境暴露与健康领域研究在多学科交叉的背景下得到深化。概述了地理环境暴露的内涵，指出地理环境暴露关注的主要是物质性环境暴露延展为包含自然环境、建成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在内的综合环境暴露；重点关注疾病与环境关系的医学地理学也逐步转向更广义的健康地理学研究，拓展了环境与健康领域的研究；提出地理环境暴露健康效应的群体差异和环境公正问题成为本领域的重要范畴。当前，耦合时空行为和多源时空大数据的地理环境暴露与健康效应研究得到快速发展， “地理环境暴露-时空行为-健康”的研究新范式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本领域研究。     

消费者营养型食品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拓展的健康信念模型

推动营养型农业的健康发展，促进营养型食品的产业升级，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因此探究我国消费者营养型食品选择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在健康信念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消费者健康意识，以作物营养强化食品为研究对象，构建消费者作物营养强化食品选择模型，并采用问卷调查法，从六个维度深入分析我国消费者作物营养强化食品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作物营养强化食品的购买意愿受到感知易感性、感知益处、自我效能和健康意识的正向影响，受到感知障碍的负向影响，其中感知益处的影响最大；感知严重性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此，该文从消费者认知和作物营养强化食品市场建设两方面提出促进作物营养强化食品市场顺利发展的政策建议.     

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

 心理健康对科技工作者发挥创造力和生产力至关重要。一项针对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大规模调查表明：逾1/5科技工作者存在抑郁表现,10.6%一年内有自杀意念,55.5%具有不同程度的焦虑问题。男性抑郁得分高于女性,中青年、中级职称和无职称科技工作者的抑郁和焦虑程度更高,科研人员抑郁高于支撑和管理人员;工作、经济和生活的压力是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工作获得的支持、自我更好的调节、适应和应对能力等是保护因素;目前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无法满足科技工作者的相关需要,建议建立和加强相关服务的建设,同时注重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珠江广州段微表层和次表层水中重金属分布与风险的初步评价

2009年2月至7月对珠江广州段4个站位的微表层与次表层水中As、Cd、Cr、Cu、Zn和Pb的质量浓度进行调查研究,并对健康风险作了初步评价.结果表明:珠江广州段水体均不同程度地受到6种重金属的污染;除Zn以外,微表层对其余5种重金属均具有较强的富集作用;通过饮水途径所致健康风险中,微表层平均总致癌风险为1.7×10-4.a-1,是次表层平均总致癌风险1.5×10-4.a-1的1.1倍,是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0×10-5.a-1的3.4倍;总致癌风险(As、Cd和Cr)约占总风险的99.8%,远高于总非致癌风险(Cu、Zn和Pb)的0.2%,控制含Cr和As废水的排放是降低该河段重金属污染物健康风险的有效途径.     

珠江三角洲垃圾焚烧发电厂烟气污染物的呼吸暴露风险研究

以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的3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MSWIPPs)为研究对象,利用大气扩散模型(AERMOD)模拟烟气特征污染物的扩散特性,研究了3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的大气污染现状,并应用美国环境保护署健康风险评价方法评估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3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烟气中颗粒物(PM₁₀、PM_2.5)、HCl、NO_x、SO₂、Pb、Cd、Cr和PCDD/Fs(二噁英)等的年平均排放质量浓度范围为1.98×10-9~93.87 mg/m3,预测周边环境大气中各污染物的全时段平均质量浓度范围为5.00×10-14~1.49×10-3 mg/m3,均远低于评价标准限值.呼吸暴露健康风险评价结果显示:HCl、NO_x、SO₂和Pb对人群产生的非致癌风险范围为2.71×10-7~1.38×10-2,Cd、Cr和PCDD/Fs的致癌风险范围为7.12×10-10~2.04×10-5,均处于可接受范围.在成人群体中,所有烟气特征污染物对男性造成的健康风险普遍高于女性,在儿童群体中则相反;儿童的非致癌和致癌风险均明显高于成人.在3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下风向均分布有小学、幼儿园等,建议根据人群分布、风向变化、春夏季节更替等特点做出相应的防护措施,最大程度地保障项目周边环境的空气质量和敏感人群的身体健康.     

高校体育与健康教育对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影响

为探讨高校体育与健康教育对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渐进影响,以河北科技师范学院2006级4 879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三学年体质健康测试、体育意识与行为问卷调查、体育健康知识与健康体育行为问卷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第一至第三学年体质健康水平呈逐渐提高趋势,而不及格比率随年级升高而增加。经数据统计显示,大部分体测不及格是由于其身体形态测试结果不合格所至,男生肥胖比例较高;大学生体育意识显著提高,但体育行为的提高速率显著慢于体育意识的增长速率,体育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不容乐观,但大学生体育健康行为情况好于体育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